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升职请客没叫我,隔天签合同找我盖章,他才知道那顿饭漏了谁
我是在茶水间听见的。
那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去续第三杯茶,走到茶水间门口的时候听见里头有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没刻意压低,是财务科的林姐和行政部的小吴。林姐说:“哎,你收到陈伟的消息没?他晚上在望江楼摆了两桌,升职庆贺。”小吴的声音带着点兴奋:“收到了收到了,六点半对吧?我本来想跟你说呢,群里发的你看见了没有?”林姐说:“看见了,那陈伟这回可是正经升了,副科提正科,他那个部门正好缺个管事的,这回算是赶上了。”小吴说:“是啊,我看他这阵子跑前跑后的也不容易,这回总算落定了。”
我端着茶杯站在门外的走廊上,水还没倒,杯底残余的凉茶在杯壁上挂了一层薄薄的褐渍。我没有立刻走进去,也没有故意往后躲,就那么正常地走到门口,推了一下半掩的门。林姐看见我的时候脸上掠过一丝极细微的异样,但很快恢复了正常,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赵工今天加班啊?”我说手头有点活没弄完,晚点走。
我倒了热水,在茶水间站了大概半分钟,跟林姐和小吴闲聊了两句天气和工作量,然后端着杯子回自己办公室了。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我把茶杯搁在桌角,没有马上喝。
陈伟升职请客。望江楼。两桌。
没有我。
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把电脑屏幕重新点亮,继续看那份刚做了一半的报价核算。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跳,我平时看这些东西不费劲,但今天那几行字符好像黏在了一起,分不清哪一行是哪一行。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方,光标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数我需要多少秒才能重新进入工作状态。
我在这家单位工作十一年了。比陈伟早进来七年,他调来我们部门的时候我还是个普通的技术员,他是从别的科室转过来的,比我小三岁。那会儿我刚升了项目审核岗,手头管着部门对外合作项目的合同流转和用印审批。这个岗位说起来不算什么官,没有下属,没有行政权力,但全部门所有对外签的合同、协议、往来函件,只要需要盖公章的,都得从我手上过一遍。格式对不对、条款有没有硬伤、金额和付款方式跟立项批复是否一致,这些全得我看过之后才能递到主任那儿签批,签批完了再回我这儿盖章。
十一年的工龄,七年的审核岗,我从二十八岁干到三十九岁,全单位的合同用印记录本上,从我手上经过的文件编号加起来有四千多份。四千多份里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哪怕是紧急到当天下午就要发出去的合同,我也能在一小时内审完所有条款找出潜在问题。但整个单位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大多数人只知道“合同审批找赵工”,至于赵工具体在审什么、为什么有些合同会被打回去重新改,很少有人深究。
陈伟跟我共事四年多。他来的时候是个副职,手底下管着一个项目小组,有些合作项目签合同的时候需要来找我。一开始他不怎么习惯,觉得一个合同拿来盖章就行了,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后来慢慢理解了流程,对我也一直客客气气的,碰面打招呼、节假日偶尔发个祝福微信。但我从来没被他请过吃饭,也从来不在他的私人社交范围里。我对此没有过意见——本来就是同事关系,公事公办,谁也不是谁的谁。
但今天这个“没有我”,跟往常的“没有我”不一样。陈伟升职请客,请了全部门绝大多数人,请了财务科的林姐,请了行政部的小吴,他那个组的几个下属肯定也都去了。两桌酒席,少说二十来个人。这二十个人的名单里没有我,不是偶然漏掉,而是刻意排除。因为在同一层办公室的十几个同事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收到消息的。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是烫的,舌尖被烫了一下。我把杯子放下,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屏幕上。那份报价核算做了大半了,还剩两页附表没填。我把鼠标挪到第一个空格里,开始打字。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敲,敲完核对,核对完继续敲。等到我做完那份核算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对面写字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排好了队一样。
我关了电脑收拾桌面,站起来的时候看了看手机。六点四十分。望江楼的酒席大概已经开始上了,那两桌人正在热热闹闹地敬酒、夹菜、说恭喜。我拿了外套和钥匙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日光灯白惨惨地照着地面。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碰见了门卫老周,老周问我怎么今天走这么晚,我说加了会儿班。他点了根烟说:“陈科长今天升职请客啊,你不去?”我说:“没赶上。”老周噢了一声,没再追问。
我下楼骑电动车回了家。一个人煮了碗挂面,卧了个鸡蛋,吃完洗了碗坐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十点上的床。那一晚上我睡得不早不晚,梦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已经堆了三份待审的文件。一份是设备采购的框架协议,一份是跟合作方续约的补充条款,还有一份是项目结项报告。我按顺序把前两份审完了,改了几处表述不严谨的地方,签了“审核人”那一栏。第三份结项报告不着急,我搁在待办文件筐里,刚打开电脑准备处理今天的邮件,门被敲响了。
陈伟站在门口。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比平时整齐,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推开门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看见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着走进来:“赵工,忙着呢?”
