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启太准时从卧室走出来。他穿着熨烫得笔挺的衬衫，走到餐桌前，拉开椅子的动作很轻。看到我端上来的烤鲑鱼和味噌汤，他微微低了一下头，轻声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才开始动筷子。
我们结婚十五年了。十五年的晨昏相对，哪怕是呼吸的频率都应该早已交融在一起，但启太在很多瞬间，依然保持着一种让我觉得有些陌生的客气。这种客气不是装出来的，它就像长在他骨血里的基因。看着他安静进食的侧脸，我的思绪忽然飘得很远。
我想起了远在国内的父亲，想起了小时候家里吃饭时，父亲总是光着膀子在厨房里一边颠勺一边大嗓门地喊我们拿碗筷，油烟味和饭菜香混在一起，热闹、嘈杂，却透着滚烫的烟火气。
二十五岁那年，我在东京读完修士，进入一家商社工作，也因此认识了启太。他有着典型的日本男人的整洁，头发永远打理得一丝不苟，说话时眼神温和，从不轻易打断别人。最让我心动的是他的分寸感。
有一次我们部门聚餐，我被前辈劝酒，他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英雄救美般地替我挡酒，而是安静地走出去，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给我端来了一杯颜色极其相似的乌龙茶，说是那位先生特意嘱咐换掉的。
那种细致入微又不给人压力的体贴，彻底击中了我。我习惯了国内男性那种直接、带有一定侵略性或者保护欲的表达方式，启太的出现，就像东京初秋的风，清爽，不黏腻。我们在交往三年后结了婚，我成了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新娘。
可婚姻从来不是风花雪月，它是柴米油盐里的赤身肉搏。当恋爱时的滤镜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打碎，我才真正开始体会到，中日两国的男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有着多么巨大的鸿沟。
最先让我感到落差的，是生病时的待遇。婚后第二年的冬天，我感染了重感冒，高烧到三十九度，浑身疼得像散了架。如果在国内，或者换作我父亲，大概率会急得团团转，一边数落我怎么不多穿点，一边手忙脚乱地熬姜汤、找退烧药，恨不得每隔半小时就来摸摸我的额头。
那天早晨，启太发现我发烧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他迅速拿来体温计，确认了温度后，穿上外套出门。半小时后，他提着便利店的塑料袋回来，里面装着退烧药、电解质水和速食粥。
他把这些东西整齐地摆在床头柜上，给我倒了一杯温水，然后站在床边，用充满歉意的语气说：“真的很抱歉，今天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企划案要提交，我实在无法请假。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如果实在难受，一定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说完，他朝我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出门了。
听着玄关处传来关门的声音，我躺在被窝里，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他做得没有错，他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而且日本的职场文化确实不允许员工因为家属的普通疾病而轻易请假。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我就是觉得冷。
那种冷不是因为发烧，而是因为那句礼貌到了极致的“对不起”。在我们中国的家庭观念里，夫妻是同林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共同体，生病时的陪伴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日本男人的观念里，哪怕是妻子，也是独立的个体，自己没能照顾好对方，是一种“添麻烦”，所以要道歉。
真正让我濒临崩溃的，是女儿结衣出生的那一年。那时候我母亲本来要来日本帮我坐月子，却因为签证问题被耽搁了，我只能一个人面对新生儿的屎尿屁。
日本没有坐月子的习惯，也没有国内那种庞大的婆媳帮衬体系。启太的母亲在结衣满月时来探望过一次，带来了一些昂贵的婴儿衣服和一个精致的红包，待了两个小时就客客气气地告辞了，完全没有留下来帮忙的打算。
启太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这一点我从未怀疑。为了支撑家里的开销，他主动申请了更多的加班。每天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通常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他会放轻脚步洗澡，然后走到婴儿床边看一眼熟睡的女儿，再轻手轻脚地躺到另一张床上。
有一天晚上，结衣肠绞痛，整整哭闹了三个小时。我抱着她满屋子走，手腕酸痛得快要断掉，衣服上沾满了奶渍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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