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3岁，和55岁漂亮女邻居去三亚旅居，半个月后我买站票逃回老家|三亚|周磊|大海|女邻居|茶几|赵丽萍

锲子

我坐在三亚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手里攥着一张无座票，后背的衣服被冷汗浸透了一大片。

广播里在催促检票，我站起来的时候腿都在打颤。身边来来往往的旅客拖着行李箱有说有笑，只有我一个人，像一只被开水烫过的老狗，夹着尾巴往检票口跑。我这张票是半小时前在窗口买的，售票员说只剩无座了，我说行，站票也行，只要能走，站到北京我都认。

我今年六十三了，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自认为是个体面人。但这半个月的经历，让我把这张老脸全丢光了。现在我只想回老家，回到我那套六十平的老房子里，把门反锁上，谁也不见。

火车开了。我站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靠着冰凉的车厢壁，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椰子树和海岸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来了，总算是逃出来了。

手机响了。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心脏猛地缩成一团。屏幕上跳动着三个字：赵丽萍。

我哆嗦着手按了拒接。

她又打。我又拒接。她再打。我直接关了机。

世界安静了。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半个月的噩梦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退休老头儿，怎么就被一个五十五岁的女邻居骗得团团转，差点把棺材本都搭进去。

事情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我叫周德厚，今年六十三岁，退休三年了。老伴五年前得病走了，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住在老城区那套六十平的两居室里。儿子周磊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不了两趟，每次打电话也就三分钟，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爸你吃了吗”“爸你注意身体”“爸我这边忙先挂了”。

我不怨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日子，我一个糟老头子，不能拖累他。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寡淡。早上起来去公园打打太极，上午看看报纸练练字，下午睡个午觉，傍晚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自己做饭。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白开水一样，没什么味道，但也不难喝。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赵丽萍搬进了我对门。

那天是三月中旬，天气刚回暖。我买菜回来，看到对门那套空了小半年的房子门口堆着几个大纸箱，一个穿着米白色风衣的女人正弯腰搬东西。她听到脚步声，直起腰转过身来，冲我笑了一下。

“您好，我叫赵丽萍，刚搬来的。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请多关照。”

我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

眼前这个女人，怎么说呢——五十五岁，保养得真好。皮肤白净，身段苗条，头发烫着时髦的小卷，淡妆画得恰到好处。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但那双眼睛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像是带着温度。

“我姓周，周德厚。”我把菜换到左手，伸出右手跟她握了一下，“欢迎搬来，这栋楼住的都是老街坊，有什么事您说话。”

“周老师？”她歪了歪头，“我听楼下王阿姨说起过您，说您是退休的中学老师。”

“哎，教了一辈子书，没什么出息。”

“您太谦虚了。老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她笑着说，“我也是老师，在小学教音乐，今年刚办的退休。”

音乐老师？我心里动了一下。我老伴生前也喜欢音乐，年轻的时候在单位文艺队里唱女高音。

“那咱们是同行啊。”我的语气不自觉地热络了几分。

“可不是嘛，缘分。”赵丽萍笑得更灿烂了，“周老师，我东西还没搬完，回头安顿好了请您来家里喝茶。”

“好好好，您忙，您忙。”

我提着菜回了自己屋，关上门以后，在玄关站了好几秒。然后鬼使神差地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

六十三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肚子因为缺乏运动微微凸起，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

我对着镜子整了整衣领，又摸了摸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久没做过的梦。梦里我老伴还在，她站在厨房里炒菜，回头冲我笑，说老周你发什么呆呢。我伸手去够她，够不着，急醒了。枕头上湿了一片。

赵丽萍搬来后的第一个周末，敲开了我的门。

她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曲奇饼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素雅的碎花家居裙，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十岁。

“周老师，我自己烤的饼干，给您尝尝。”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我手忙脚乱地接过盘子，“您进来坐，我给您泡茶。”

“那我就不客气了。”

赵丽萍进了屋，在沙发上坐下来。她的坐姿很好看，腰背挺直，双腿并拢斜斜地搁着。她打量了一下我的客厅，目光在电视柜上那张全家福上停了一下。

“这是您太太？”

“嗯，走了五年了。”我端着茶壶走出来，“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

“没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我给她倒了杯茶，“您呢？您先生……”

“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前夫做生意的，有了钱就花天酒地。离了快十年了，我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女儿去年结了婚，嫁到了深圳，我才想着换个环境，搬到这边来。”

“一个人过也挺好。”我这话说得有些言不由衷。

“周老师，您这话我可不信。”她端起茶杯，从杯沿上方看着我，眼睛弯弯的，“真要觉得一个人好，您刚才看全家福的眼神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我被她说中了心思，尴尬地咳了一声，低头喝茶。

赵丽萍倒是大方，主动换了个话题。她跟我聊音乐，聊她教过的学生，聊她年轻时候参加过的文艺汇演。她的声音很好听，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像小溪流水一样，让人听了舒服。

我在那一刻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一个女人这样面对面坐着聊天了。不是去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姐讨价还价，不是去公园跟晨练的老太太客气寒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和一个异性之间的交流。

那天赵丽萍在我家坐了将近两个小时。临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回头对我说：“周老师，咱们都是一个人，以后可以互相照应着。您要是不嫌弃，晚饭可以过来一起吃，我做饭的手艺还不错的。”

“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人做饭最麻烦了，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没意思。两个人一起吃，还能说说话。”

我张了张嘴，最终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赵丽萍隔三差五就会叫我过去吃饭。今天是红烧排骨，明天是清蒸鲈鱼，后天是手工水饺。她的手艺确实好，比我老伴做的还讲究。每次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她就在厨房门口站着跟我聊天。

楼下的王阿姨最先看出了端倪。

那天我从赵丽萍家吃完饭出来，在楼道里碰见了王阿姨。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周老师，你跟对门那个新来的女的是不是……”

“别瞎说。”我板起脸，“人家就是热情，都是同行，聊得来。”