我从屏幕后面抬起脸来,也笑了一下:“还行,刚审了两份文件。陈科,啥事?”
“有个急件,”他把手里的一沓纸放在我桌面上,“项目合作部的,跟中南设计院签的那份技术服务合同。昨天下午法务刚过完最后一版,今天上午必须发出去,那边等着要盖章件走流程。我这边都确认过了,就剩走你这里审一下盖个章。”
他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一样,公事公办里带着点客气。我低头翻了翻那沓合同,封面是标准格式的,甲方乙方签章栏齐全,条款页共十二页,用别针别得整整齐齐。我大概翻了翻,核对了一下立项批复编号,金额跟批复一致,服务内容和时间节点也匹配。
我说:“行,我先过一遍,没问题的话今天上午给你。”
陈伟笑了笑:“好,麻烦你了。”他转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加了一句:“那等弄好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让人过来取。”然后他就走了。
我低下头,开始一页一页地审那份合同。这是常规操作,十二页内容我需要看正文的表述有没有歧义,付款节点跟工作进度是否匹配,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对等,项目延期交付的处理方式有没有留出余地。我审了大概四十分钟,前面十一页基本没有大的问题,法务确实过得很细。但翻到第十二页的时候,我的目光停在了一份附属的补充说明页上。
那是一张单独打印的A4纸,跟在主合同正文后面,没有页码编号,像是后来临时加进去的。上面只写了一小段话,是关于项目验收节点的细化说明,把主合同里原本三个月一次节点验收改成了“分阶段按项目里程碑进行,具体里程碑节点由甲乙方代表协商确定”。这个改动看起来不大,但我对照了主合同第七款原来写的内容——那里明确约定了“每季度末由甲方组织验收会议”,现在这个补充说明把固定时间变成了灵活协商。
这不是法务的手笔。法务通常不会修改验收时间这样的核心条款,这更像是业务层面的人自己拟了一份补充说明夹在后面,想趁着主合同过审的时候一起蒙混过关。一旦我们这边盖了章,这份补充说明作为合同附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甲方拿了这份附件,以后可以随时以“协商中”为由拖延验收节点,项目尾款就会无限期地卡在甲方手里。
我把那张补充说明抽出来,放在合同正文旁边,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然后我拿起内线电话,拨了陈伟办公室的分机号码。响了三声他接起来了。
“陈科,你那份中南设计院的合同我审完了。正文没问题,但末尾加了一份补充说明页,上面关于验收节点的约定跟主合同第七款不一致。这个改动法务知道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拍。“哦那个啊,”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轻描淡写,“那是昨天下午中南那边提的,说他们项目节点比较特殊,按季度验收跟实际进度对不上。我跟项目合作部的李主任商量了一下,觉得按他们说的来也行,就让他们补充了一个说明。”
“这个改动的书面确认有没有?李主任签字了吗?”
“口头确认的,”他的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急,“今天上午他们要盖章件,来不及走书面补签了。你看内容本身也没啥风险,就是灵活调整一下时间,不影响整体金额和交付。”
我拿着话筒没有说话。窗口有风灌进来,把桌面上那份补充说明的纸角吹得微微翘起来又落下去。
“陈科,”我说,“这份合同盖章之前,补充条款的变更必须要有甲方确认的书面签字,否则后续万一出现争议,咱们盖章的这个附件甲方完全可以不认是他们提出来的。你不能让合同上留着这种模糊地带。我不是卡你,这是规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陈伟的声音沉了一点:“赵工,这个项目我盯了四个多月了,今天必须把盖章件发出去,中南那边等着这份合同走他们内部的转款流程。你这会儿让我补签字,我今天上午根本来不及。你能不能先盖了,书面确认我下午补给你?”
