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外务省对青海马步芳的拉拢工作。|军事|日本侵略者|绥远|青海省|马鸿逵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资料，对抗战时期日本对青海马步芳开展的“回教工作”进行梳理。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一份纲领性文件《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任务是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由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日本当局为此加大了对伊斯兰教研究的力度，成立了“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多种团体，外务省调查部还成立了“回教班”，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为了鼓吹大亚洲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携手合作，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加强“防共阵线”，拥护“友邦仗义兴师”，为其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同时也是切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通过陆地进入中亚与德军会师苏联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地区与苏联接壤，是连接中亚、西亚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聚集着数量庞大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穆斯林群体。因此，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对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十分重要。抗战时期，外务省是日本政府具体策划和执行“回教工作”的官方机构。1938年3月2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在给广田弘毅外相上报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就切断了苏联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等于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而且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因此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措施。”外务省决定立即对马步芳实施“怀柔”之策。

“作为怀柔马步芳及甘肃、青海回教徒的第一步，要印刷用中文、土耳其文书写的传单，主旨是日本同情回教徒，共产军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苏联正在经由兰州给共产军提供武器，回教徒们应该起来对苏联提供武器给共产军进行阻止等，让海军飞机撒播到甘肃、青海等地，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日本外务省机密文件《关于席立夫的青海事情报告》（1939年1月18日）记载，1938年4月，外务省派遣新疆喀什出生的维吾尔族人席立夫（26岁）潜入青海，对马步芳进行调查及拉拢活动。席立夫是1933年新疆哈密暴动首领麻木提的部下。1934年麻木提被盛世才收编，任省军第6师师长，驻喀什。1937年4月，麻木提在英国领事馆的策动下举行反盛活动，兵败后与席立夫、巴义、哈米德哈吉等亲信逃往印度。

麻木提逃亡印度后，很快投入日本当局的怀抱。南京政府获悉麻木提逃亡印度后，通过驻加尔各答领事再三催促麻木提来南京。麻木提担心自己去南京后会受到监禁，于是称病，派遣巴义、席立夫（亦写成塞勒夫）、亚生三人赴南京。三人于1937年7月从印度出发，9月2日抵达南京，17日受到蒋介石接见。麻木提“为了实现新疆、甘肃、青海的回教徒结成联盟”，又于1937年12月派遣席立夫、木哈买德从南京出发奔赴新疆活动，但两人在兰州遭到当地官员阻止，于是改道去青海西宁，12月末会见了马步芳。随后席立夫离开西宁，经由西安，于1938年2月4日回到汉口，再到上海。与席立夫同去的木哈买德滞留西宁，后被马步芳聘请为“西宁清真大寺”的阿訇。

席立夫回到上海后，于3月22日造访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书记生高桥，向高桥汇报了从马步芳亲信处了解到的关于青海的现状及马步芳的对日态度等。

高桥听完席立夫的报告后命其再赴青海，向马步芳传达以下内容：一是日军关于“七七事变”的“真意”；二是日本拥护回教徒的精神；三是要求马步芳与日本当局联络事宜；四是关于“额济纳事件”，日军没有怪罪马步芳的意思。席立夫受命后，带上了麻木提写给马步芳的亲笔信函，1938年4月11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汉口、西安、兰州，于5月11日抵达西宁。在西宁期间，他受到马步芳的款待，马将其安排在青海饭店住宿，并聘请他为“青海省政府咨议”。席立夫在西宁活动个月后，经兰州、西安、宝鸡、成都、重庆、昆明、海防，于12月14日回到上海。抵沪后，席立夫马上给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他撰写的《青海调查报告》。该报告共20页，分旅行路线、青海事情、结论三大部分，其中的“青海事情”是该报告的中心部分，由“马步芳”、“青海回教徒”、“苏联对中武器运输”、“甘肃的苏联势力”四部分内容组成。

以下对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做一个简要介绍。席立夫的报告记载了会见马步芳的相关情况：“上次去青海，与马步芳已有会见，因此这次受到欢迎。由于马步芳办公的地方有从中央派来的陈姓人士，平常监视着马的言行，因此到马的私宅会见数次。我给马步芳谈到日本非常同情回教徒，现在应该在日本的援助下谋求独立。马步芳回答说：“中央政府对我的监视相当严密，去年5月派遣白崇禧动员一致抗日，今年5月从绥远省来了一名回教徒代表到兰州，被官府方面的人逮捕，中央政府怀疑我和此人有关联，特派人监督我起誓效忠中央。另一方面，苏联对我的行动也非常关注，在哈密约有一百架苏联飞机，骑兵两千余人，平日对我示以威胁，因此我不得不慎重行动。如果日本军队进入宁夏、甘肃，对我们进行直接军事援助，假如我们举起独立的旗帜，就会受到中央政府及苏联飞机的轰炸，因此从成功考虑，只有等待时机的到来。

中央严厉要求我们保护经由新疆运输的武器，如果对此进行妨碍的话，威胁我们会立即遭到轰炸。”席立夫的报告还对马步芳的性格、军队及装备等作了记述：“马步芳今年三十六岁，有极强的宗教心，富有积极的实行力，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对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军队有三万二三千人，大部分是东干人（即回族），汉人在全军中约占三成。装备方面有迫击炮二十门、机关枪约有千把、步枪约有万支、型号不一，有苏联造、德国造、日本造等多种。事变（即“七七”事变）发生后，马步芳受中央政府之命对东干人实行军事训练，受训人数达两万五千人。”关于马步芳与苏联的关系：“马步芳禁止苏联人进入青海，禁止商人与苏联人交易，因此苏联对马步芳尚未伸出怀柔之手，现在苏联对离间马步芳和马步青之事颇为用力，对马步芳的部下将领赠送物品，从背后对马实行怀柔。

去年八月苏联对驻屯于甘肃的一个旅长赠送了外套、长靴等物品。马步芳非常厌恶苏维埃，对苏联势力的入侵处于高度警戒中，除非苏方使用武力，否则很难让马步芳服从。甘肃对于苏联具有重要的意义，马步芳对我说：“如果爆发日苏战争，苏联肯定把甘肃作为右翼战线，从背后打击日本军，那时我们的命运如何难以预测。”席立夫对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的关系及回族的对日态度做了调查：“马步芳与马鸿逵的关系相当好，去年六月马鸿逵派人到西宁，商谈日本人侵入宁夏时的应对措施，商议的结果是不抵抗日军，马鸿逵集结部队撤到甘肃，与马步芳部队会合。”。“我（席立夫）在西宁的时候经常与回教徒中的名人交谈，他们把日本当作救世主，对日本非常憧憬。我在西宁时，他们说日本是与共产主义战斗的唯一国家，而且同情我们回教徒，因此如果日本人来的话，我们会开道欢迎。”

作为双方的联系手段，马步芳还对席立夫说：“在绥远有一个名为‘德和塔’的东干商人，他是一个可信的人，以后通过此人与我联系。”。关于马步芳对国民政府态度：“中央对马的态度如前所述，相当警戒，即派遣陈等人对其行动给予监视，并多次派人让其表达忠心，贡献物资，马对此心中非常不满，对中央派来的人员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席立夫）在西宁时，马对到来的抗日宣传团极其冷淡。”根据席立夫的报告，日本外务省做出了相应的对策：“马步芳害怕苏联及中央政府，由于距离的原因，我方不可能对其给予军事援助。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利用马步芳阻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乃至赤化势力的东进。如果放任不管，恐怕会招致苏联对甘肃渗透的加剧，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