“热情？”王阿姨撇了撇嘴，“我看她是别有用心。你小心点，现在的女人精着呢。你这套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地段好啊，值不少钱呢。再说了，你儿子在省城上班，条件也不差，谁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王阿姨，你想多了。”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赵丽萍的种种表现，确实好得有些不太正常。她对我太好了，好到让我这个活了六十多年的老头子都觉得不太真实。

可是转念一想，我一个退休老头儿，每个月退休金五千来块，房子是老破小，存款也没多少，她能图我什么呢？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每天都能“偶遇”赵丽萍。早上出门买菜，她正好也要去菜市场。下午去公园遛弯，她正好也在公园里散步。晚上倒垃圾，她正好也在楼道里。每一次她都笑盈盈地打招呼，每一次都能顺势聊上几句。

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家的电路出了问题，整个屋子一片漆黑。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维修师傅下班了，要明天才能来。我正摸着黑找蜡烛呢，赵丽萍敲开了我的门。她举着一把手电筒，手里还拎着一个应急灯。

“我看您家窗户黑着，猜是停电了。这个应急灯您先用着，明天再还我。”

“您怎么知道我家停电了？”我接过应急灯，有些诧异。

“我在阳台上收衣服，看到您家窗户突然黑了。”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几缕，贴在额头上，睡裙外面只披了一件薄薄的开衫。

也就是说，她一直在注意我家窗户亮没亮？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但很快被她的关心淹没了。

“您快进来擦擦，别着凉了。”我把她让进屋，找了条干毛巾递给她。

她擦着头发，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个喷嚏打得特别秀气，像小兔子打的一样。打完她自己先笑了，我也跟着笑了。

那天晚上，应急灯在客厅里发出温暖的橘黄色光芒。我们坐在沙发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聊到了很晚。她跟我说起了她的童年，说她在农村长大，说她年轻时为了考音乐学院每天练琴练到手指流血。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和平时那种精致优雅的样子不一样，更真实，更动人。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她待在一起了。

那天赵丽萍敲开我的门，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一张三亚海景公寓的照片。碧蓝的游泳池，白色的沙滩，落地窗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周老师，我女儿公司发了两张三亚旅居的体验券，她没时间去，让我找朋友一起去。半个月，海景公寓，五星级的。您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愣住了：“三亚？半个月？”

“对啊，咱们这边四月天还凉飕飕的，三亚那边已经能下海游泳了。您看这游泳池，这沙滩——咱们这把年纪了，也该享受享受了。”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这不太合适吧，咱们俩……”

“咱们俩怎么了？”赵丽萍歪着头看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咱们俩是邻居，是朋友，一起出去玩玩怎么了？您思想别那么封建。”

我被她这句话噎住了。是啊，我思想封建了吗？人家五十五岁的老太太都比我想得开。

“费用呢？”我问。

“公寓是免费的。机票和吃饭咱们AA就行。您放心，花不了多少钱。”

我犹豫了。说实话，我动心了。三亚我没去过，老伴活着的时候我们计划了好几年，一直没去成。再说了，退休三年了，日子像一潭死水，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带我出去玩，我要是拒绝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赵丽萍见我犹豫，又补了一句：“周老师，您不会是不放心我吧？我一个退休教师，还能把您卖了不成？”

我被她逗笑了，心里的疑虑也随着这个笑声消散了不少。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退休教师，能坏到哪去呢？

第二天下午，我正趴在桌前记账，赵丽萍敲门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整整齐齐地列着表格。

“周老师，我做了个预算方案，您看看。”她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

我戴上老花镜一看，表格做得很细致。机票，去程两人一千六，回程一千六。住宿，免费。餐饮，每人每天按八十算，半个月一千二。景点门票加交通，预算一千。总计每人四千出头。

“您看，比跟团便宜多了。跟团的话，光团费就得五六千，还得进购物店。咱们自己玩，自由自在的。”赵丽萍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语气认真又诚恳，“餐饮这块我先垫着，回来再算。您先给我两千就行，我统一安排。”

我看了看表格，又看了看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五十五岁的女人，保养得确实好，但仔细看，也能看到眼角的鱼尾纹和鬓角几根白发。这些岁月的痕迹反而让她看起来更真实、更让人安心。

“行。”我从抽屉里拿出两千块现金递给她，“那就麻烦你了。”

“瞧您说的，一起去玩嘛，说什么麻烦。”她把钱收进钱包里，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冲我笑了笑，“周老师，您放心，这趟三亚之行，我一定让您玩得开开心心的。”

她的笑容温暖而真诚，让我心里最后一丝顾虑也消散了。

出发那天，我穿上了儿子去年给我买的、一直舍不得穿的藏蓝色夹克。对着镜子照了照，又往头上抹了点多年不用的发胶，把花白的头发往后梳了梳。镜子里的老头看起来精神了不少，连眼角的褶子都显得没那么深了。

赵丽萍在楼下等我。她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针织开衫，脖子上系了一条淡蓝色的丝巾。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小行李箱，旁边还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

“周老师，您今天真精神。”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笑着说。

“您也是。”我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夹克的领子，目光落在那只大袋子上，“这个是……”

“给您带的。”她打开袋子给我看，里面是一盒手工蛋黄酥、两袋独立包装的坚果、一把折叠伞、一个U型枕，还有一包湿纸巾，“飞机上吃的，还有枕头，您腰不好，靠着舒服点。”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连我腰不好这种小事她都记住了。自从老伴走后，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这样细心地惦记过我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赵丽萍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中间。她指着窗外渐渐变小的城市，兴奋得像个孩子。飞机钻进云层，阳光把云海染成一片金色，她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还拉着我一起自拍了一张合影。

“周老师，咱们这趟一定得好好玩。”她把手机收起来，转头看着我，“人生就这么几十年，趁着还能动，多看看这个世界。”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释然，又像是期待。那一刻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也许，也许她真的只是想找个伴一起旅游呢？

飞机在三亚凤凰机场降落的时候，热带的暖风从机舱门涌进来，带着海水和椰子混合的气息。赵丽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朝我伸出手。

“周老师，欢迎来到三亚。”

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软，五十五岁的人了，手保养得比三十岁的姑娘还嫩。掌心温暖而干燥。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