“不能。”
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跟平时一样平,没有多余的情绪。话筒里安静了几秒钟,我听见陈伟那头的办公室里有他下属在说话的声音,然后他的声线降得更低了,像是用手捂了一下话筒:“赵工,咱们配合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信我吗?我什么时候让你为难过?这个事儿就是流程上赶了一点,你通融一下,回头我请你吃饭。”
他提到“请你吃饭”的时候,我的手指在话筒上紧了一下,但很快就松开了。我说:“陈科,你把补充说明拿回去,让项目合作部李主任签了字再附进来。合同正文我这边审完了没问题,补签的字到了我立刻盖章,今天下班之前保证你能发出去。中午之前能签完,下午上班我就给你章。”
电话那头没声音了。我听见陈伟呼了一口气,那口气拖得有点长,然后他说:“那行吧。我去找李主任。”
电话挂断了。我把话筒放回去,把那份补充说明从合同里抽出来放在桌角上,重新打开电脑处理今天的邮件。过了大概一个小时,陈伟下属跑过来把补充说明取走了。小伙子跑得气喘吁吁的,说陈科正在李主任办公室等着签字。
我看着他匆匆跑远的背影,靠回椅背上喝了口水。水已经凉了,我含了一口在嘴里,慢慢咽下去。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坐的是老位置——靠墙第三排最里面的空位。这位置我坐了快七年了,墙边有暖气片,冬天暖和,而且背后是墙,不用来回给人让座。我端了餐盘坐下的时候,斜对面正好坐着技术部的小张和物资科的老黄。他俩没看见我,在小声说话,我隐约听见了小张说的一句:“……陈伟今天上午发了一顿火,你没看见他那脸,黑了半天了。”
老黄问怎么了,小张压低声音:“好像是合同卡在审批那儿了,中南设计院那边急着要,他去找李主任补签什么东西,李主任开会开了俩小时,他就在门口等了俩小时。听说后来签着了,但不早不晚的上午肯定发不出去了。”
老黄说:“审批那边不是赵工管吗?赵工平时效率挺高的啊。”
小张的声音更低了一点:“谁知道呢。反正陈伟挺不高兴的,中午都没来食堂吃饭。”
我低头扒饭,把一块红烧肉夹起来送进嘴里慢慢嚼。食堂的菜今天偏咸,我多喝了几口紫菜蛋花汤。吃完饭我把餐盘送到回收窗口,回办公室的路上经过了陈伟的办公室门口,门关着,里面的百叶窗拉下来了一半,看不清里头有没有人。
我回到座位坐下,把早上那份合同的正文重新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下午两点刚过,陈伟的下属小王把补签好字的补充说明送过来了,李主任的签字签在页面右下角,钢笔字迹有点潦草,但能辨认。我把补充说明附回合同正文后面,重新核对了一遍所有签章栏的完整性,确认无误之后从抽屉里取出公章盒。
盖章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我拿起那张补充说明,用铅笔在李主任签名的旁边轻轻画了一个小圈,然后在圈外写了一个小字:“补。”这是提醒我自己这个附件是后来补签的,如果将来要查合同流转记录,这笔有据可查。然后我才把公章蘸了印泥,稳稳当当地盖在了乙方签章栏上。红印落在纸面上,清晰完整,边角利索。
我拿起内线电话拨了陈伟办公室。响了三声,他接了。这次他的声音比上午平稳多了,但少了平时那种随意的客套,听起来绷着。
“陈科,合同盖好了。你让人过来取。”
“好,我让小王过去。”他顿了一下,“谢了,赵工。”
“不用客气。”
电话挂了。不到三分钟小王就跑过来了,从我桌上把合同取走的时候还连说了两个谢谢,我说没事。他抱着合同小跑着走了,走廊里传来他鞋底踩在地砖上急促的嗒嗒声。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把空出来的公章盒盖好,放回抽屉里锁上。然后看了看桌面,除了那份待办的结项报告,没有别的事情了。我把它拿出来打开,开始一页一页地核对数据。
又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微信消息,来自一个我很久没有单独聊过天的同事——设备科的老胡。老胡发了一条文字:“赵工,问个事儿,昨天望江楼的饭局你没去?”
