我没有一个狄更斯式的童年，没有爬过烟囱，也没有趴到织布机下捡棉絮，更没在学校挨过藤条。这让我长舒一口气，至少不用把一个小国的GDP付给心理医生。但我的成长依然是一本典型的70年代手册：单亲妈妈在酒吧打工，一边抽烟一边啃书本，想要当老师。

她从来没把我和弟弟扣在后座的安全带里，我们就在二手烟和不系安全带的缝隙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家，父母会卷着大麻烟，抽高兴了开车送我们去露营地。我们十二岁，被留在帐篷里，守着瓦斯灯，他们去酒吧喝到烂醉。有一回我俩趁大人不在，叫了几个男孩钻进那个小帐篷，压根儿没想过危险不危险。反正，我们都活下来了，不但活下来，还活得特别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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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从八岁起就自己走路回家、自己开门、把大片白面包戳在编织针上对着煤气炉烤、边烤边看电视的街头小鬼，是怎么变成今天在莫宁赛德吃午宴的女士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打量着周围这些优雅的午宴女士，几百个，每一个孩子都念私校，穿着笔挺的西服和可笑的短裤，哪怕三九寒天。我跟她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除了——Waitrose。那是中产阶级特权最后的堡垒，还没有被税收榨干。你叫它超市，那真是委屈它了。它更像一个庇护所，收留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美食家、食物挑剔者和所有灵魂脆弱的人。我爱极了Waitrose，因为它和我成长的地方，隔着一整个银河系。

今天下午健完身，游过泳、蒸过桑拿，我顺路拐了进去。停车场里的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地让你先倒车进出，把空位让给你，在你绕过那个发卡弯时冲你微笑。快到圣诞了，空气里有种文雅的忙乱，带着一点暗涌的焦灼——大家都意识到，今天必须买到培根卷肠，不然圣诞节当天全家都要造反。

而记忆深处那个童年的超市，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普雷斯特维奇购物区阴冷的一角，有家叫Presto的超市，地板从未被清洗过，黏乎乎、脏兮兮，带着一股子粗粝。灯光白惨惨的，照出每一块碎裂的货架、歪斜的金属条。那里没人跟你说话，甚至没人愿意看你一眼。所有购物车轮子都是歪的，我和弟弟推着车，跟在疲惫不堪的妈妈后面，只会原地转圈。

你看，有些距离，不是用公里丈量的，是堆叠在一个个这样不起眼的下午里。而我，就站在这两种下午之间，依然不确定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