头三天，一切都像做梦一样美好。

赵丽萍带我去海边踩沙滩，去天涯海角看日落。她给我买了一个大椰子，插上吸管递到我手里。我喝了一口，清甜的椰汁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她拍照技术也好，给我拍了好多照片，说回去发给磊磊看。有一张照片，我站在礁石上，背后是染红了半边天的夕阳，构图和光线都恰到好处，把照片里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拍得像是电视里的退休老干部。

“周老师，您这张照片特别帅。”赵丽萍把手机屏幕亮给我看，自己也在笑，“发朋友圈肯定好多人点赞。”

“别别别，我这张老脸发什么朋友圈。”我连连摆手，心里却美滋滋的。

我们还一起逛了当地的海鲜市场，她挑海鲜的手法极其老练，一看就是常下厨的人。螃蟹要挑肚子鼓的，虾要看须子全不全，鱼要摸眼睛亮不亮。挑好了海鲜，她拉着我在市场旁边的大排档加工。蒜蓉生蚝、白灼虾、椒盐皮皮虾、姜葱炒蟹，满满一大桌，加上加工费才两百多块钱。

“怎么样周老师，比在酒店吃划算多了吧？”她一边给我剥虾一边问。

“划算，太划算了。”我嘴里塞着虾肉，含糊不清地说。虾肉鲜甜弹牙，比我在老家菜市场买的冷冻虾强了一百倍。

吃完饭她抢着买单，说餐饮预算在她那里，得按规矩来。我心里过意不去，又跑去旁边的小摊买了两个冰淇淋递给她。她接过冰淇淋，坐在路边石凳上，晃着腿吃，不像个五十五岁的人，倒像个小姑娘。

我看着她吃冰淇淋的侧影，忽然想起了我老伴。年轻的时候，她也爱吃冰淇淋，每次路过冷饮店都要买一支，吃到一半递到我嘴边，说老周你尝尝。那时候日子穷，两个人分一支冰淇淋，也觉得甜。

现在我有钱了，退休金加上儿子的孝敬，每个月能剩不少。可惜能分冰淇淋的人已经不在了。

“周老师，你在想什么？”赵丽萍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没什么。”我笑了笑，“这冰淇淋挺甜的。”

晚上回到公寓，她换了一条碎花裙子，敲开我的房门，说要去楼下的小酒吧坐坐。我本来不想去的，但她说一个人去没意思，我就换了件衬衫跟着去了。

酒吧在海边，露天的，能看到月光洒在海面上的粼粼波光。她点了一杯莫吉托，给我点了一杯无酒精的椰林飘香。驻唱歌手弹着吉他唱一首老歌，她端着酒杯跟着哼，声音轻轻的，很好听。

“周老师，你知道吗？”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说，“我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咱们都教了一辈子书，都是一个人，都喜欢安静。你说这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就让咱们俩住对门了呢？”

她的眼睛在烛光里亮晶晶的，嘴唇因为刚喝过酒而微微泛红。我不敢多看，低下头去喝自己的椰林飘香。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她说的话——咱们有缘分，咱们都是一个人，咱们住对门。

我这把年纪了，本不该有那些心思。可我控制不住。一个教了一辈子书、讲了一辈子道理的老头，此刻满脑子都是那些不讲道理的东西。

第四天傍晚，我们从海滩回来，她忽然在公寓楼下的石板路上崴了一下脚。

“哎呦——”她吃痛地弯下腰，手扶着旁边的棕榈树，表情痛苦。

“怎么了？崴着了？”我赶紧扶住她。

“没事没事，就是绊了一下。”她试着走了两步，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好像是扭到了。”

“我扶您回房间。”我把她的胳膊搭在自己肩膀上，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腰。她的腰很细，隔着薄薄的裙子，能感觉到皮肤的温度。

回到公寓，我把她扶到床边坐下，蹲下来帮她脱鞋。她的脚踝确实有点肿，但不算严重。

“我去前台问问有没有冰袋。”我站起来往外走。

“周老师。”她叫住我，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您真好。”

我回过头，她坐在床沿上，碎花裙子的裙摆微微散开，头发因为一天的奔波而有些凌乱，几缕碎发贴在额角。她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

“这有什么。”我有些慌乱地收回目光，“您先歇着，我去拿冰袋。”

从六楼下到一楼，我走得很快，心跳也很快。在前台拿到冰袋的那一刻，我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看了看自己。六十三岁的老脸涨得通红，心跳快得像年轻时候第一次约会。我在电梯里深吸了好几口气，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她只是崴了脚，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但上楼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我又听到了那句话的余音——您真好。三个字，在我耳朵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后来的三天，赵丽萍因为脚不方便，对我更是依赖。吃饭要我帮她端到房间，出门要我扶着，连去楼下便利店买东西都要我陪着。我不觉得烦，反而觉得自己被需要了。被人需要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第六天，她带我去逛了当地一个很大的免税店。

一进门，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眼睛里放出光来。她拉着我直接上了二楼名表区，在柜台前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一块表的展柜前。那是一块金色的女表，灯光打下来闪闪发亮。我瞄了一眼价格标签，血压当场就飙到了头顶——三万六千八。

“周老师，你看这块表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我说。

她没接话，在柜台前站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也买不起。”然后拉着我上了三楼。

三楼是服装和箱包区。赵丽萍一上楼，步伐明显加快了。她径直走进一家名牌女装店，开始挑衣服。她挑了三件，一件真丝衬衫两千八，一条半身裙三千二，一件连衣裙四千多，总计一万出头。

“丽萍，这太贵了。”我忍不住开口。

“周老师，您不懂。这是经典款，能穿很多年的。”她把裙子在身上比了比，又放下来，看了我一眼，“再说了，女人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没再说话。她的钱，她想怎么花是她的事。

从服装店出来，她又拐进了旁边的鞋店。一双高跟鞋，打完折六千多。她试了好几双，每试一双都问我好不好看。我说都好看。最后她选了一双银色的，让店员包起来。

然后是丝巾。一条小小的丝绸方巾，两千三。她眼睛都没眨就买了。

然后是护肤品。一套进口的抗衰老精华加面霜，一万二。她拿着那套护肤品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看那块名表的时候还亮。