我回了:“没去,没接到通知。”
老胡那边过了好几秒才回过来,这次是一段语音。我点开来听,背景里有风声,他大概是在抽烟的间隙发的。“我琢磨着也不对,昨天吃饭的时候我一坐下来就在那儿数人头,数来数去觉得少了个人。后来吃到一半我想起来了,是你没来。我就问了一句陈伟,说赵工怎么没来?陈伟当时表情挺不自然的,打了个马虎眼说你可能加班走不开。我当时也没好意思追问,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回头一问果然你没收到消息。赵工你别往心里去啊,陈伟这人有时候办事是毛躁。”
我听完语音,打了几个字回过去:“没事,加班是真有事。”老胡那边没再回了。
我放下手机。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的,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一道一道平行的光影。我的视线落在桌面上那个带锁的抽屉上——里面放着公章盒和那本用了七年的用印记录本。七年来从我手上经过四千多份文件,每一份都需要我确认无误才能盖那个章。七年里我退回去过多少份不合规的文件?退回去的时候有多少人因此耽误了时间、发了脾气、背后抱怨过?我没数过,也不会去数。
但今天这一上午,跟过去七年里任何一次因为不合规被我退回的流程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退回的人恰好是昨天晚上在望江楼摆了两桌酒席唯独没叫我的那个陈伟。
我不想骗自己说这件事跟昨天晚上的“没有我”毫无关系。有关系。我说不清这关系占了多少比重,但我知道当陈伟在电话里说“回头我请你吃饭”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浮了一下——你要是真打算请我吃饭,昨天就该请了。你昨天请了所有人唯独没请我,今天在电话里说请我吃饭,这句话在我这里就没什么分量了。
但我没有故意刁难他。那句话也是真的。补充说明需要书面签字确认,这是规定,写在工作手册第十八页,我入职第一天学习的内容里就有这一条。就算今天来找我的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人,我也一样会把那张纸退回去。我曾经退过自己的直接上级,退过部门主任,退过比陈伟级别高得多的人。谁来了都一样,规矩是立在这个岗位上的根基,规矩松一寸,以后的四千份文件就每一份都可能出问题。
所以这整个事情说到底就很简单——我做了一件我做了七年的事,而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恰好是你昨天忘了请的人。仅此而已。
快下班的时候我收到了陈伟的微信。不是群发,是私聊。消息不长:“赵工,今天上午的事情谢谢你配合。回头有时间的话,我单独请你喝一杯。”
我看了那条消息一会儿,打了几个字:“不用客气,都是工作。下次材料提前准备好就行。”
发送之后我把手机扣在桌面上。窗外的天开始暗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又开始一盏接一盏地亮。我把桌面收拾干净,关了电脑,拿起外套和钥匙准备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我翻开一看,还是陈伟的回复。
一个单独的表情,是一杯茶冒热气的那个小图标。什么文字都没加。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锁了办公室的门。走廊里日光灯亮起来了,白惨惨的光照着空荡荡的地砖。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又碰见了门卫老周,他正在收拾门口的值班表。
“赵工今天没加班啊?”他问。
“今天不加,回家煮面。”
我出了单位大门骑上电动车,晚风迎面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那种清凉和远处烧烤摊飘来的炭火香气。我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抬头看了看天,西边的云被落日烧成了橘红色,厚厚一层铺在天际线上,像谁把整片天空的合同页末页都烫了金边。
我忽然想,陈伟大概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今天上午卡住他的那张纸到底是什么。他以为是因为昨天没请我吃饭,我记仇了,故意卡他。他发那个“单独请你喝一杯”的消息,大概是想把“漏请”那件事抹平。但我给他说的是“下次材料提前准备好就行”,这句话不是说给他听的,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规矩,不是私怨。虽然那个“忘请”确实让我在接起电话的瞬间心里膈应了一下,但盖章落下去的时候,那个膈应已经被规矩本身压平了。
路口绿灯亮了,我拧了把手,电动车平滑地往前驶去。后视镜里单位大楼的轮廓逐渐变小变远,那些亮着灯的窗口一格一格地往后移。我骑着车穿过城市的暮色,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觉得今晚那碗挂面可以加两片午餐肉。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桌面上多了一袋东西,塑料袋系着口,搁在我鼠标旁边。我打开来看了一眼,是一袋橘子,个头不大但颜色鲜亮,一看就是今早刚买的新货。塑料袋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就三个字:“赵工收。”字迹是圆珠笔写的,有点潦草但认得出来是陈伟的笔迹。
我把橘子拿出来放在桌角,便签纸叠了叠夹进了工作笔记里。然后我拉开抽屉,取出那本用印记录本翻开新的一页,把昨天的合同编号登记上去,在备注栏里写了一个“补”字,然后用红笔在日期旁边画了一个小圈——这是我的习惯,遇见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流程就画个圈,提醒自己以后查起来知道重点在哪。
合上记录本的时候,窗外阳光照在那袋橘子上,把橘子皮照得金灿灿的。我拿了一个橘子剥开吃了一瓣,甜的,水分很足。我把橘子皮丢进垃圾桶,擦了擦手,打开了电脑开始处理今天的工作。
第一封邮件是法务发来的,提醒年底前所有对外合作合同必须完成合规复查。第二封是主任转发的,下周一部门例会改成上午十点。第三封是一份新来的待审文件——盖着陈伟那个项目组的编号章,封面写着他手底下一个新项目的框架意向书。
我点开了那份意向书,从第一页开始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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