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春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并曾担任《人口研究》杂志主编。可以说，乔晓春教授是当今中国人口学界的一位权威人物。
但人口学界权威说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例如，过去曾有多位人口学界权威预测中国总人口和出生人口，与后来的实际结果相差巨大。
最近我看到乔晓春教授的几个视频，在一个视频中，乔晓春说，发钱鼓励生育的主张不可取，现在老年人养老都缺钱，哪有钱去鼓励生育。
我认为，老年人养老确实需要钱，但这与发钱补贴生育并不矛盾。如果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会导致社保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例如，东北三省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严重。根据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2024年度统计公报》，2024年全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 2181.43亿元，支出为 2842.87亿元。可见，黑龙江2024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当期缺口约 661亿元，依靠中央调剂金等方式维持运转。
在另一个视频中，乔晓春说，“我反对发钱鼓励生育，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才是最紧要的事。鼓励大家生孩子，严格来说，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背后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思路，就是人是工具，不是目的，就是人是为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乔晓春教授的上述观点是否有道理。
发钱鼓励生育，减轻育儿家庭的养育负担，本身就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不喜欢“发钱鼓励生育”这个词，那么，完全可以用“发钱补贴生育”或“发钱支持生育”这些词来代替，这些词在本质上意思是一样的，大致相当于英文的monetary pro-natalist policies。
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支持，包括发钱补贴生育、税收减免等；二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陪产假、父母育儿假等；三是服务支持，包括孕产服务、托育服务等。
仅仅发钱给育儿家庭，并不一定能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但如果没有发钱给育儿家庭，不对育儿家庭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就是说，发钱给育儿家庭，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所以，乔晓春说“我反对发钱鼓励生育，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才是最紧要的事。” 这种逻辑就好比说，“我反对给汽车安装车轮，安装一辆完整的汽车才是最紧要的事。”但如果一辆汽车没有车轮，怎么可能安装一辆完整的汽车呢？
“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这句话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的。需要注意的是，康德这句话的原意并非完全否定人在社会分工中具有“工具”的角色，而是强调不能被“仅仅”当作工具。在现代社会，医生治病、司机开车、员工上班，客观上都在充当“工具”角色，这很正常。正当的“工具化”是，在尊重对方理性、知情同意、且互惠的前提下，把人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例如：我付钱，你提供服务，双方自愿。在这方面，所谓“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意思是说，你不能只为利用别人达成自己的目标，无视对方的意愿与尊严，而应该尊重他人的自主选择权。
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写了很多文章呼吁放开生育政策，实行家庭自主生育，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人是目的，以人为本。例如，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及人类生活的丑学问题》（后来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人口危局》一书），反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主张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观点，其中有一段是：【在文章的末尾，一方面，李小平并不否认“从理论上讲，全世界的粮食资源可以养活400亿人”这个观点；另一方面，李小平引用美国昆虫学家艾里奇（又译为“埃里希”）的话问道：“但是，把地球实质上变成规模巨大的人类饲养场，能服务于什么目的呢？”然而，李小平忘记了这一点：正是把人类当成畜牲来饲养，才能规定地球的人口数量是多少！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人类并不是“服务于什么目的”，相反，人类就是目的本身！】
发钱补贴生育，就是把人当工具吗？显然不是！因为发钱补贴生育，并不是强制生育，而是给愿意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属于一种社会福利。
我认为，限制生育才是把人当工具。过去的计生宣传也说过， “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其实乔晓春教授过去也曾支持限制生育政策。例如，我在网上搜索到乔晓春教授发表在1991年《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在农村实行只要一孩政策的一个可行性实例---黑山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可以看出，当时乔晓春是支持一孩政策的。不过，后来乔晓春教授逐渐转变观点，也支持放开生育政策了，这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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