“这是新品，以前想买都没渠道。”她一边结账一边对我说，“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不保养不行。”

我看着她在收银台前干脆利落地刷卡买单，心里五味杂陈。她买东西的姿态太自然了，自然到好像这些东西本来就该属于她。三万多的东西，她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不是一个退休小学音乐老师的消费水平。

从下午一点到六点，我陪赵丽萍逛了整整五个小时。她的购买力惊人，总计消费六万多。六万多，是我一年的退休金。每进一家店，她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牌子的风格特点和当季主推款。柜姐们看到她都像看到了财神爷，一口一个“姐”叫得亲热。

我手里拎的购物袋越来越多，肩上背的、手里提的，活像一个移动的行李架。坐在休息区等她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算了算自己这趟的开销。机票两千，餐饮两千，加上来回打车和零碎花销，已经出去了小五千。还好，还在预算范围内。

“周老师，让你久等了。”赵丽萍从最后一家店出来，手里又多了两个袋子。她看着我这副“货架子”的模样，抱歉地笑了笑，伸手想帮我分担几个袋子。但她刚崴了脚，走路还不利索，我哪能让她提。

“没事，我拿着吧。”我把袋子重新分配了一下，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免税店的大门。

回公寓的出租车上，赵丽萍靠在座椅上，心情很好的样子，哼着歌。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心里却像堵了一团棉花。

六万多。她在免税店一下午花的钱，是我这个退休老头一整年的收入。而她花钱时那种驾轻就熟的姿态，说明这不是她第一次这样消费。一个退休小学音乐老师，哪来这么多钱？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七天晚上。

那天吃完晚饭回来，赵丽萍忽然在公寓门口拉住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少见的郑重。

“周老师，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刚好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

“什么事？”

“我女儿公司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她让我帮她筹一笔钱周转一下，差四万块，就周转三天。三天后钱就退回来。”她看着我的眼睛，语气诚恳得像在宣誓，“我的钱都买了理财，取不出来。信用卡也刷爆了，今天买东西刷的都是临时额度。您能不能先帮我垫一下？三天，我保证三天后就还给您。”

我愣住了。四万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我退休三年攒下来的存款也就十来万，那是我防老的棺材本。

“四万？”我的声音有点干涩，“您女儿那边……出什么问题了？”

“就是公司的一个项目，资金周转不开。她现在是项目负责人，如果筹不到钱，项目就黄了，她工作也保不住。”赵丽萍说着，眼圈红了，“周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周围的亲戚朋友我都借遍了，就差这四万块。您放心，就三天，三天后我肯定还您。”

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借条，上面已经写好了借款金额、借款日期和还款日期，连利息都写上了，落款处签着她的名字——赵丽萍。字迹娟秀工整，一看就是练过的。

“借条我都写好了，不会让您吃亏的。”

我拿着那张借条，看了很久。

说实话，我犹豫了。不是犹豫借不借——我心里是不想借的——而是犹豫怎么拒绝。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面皮薄，拒绝别人的时候总觉得对不起人家。更何况眼前这个女人，这七天来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给我剥虾、给我买椰子、给我拍照片，崴了脚也不耽误陪我逛景点。

我欠她的。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然后我就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行吧，我手机银行转给您。不过丽萍，咱可说好了，就三天，三天后一定得还啊。我这钱是养老的。”

“周老师您放心！”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握住我的手使劲摇了摇，“我就知道您是好人！您放心，三天，多一天您拿我是问！”

我打开手机银行，输入了她的账号。转账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不是手机拿不稳，是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别转，别转，转了就回不来了。

但我还是点了确认。

支付成功的提示跳出来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人掏空了一块。但看着赵丽萍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又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那天晚上，赵丽萍格外殷勤，又是给我泡茶又是给我按肩膀。她的手指按在我的肩膀上，力道不轻不重，舒服得让人想睡觉。我闭着眼睛享受着，心里那点不安被她的温柔一点一点地抚平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一出房间，就看到赵丽萍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站在客厅里等我。

“周老师，今天我带您去个好地方。”她今天的兴致格外高，换了一身新衣服——就是昨天在免税店买的那件四千多的连衣裙。裙摆是A字型的，走动的时候像花瓣一样散开，好看是好看，可一看那裙子我就想起昨天的六万多消费，心里又开始打鼓。

“去哪儿？”

“到了您就知道了。”

她带我去的地方，是一个游艇码头。

码头上停着一排白色的游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穿着光鲜的男男女女站在码头上，看到赵丽萍来了，纷纷挥手打招呼。我这才知道，她在这边有朋友——一群看起来像是“高端人士”的朋友。男的都穿着名牌T恤，女的都拎着名牌包，笑起来的声音很大，说话的时候夹杂着中英文，一口一个“项目”、一口一个“资源”。

“丽萍，这就是你常说的周老师？”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种目光让我很不舒服，像是在估一件东西值多少钱。

“对，周老师，我邻居。”赵丽萍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前推了半步，“周老师人可好了，退休前是中学老师。”

“老师好啊，老师好。”中年男人敷衍地笑了笑，转头就拉着赵丽萍到旁边聊天去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拿着一杯不知道谁塞给我的香槟，尴尬得不知道该往哪站。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印证了我的不安。

游艇出海后，一群人聚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我坐在角落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但赵丽萍却忽然把我拉到了人群中央。

“周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她的脸红扑扑的，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大了不少，“我昨晚跟于总他们聊了聊，他们公司正在搞一个大健康项目，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十万，半年回本，年化收益率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他们公司的资质我看了，正规得很，红头文件啥都有。我觉得特别适合您。”

十万。年化收益百分之三十。

我喝了一口香槟，没有立刻回答。教了一辈子书，数学还是懂一点的。年化百分之三十，比银行定期高出十倍不止。如果真有这么好的事，银行的钱早就涌进去了，还能轮得到我一个退休老头？

但赵丽萍没有给我时间细想。她拉着那个戴墨镜的于总过来，于总从包里掏出一沓宣传册，上面印着各种我看不太懂的图表和“国家扶持”“战略产业”之类的字眼。他说了很多，语速很快，夹杂着大量我听不懂的专业名词。赵丽萍在旁边帮腔，时不时拍拍我的肩膀，说“周老师你相信我”“我还能害你吗”。

