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女生和一名男生之间的纠纷和“反转”,这几天成了舆论关注点。

6月25日,一名17岁女生小晟(化名)实名举报,江西财经大学某校区2025级男生叶某某,对其实施长期暴力殴打、精神控制、性侵及死亡威胁。

叶某某还逼迫她签下“免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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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小晟被诊断为重度焦虑抑郁。忍无可忍,她向南京和杭州两地公安报警。

5月9日,对于小晟被殴打案,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滨江派出所出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对她控告的被强奸案,则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所控告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5月10日,针对强奸指控,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同样不予立案。

施暴男生最终被处以罚款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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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涉及性侵案件,要求证据链严密,操作过程严格。

而情侣关系中“违背妇女意志”,基于性行为私密、时间滞后、物证稀缺,很难取证。

女生申请刑事复议后,杭州警方维持不予立案决定;南京警方延长复议期限,案件仍在复核中。

不管结果如何,伤害已经造成,对于一个未成年人和一个在读大学生双方都是教训深刻。

社会讨论激烈,高校方面也没有置身事外,表达要查明事实。但目前没发布进一步的校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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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这个事件,有许多值得人深思的地方。

女方控诉长期被打、被胁迫、被死亡威胁,但真实是,两人线下见面极其频繁,很多次都是小晟主动跨城市,往返杭州、南京和男生见面。

甚至曾在被殴打后签署“不追究法律责任文书”,后又与对方恢复联系,这一行为削弱了指控的可信度。

许多人对小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离开?为什么反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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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给出的答案很残酷:她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无力挣脱。

当暴力和“爱”交替出现,一个年轻女孩容易产生病理性依恋,反复离开又返回,不是因为“贱”,而是幻想“这次可能真不一样”了。

为了减轻内心的屈辱感,她会不自觉地替施暴者找理由,“他是因为太爱我了”“是我做得不够好”。

另外,长期遭受无法逃脱的暴力后,人会彻底放弃抵抗意志,这就是习得性无助,甚至有某种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更重要的,她只有17岁。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发育完全。

一个尚未发育成熟大脑,面对精心设计的操控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而反观施暴者叶某某的行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心设计的精神控制。

“捕猎”阶段,以温情和关注“理想化”对方;接着是“驯化”阶段,关系稳定后开始“贬低”和施暴。

在暴力后再给予短暂的“补偿”,让小晟陷入自我怀疑和贬损,从而被牢牢绑定。

叶某某还通过绑定手机儿童锁切断小晟与外界联系,通过死亡威胁和逼迫签署“免责协议”强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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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了解,这个施暴男生究竟来自怎样的家庭?一路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他凭什么觉得,一个女孩身体可以随意侵犯?他凭啥认为,打完人签个“免责协议”就万事大吉了?

心理学研究显示,校园欺凌施暴者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反社会型、偏执型、情感型、爆发型和轻佻型五种。

其形成原因,来自个体的低自我控制、人格结构混乱和移情缺失。

家庭纽带断裂、学校引导不足和社会失范是扭曲人格的重要推手。

对当下的女生:警惕“情感控制”中的危险信号

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的示弱和忍气吞声,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

如果一个男生让你反复怀疑自己、切断你与外界联系、用暴力或威胁让你“听话”,那么必须牢记:第一次暴力,就是最后一次离开的机会。

对家庭:一个缺乏情感支持和引导的孩子,更容易对外部“关怀”产生依赖。

小晟的家庭背景未被披露,但无数案例揭示了共同的风险因素。

如果家庭未能提供有效的亲密关系教育,孩子就很难识别危险信号,更不知道“第一次暴力就必须离开”。

单亲家庭或父母长期缺位的家庭,孩子更容易成为情感操控的目标。

对于教育:一个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被教会“尊重”的人,进入大学后也不会自动学会

很多人都说“读了大学就好了”,事实上,近年大学投毒、弑杀室友的恶性事件,已让人三观颠覆。

光是曝光的虐猫事件,让人感叹神圣的象牙塔、美丽的桃李园,隐藏着多少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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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以虐杀生命为乐,这得对生命有多麻木、对痛苦有多无知?!

对猫下手的人,对人也不会有任何敬畏。

高考出分季,几家欢喜几家愁,各地津津乐道于多少“屏蔽”生,多少班主任“哭了笑了”,多少父母“欣喜若狂”。

大家看到的都是分数,追捧的都是高分考生,感觉有了分数就有了一切。

至于分数的背后是什么、分数的上面是什么,没有人在意。

在成王败寇的升学逻辑下,“两手都要硬”让位于“一俊遮百丑”。

只要考上了好大学,问题都可以被忽略;只要分数够高,人品、道德统统可以“大学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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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者黄灯说,应试教育的弊端在大学结出了冷漠的果子。

分数可以筛选出聪明人,但筛选不出好人。

学校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对于恶性行为的处理不能“和稀泥”。

法律更要长出牙齿,违法成本低就是变相鼓励犯罪

无论最终复核结果如何,希望此案成为推动性侵案件取证标准优化的公共议题,促使司法机关更审慎地处理未成年人受害的复杂情形。

而此案带给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反思,恐怕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