“周老师，咱们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骗谁也不能骗您啊。”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真诚。

我没有当场答应，但也没有当场拒绝。赵丽萍看出我的犹豫，也没有再逼我，只是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香槟，说咱们回去再说。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我躺在床上，把这一周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理了一遍。

赵丽萍搬来两个月，对我关怀备至。她带我来三亚，头三天玩得开开心心，第四天脚崴了，第七天找我借了四万，第八天就拉着我见什么于总，给我推荐什么投资项目。

每一步，都像是精心设计好的。

但我不敢相信。一个五十五岁的退休小学音乐老师，看起来那么温婉贤淑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也许她只是好心办坏事？也许她自己被那个于总洗脑了，才想着拉我一起？

我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九天，该去南山寺了。这是之前就定好的行程。

赵丽萍一大早就来敲我的门，换了一身素雅的白色棉麻长裙，头发扎了一个低马尾，看起来清清爽爽的。她的脚踝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走路基本看不出异样。

“周老师，今天去南山寺，听说那边的斋菜特别有名。咱们中午就在寺里吃，我请客。”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自然，好像昨天游艇上那场关于投资的谈话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心里却想着，好，你既然不提，那我也装糊涂。反正那十万块，我是不会投的。

南山寺很大，香火很旺。赵丽萍走在前面，很虔诚地在每一尊佛像前烧香跪拜。阳光透过大殿的飞檐照下来，照在她白色的长裙上，给她周身笼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她闭着眼睛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嘴唇轻动，表情安宁得像一尊菩萨。

我站在殿外看着她。说实话，那一刻我真的有些动摇了。

一个在佛前这么虔诚的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也许是我多心了。也许她说的那个项目，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机会，她只是好心跟我分享而已。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我硬生生按了下去。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周德厚，你教了一辈子书，见过多少学生、多少家长，看人的眼光不会太差。她这几天的种种行为，太多巧合，太多破绽了。一个真正体面的退休教师，不会在免税店一下午花六万多。一个真正需要周转资金的人，不会第二天就带你去游艇码头见朋友。一个真正虔诚的佛教徒，不会拿别人的信任当儿戏。

但我没有证据。

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万一是我想多了呢？万一是我的偏见呢？万一她真的是个好人，我冤枉了她，那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香客们从大殿里进进出出，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个纠结的老头。赵丽萍拜完了佛，走出大殿，在阳光下朝我挥了挥手。她笑起来的样子，确实很好看。

可我已经不敢再相信那个笑容了。

从南山寺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在公寓楼下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湿的气息。远处的大海在夜色里变成了一片深沉的墨蓝，只有岸边几盏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我拿出手机，翻了翻这一周多拍的照片——海边踩浪的，海鲜大排档的，天涯海角合影的。每一张照片里我都笑得像个傻子，而赵丽萍笑得像个天使。

可现在再看这些照片，我只觉得后背发凉。

回到房间已经快十一点了。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声响。我路过赵丽萍的房间时，听到里面隐约传来说话声。

我本来没想偷听。但她提到了我的名字。

“周德厚那个老东西……”

我的脚步钉在了原地。我往门边靠了一步，把耳朵凑近门缝。

赵丽萍在打电话。她的声音和平时完全不同——不再是那种温柔好听的小溪流水，而是一种带着嘲弄和不耐烦的腔调。

“别提了，抠得要死。这几天花了他几千块钱跟要了他命似的，今天在南山寺吃斋菜他都嫌贵。”她的笑声很刺耳，“那个项目的事我说了，他没当场答应。你让于总那边再等等，我再做做工作。”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我知道，十五天时间差不多。实在榨不出来的话，不是还有那四万嘛，也不算白忙活。来回机票和花销都是他自己出的，我没亏什么。”

我的腿一软，扶住了墙壁。

“你放心，这种退休老头我见多了。老伴没了，儿女不在身边，孤单得要死，稍微给点好脸就当你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她边说边笑，那种笑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轻蔑的、居高临下的、像在说一只不小心踩到的虫子。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再想想办法，看最后几天还能不能从他身上再榨出点来。几万块也是钱啊，不要白不要。”

房间里传来她挂断电话后哼歌的声音。还是那首老歌，昨天在酒吧她跟着驻唱哼的那首。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又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我站在门外，浑身发抖，拳头攥得紧紧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想一脚踹开门，冲进去质问她，把那张老脸撕破。

但我没有。

我慢慢地、无声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把脸埋进了手掌里。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一口老钟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撞。

六十三岁了，教了一辈子书，自认为阅人无数。

结果呢？被人当猴耍了九天。给人家剥虾、买椰子、提购物袋，还心甘情愿地掏了四万块，还差一点把棺材本都投进那个什么狗屁大健康项目。我坐在床边，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我想起了楼下王阿姨的话——“你小心点，现在的女人精着呢。”当时我还嫌她多嘴。我还说她思想封建。我还觉得自己遇到了第二春。

第二春？第二蠢差不多。

我拿起手机，想给儿子打电话。翻到周磊的号码，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最终还是放下了。怎么跟他说？说我六十三岁了被一个女的骗了四万块钱？说我差点把棺材本都搭进去？说我这个当爹的、教了一辈子书的，到头来还不如一个毛头小子看得明白？

我没脸打这个电话。

我打开床头灯，从抽屉里找出纸和笔，开始算账。这是我多年教书的习惯——心里乱的时候，就用笔把事写下来。

机票来回，三千二。七天的餐饮和零花，两千出头。借给赵丽萍的四万。总计四万五千多。这趟三亚之行，连玩带被骗，一共花了我大半年的退休金。如果她接下来几天还要找我要钱、要投资，这个数字还会往上翻。

她说的“再想想办法”、“再榨出点来”——说明她还没死心。我还有被她继续压榨的风险。那个于总、那个投资项目、那群游艇上的“朋友”，天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我一个人在三亚，举目无亲，手机里连个能帮忙的联系人都没有。如果她发现我察觉了，会不会恼羞成怒？会不会用别的手段？

我不敢往下想了。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离天亮还有七个小时。她一般早上八点起来，八点半会来敲我的门叫我一起吃早餐。

也就是说，我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差。

我站起身，开始轻手轻脚地收拾行李。夹克、衬衫、洗漱用品、充电器，一样一样地塞进行李箱里。动作放得很轻很轻，生怕弄出一点声响。一边收拾一边反复告诫自己——不能让她知道，不能打草惊蛇。要跑，就得跑得悄无声息。

衣服收拾完了，我开始整理证件和钱。身份证、银行卡、现金，全部贴身放好。手机充电器和充电宝单独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方便随时拿出来用。

然后我坐在床边，打开手机App，查明天最早一班飞回老家的航班。早上六点多的，有票，但只剩全价了。一千六百八一张。我犹豫了不到三秒，咬牙买了。

买完机票，手心全是汗。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出这个门。

走廊是公用的，赵丽萍的房间就在对门。我的房间是老式门锁，关门的时候会发出“咔嗒”一声脆响，在夜里的走廊里能传很远。万一她刚好醒了，万一她刚好开门出来，我就什么都解释不清了。

我决定凌晨四点走。那是最冷、最安静、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剩下的时间，我坐在床边，把手机屏幕调到最暗，查了查三亚火车站的时刻表。如果飞机赶不上，火车是备选方案。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关了灯，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等待。这一个多小时里，我脑子里反复回放的都是赵丽萍电话里的声音——“这种退休老头我见多了”、“稍微给点好脸就当你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几万块也是钱，不要白不要”。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刀，在我这张老脸上划来划去。

我周德厚活到六十三岁，教了四十年书，教过的学生里头有当了处长的、有做了教授的、有成了企业家的。逢年过节，问候短信能收上百条。在讲台上站了四十年，我教学生做人要诚实、要有骨气、要擦亮眼睛。

结果呢？我自己被一个女的用几句好话、几顿好饭、几个笑容，就哄得团团转。这张老脸，算是丢尽了。

凌晨三点五十，手机闹钟震动了一下。

我翻身坐起来，穿上外套，最后检查了一遍房间，确认没有落下任何东西。然后我提起行李箱，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听了听走廊里的动静。

没有任何声音。

我的手握住了门把手，深吸一口气，开始慢慢地、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压。锁舌缩回的时候发出极其细微的摩擦声，但在安静的凌晨走廊里，在我耳朵里，这声音大得像打雷。我停了两秒，继续转动把手，把门推开一条缝。

走廊里亮着昏暗的应急灯，空无一人。对门赵丽萍的房间紧闭着，门缝下面没有灯光。

我把箱子提起来，不让他在地上滚动发出声音，侧着身子出了门。然后把门关上——最紧张的时刻来了。我用手按住锁舌，把门一点一点地合上，直到“咔嗒”一声，锁舌落进门框里。

那一声，在凌晨四点的走廊里格外清晰。我的心跳停了一拍。然后我听到了她房间里传来一声含混不清的咕哝，像翻了个身。我整个人僵在原地，大气都不敢出。过了大概十秒，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提着箱子，踮着脚尖走过走廊的地毯，朝电梯口移动。每经过一扇门，我的心都提在嗓子眼。楼道里只有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绿幽幽的光，照在地上像一只鬼眼。我按了电梯，那十几秒的等待时间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十几秒。

电梯门开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越狱的犯人终于挖通了地道。进了电梯，按下一楼，看着门缓缓合上，我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电梯里的镜子映出一个惊魂未定的老头——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通红，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行李箱，像抱着救生圈。

出了公寓大门，凌晨的海风迎面吹来，带着一股咸腥味。我站在路边，用发抖的手打开叫车软件。庆幸的是，这个点居然有车，司机就在附近。五分钟后，一辆白色网约车停在我面前。我把行李箱扔进后备箱，坐进后座，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整个人才真正松弛下来。

“师傅，去机场。”

“好嘞。”

车子驶出小区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赵丽萍住的那间房的窗户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她还睡着，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找到登机口，坐下来。我看着登机口屏幕上滚动的航班信息，眼睛酸涩得厉害，但我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飞机准时起飞。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三亚的海岸线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云层下面。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老家机场。

从机场打车回家，一路上熟悉的街景扑面而来——老城墙、梧桐树、那家开了二十年的面馆。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没变。到了小区门口，我付了车费，拎着行李箱往楼里走。路过楼下花坛的时候，碰到了晨练回来的王阿姨。

“周老师？你不是去三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王阿姨上下打量着我，眼睛里全是诧异。

我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边……太热了。受不了。就回来了。”我含糊地应付了一句，低着头拎着箱子快步往楼里走。

上了楼，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插进锁孔的那一刻，手还在抖。推开门，熟悉的霉味扑面而来，六十平的老房子，还是我走之前的样子——茶几上摊着没看完的报纸，厨房里水池边搁着一个没洗的碗，阳台上的绿萝蔫了大半。

我把门关上，反锁，插上防盗链。然后靠在门上，慢慢滑坐下去，把脸埋进了膝盖里。

回到家了。

当天晚上，赵丽萍的短信轰炸开始了。

“周老师，你去哪了？怎么房间空了？我早上敲门没人应，你电话也打不通。你去哪儿了？你回个话呀。”

“周老师，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你跟我说，我解释给你听。”

“你走了，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我脚还疼着呢，你就这么把我扔下了？”

语气从关心到焦急再到委屈，层层递进。要是以前，我看到这些信息，心一软就回了。但现在，我看着这些字，就像看剧本一样——每一句都是设计好的，每一个标点都带着目的。

“周老师，咱们这么多天的情分，你就这么不告而别？你还是个当老师的呢，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

“我知道你在看手机。周德厚，你回个信息。”

“你到底什么意思？说清楚！”

语气逐渐变味了。从撒娇到质问，从示弱到施压。我没有回复，全部截屏保存。

然后她的电话来了。手机响了十几声，断了。又响，又断了。响了又响。我把手机调成静音，看着屏幕上的“赵丽萍”三个字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总共打了十三个电话。

最后她发了一条信息，语气彻底变了：“周德厚，你给我等着。你耍我，你会后悔的。”

我把手机放下，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才感觉整个人慢慢活了过来。窗外楼下传来邻居们聊天的声音，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声。这些平常的声音，此刻听起来却格外踏实。

凌晨，我爬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铁盒子。盒子里装着我老伴的照片、我儿子的奖状、还有一本泛黄的存折。存折里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十二万块钱——养老的、防病的、留给孙子的。我把存折握在手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这笔钱就变成那个“大健康项目”的投资款了。

我找出赵丽萍写的那张借条，四万块，白纸黑字，写着三天归还。我把它和手机里她推荐项目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游艇码头那群人的合影、免税店的刷卡记录，一个一个地整理好，分类存进文件夹里。好在我还留着这张借条，好在我还拍了那些宣传册的照片，好在我还记得游艇码头那个男人的名字叫“于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社区居委会。

居委会主任老刘是我几十年的老熟人，听我把事情说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把老花镜摘下来，在桌上磕了磕，语气沉重：“老周啊，那个赵丽萍根本不是什么退休教师。社区已经接到两起关于她的投诉了，都是经济纠纷。一起是你借给她的那四万块，还有一起是住在隔壁小区的另一个退休老人，金额更大。她以前跟着一个诈骗团伙，做过理财推销员，有案底的。”

“有案底？”我的脑子嗡地一下。

“对。只不过后来证据不足，没追究。她的手法很老练，专门挑独居退休老人下手。先建立感情，然后借钱，然后推荐投资，最后消失。你这次能提前跑出来，算是幸运的。”

我愣在原地，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老周，你打算怎么办？”刘主任把老花镜戴回去，认真地看着我，“要不要报警？”

我想了很久。

我想起那个在南山寺里虔诚拜佛的白色身影。想起那个在海边给我剥虾的温柔女人。想起电话里那句“这种退休老头我见多了”。想起那四万块钱和她那张笑得灿烂的脸。

“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坚定，“去派出所。”

社区警务室里，一位年轻民警坐在我对面，耐心地听我讲述了整个经过，包括那张借条、那些短信记录、以及赵丽萍如何一步步打消我的顾虑。他的表情很严肃，一边记录一边告诉我，类似针对独居老人的诈骗案件近年来呈现团伙化、感情化的新特点，作案人专门利用老年人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下手。

从警务室出来，我站在街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四月的风还是凉的，但比三亚的海风真实。

我刚到家没多久，手机响了。

这次不是赵丽萍，是社区居委会老刘打来的。

“周老师，你赶紧来居委会一趟。你儿子来了，找不到你，急得不行。”

我挂了电话就往居委会跑。推开门，看到周磊站在大厅里，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是从公司直接赶过来的。他看到我，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脸色沉了下来。

“爸，你跑哪儿去了？我打你电话打了一上午都不接！”

“我……我去派出所了。”我把他拉到一边，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省去了那些让我难堪的细节，只说了个大概。

周磊听完，脸色铁青。

“四万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压着火，“爸，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钱借给一个认识才两个月的邻居？四万块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我当时……”

“你当时怎么了？你被她灌了迷魂汤了？”周磊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引得旁边办事的居民纷纷侧目。

“你小声点！”我急了，“我这不也是被骗了吗？我去派出所报案了！”

“报案有什么用？钱能追回来吗？那个女人现在在哪？我找她去！”

“你别冲动！”我拉住他的胳膊，“我已经报案了，警察会处理的。你别去找她，万一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爸，你在担心谁？担心我，还是担心她？”周磊甩开我的手，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是失望，“爸，你是不是……”

他没有说完，但我听懂了。

你是不是对那个女的动了真感情？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父子俩沉默地站在居委会的大厅里，中间隔着三步远，却好像隔了一条大河。

接下来的几天，赵丽萍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她的手机号码，在我从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就拉黑了。社区居委会那边的消息是，她在我离开三亚的第二天也退了房，据说是回了老家。警察说他们正在调查，但因为赵丽萍的行为涉及好几个地方，取证需要时间，让我耐心等待。

我不急。我只想忘了这段丢人的经历。

可周磊没有放过我。

那天从居委会出来，他没有回省城，而是跟着我回了家。一进门他就开始检查我的手机，翻我的通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看到那些转账记录的时候，拳头都攥了起来。

“四万二。”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声音冷得像冰块，“爸，你跟她认识才两个月，就给了她四万二。”

“有两千是机票和餐饮的钱……”

“有什么区别吗？”周磊打断我，“爸，你知不知道我妈走了以后，我每个月往回寄钱，每年过年给你买新衣服买新手机，是为什么？是怕你一个人过得不好，怕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结果你倒好，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当成了宝，两个月花了四万多。你真大方。”

周磊从小嘴就厉害，长大了在省城做销售经理，更是能说会道。此刻他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看着茶几上那张全家福。照片里老伴还年轻，周磊还小，我也还年轻。

“爸，我不是心疼那点钱。”周磊的语气软了一些，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怕你出事。你一个人在这儿住，万一碰到的是更坏的人呢？万一那个女的不光骗钱还害命呢？你让我怎么办？让我后悔一辈子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磊磊，爸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周磊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这张卡里有两万块，是我上个月的项目奖金。你收着，把被骗的那笔补上。以后缺钱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也别……别随便相信外人。”

“我不要你的钱。”我把卡推回去。

“拿着。”周磊把卡硬塞进我手里，“你是我爸。你的钱被人骗了，就是我被人骗了。这是我的事。”

我攥着那张银行卡，手一直在抖。儿子看我这样，在我对面坐下来，叹了口气：“爸，你今年六十三了，我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以后不管是谁跟你谈钱，你都要先跟我商量。不管那个人是你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甚至是亲戚也好。你先给我打个电话，哪怕就是一句话的事。行不行？”

“行。”

周磊当晚没有回省城，在我这儿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又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他的车开出小区大门之后，我回到屋里，看到茶几上他留下的那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一句话：爸，你不是一个人。有事打电话。

我把那张字条收进了抽屉里，和老伴的照片放在一起。

一个月后，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说赵丽萍在外地被抓了。

原来她不止骗了我一个。光是我所在城区就有三个独居老人被她用类似手法骗过——都是先建立感情，然后借钱周转，最后推荐投资。有一个老人被骗了整整十五万，差点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她的真实姓名也不叫赵丽萍，身份证是假的。“赵丽萍”不过是她从某个已故人员身份信息里拼凑出来的一个名字。她以前确实做过教师，教龄不到两年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以各种名义向学生家长借钱不还。

后来她辗转好几个地方，专门研究独居老人的心理，逐渐从散兵游勇的小打小闹，变成了专门针对退休老人作案的惯犯，金额也越来越大。她在三亚接头的那个“于总”，真名叫于建国，是一个跨省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那个所谓的“大健康项目”，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用新投资人的钱支付老投资人的利息，一旦新资金链断了，整个盘子就崩了。赵丽萍相当于这个团伙的底层业务员，负责物色目标、培养感情、把老人引到游艇码头那种“高端场合”，再由“于总”接手推销。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

“周老师，您这次能及时止损，算是很幸运的。”办案民警对我说，“有很多老人被这种人骗光了养老钱才发现不对劲。您能及时警觉，还保留了借条和聊天记录这些关键证据，给我们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您被骗的那四万块钱，我们会尽力帮您追缴，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谢谢。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坏人抓住了，不会再有人被骗了。”

从派出所出来，我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六月的阳光很亮，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场“老年人防诈骗知识讲座”。老刘专门请我去给大伙儿讲讲我的亲身经历。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拉不下那张老脸。被一个假邻居骗了几万块，还差点把棺材本搭进去——这种事藏都来不及，还拿出来讲？但老刘和社区工作人员三番五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周磊也打电话劝我。

“爸，你去讲。没什么丢人的，丢人的是那些骗子，不是你。你讲了，能让多少老人避免受骗？你教了一辈子书，现在再上一次讲台，不丢人。”

周磊的话打动了我。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白发苍苍，少说也有一两百号人，有些拄着拐杖，有些戴着老花镜拿着笔记本，有些还抱着孙子孙女。他们的眼睛都看着我，安静而专注。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当了四十年老师，每次走上讲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眼神。期待中带着信任，等待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能告诉他们一些有用的事。

我在讲台上站了好一会儿，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然后我开口了。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叫周德厚，今年六十三岁。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来给大家上什么反诈教育课的。我是来给你们讲一个笑话的。这个笑话的主人公，就是我。”

台下的老人们愣了一下，有人微微笑了。

“几个月前，我对门搬来一个五十五岁的女邻居。长得漂亮，会说话，会做饭，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以为自己遇到了晚年的知己，以为自己老来有福了。她约我去三亚旅居，说要AA制，我就去了。到了三亚，她脚崴了，我鞍前马后地伺候。她说女儿公司周转不开，找我借四万块，我二话没说就转了。”

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后来我才发现，她是个骗子。专门骗独居老人的。她在电话里跟同伙说，‘这种退休老头我见多了，稍微给点好脸就当你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

台下轰地一下炸了锅。

我站在讲台上，等大家安静下来，才继续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博同情的。我是想用我自己这张丢尽了的老脸，告诉在场的每一位——不管你是退休干部还是工人，不管你多有文化还是多精明，只要你心里有那个窟窿，就有人能钻进来。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上的这一课，不是防骗技巧，也不是法律常识。我要教你们的，是怎么填心里那个窟窿。”

台下安静了。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打瞌睡。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多给儿女打个电话，哪怕他们忙。多跟老邻居走动走动，哪怕就是下下棋、溜溜弯。多去公园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心里那个窟窿，得用真的东西来填——真的亲情、真的友情、真的陪伴。你用假的东西去填，只会越填越大。”

台下有人开始鼓掌，然后掌声越来越响。我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面孔，忽然觉得不那么丢人了。

讲座结束后，很多老人围过来跟我说话。有一个老太太握着我的手，说她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也是独居，也是被一个所谓的“朋友”骗了钱，一直没敢跟儿女说，今天听了我的讲座，决定回家就跟儿子坦白。还有一个老大爷，说他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对方天天嘘寒问暖，最近开始提投资的事，他本来有点动心，今天听我一讲，决定马上拉黑。

那天晚上，周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看到了社区发在公众号上的讲座照片。照片里的我站在讲台上，台下坐满了人。

“爸，你讲得真好。”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哑，“我看到你在台上那个样子，忽然想起小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你讲课。那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站在讲台上，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怕。”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我说。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看着茶几上那张全家福。照片里老伴冲我笑着，好像也在说——老周，你今天做得对。

年底的时候，社区要组建一支“银发反诈”老年志愿者服务队，我报了名，成了骨干成员。我们定期走访社区里的独居老人，给他们普及防骗知识，帮他们识别各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我成了社区里的“明星讲师”，每次讲座都座无虚席。有人从周边社区专程赶来听，还有人带着录音笔，说要录回去给没来的老伴听。

赵丽萍和她的团伙因诈骗罪被判了刑。宣判那天，我没有去。我不恨她了。没有她，我可能到现在还沉浸在那个“第二春”的幻觉里，迟早会在别的坑里摔得更惨。她反倒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这几年的空虚和懦弱。

周磊比从前回来得勤了。每两周回来一趟，带着儿媳和孙子。家里多了孩子的笑声，茶几上多了奶瓶和玩具。孙子今年两岁半，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一进门就喊“爷爷”，扑过来抱我的腿。

“爸，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周磊指着手机上的报道给我看。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六旬退休教师现身说法，带领社区老人守好“钱袋子”》。配图是我在某次讲座上讲话的照片，我穿着那件藏蓝色夹克，站在讲台上，还挺精神的。

“什么名人，就是个糟老头子。”我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很受用的。

“对了爸，”周磊收起手机，表情变得有些微妙，“那个……我们小区有个阿姨，六十出头，退休前是会计，人也挺好的。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我愣了几秒，然后抄起手边的报纸卷朝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你小子，存心气你爸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