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东京,目黑川两岸的樱花又一次如雪般飘落,这是我在日本度过的第十二个春天。十二年前,我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降落在成田机场,满心都是对异国生活的憧憬与忐忑。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十二年的岁月不仅将我从一个懵懂的留学生打磨成了一个能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成年人,更通过三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让我彻底看透了在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关于人性和亲密关系的另一种面貌。
我的第一任男友健太,是我在大学语言交换社团认识的。那时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出头,他有着典型日本男生的清秀和腼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我们的恋爱有着青春期特有的简单和纯粹。
我们会一起骑着自行车去远处的超市买打折的便当,会在鸭川的河畔坐上一整个下午,分享同一副耳机里的音乐。
那时的我以为,爱情就是分享彼此的一切。我把在中国老家发生的趣事讲给他听,把对未来的迷茫向他倾诉,而他也总是极其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头附和,给予我最温柔的陪伴。我以为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隔阂的,直到我们大三那年,迎来了日本大学生最残酷的“就职活动”。
健太的目标是进入一家大型商社,他为此准备了很久,买了一套昂贵的黑色西装,每天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连续几十家公司的初面淘汰,让他的自信心一点点崩塌。
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试图用我习惯的方式去安慰他。我给他煲汤,在他收到拒信的时候抱着他,告诉他没关系,大不了慢慢来。
起初,他会勉强笑着对我说谢谢,但渐渐地,我发现他开始躲着我。他不再回我的消息,打电话也总是无人接听。有一次,我实在放心不下,买了他最爱吃的炸牛肉饼去他租住的公寓找他。
敲了很久的门,他才缓缓打开。房间里一片昏暗,窗帘拉得死死的,空气中弥漫着泡面和未洗衣服的酸腐味。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喜,只有深深的难堪和抗拒。
他用极其客气甚至冷漠的语气对我说:“抱歉,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你先回去吧。”我不解,为什么在他最脆弱的时候,他要推开最亲近的人?我试图走进去拉他的手,他却触电般地退后了一步,关上了门。
那扇门不仅隔绝了我们,也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了句号。后来我才知道,在他的观念里,把自己的失败和颓废展露给别人,是一种极大的“添麻烦”,即使是对待女朋友,他也无法跨越那道自尊与耻辱的防线。他宁愿独自在黑暗中腐烂,也不愿与我分担重量。
如果说健太的退缩是因为年轻的自尊,那么我的第二任男友浩,则让我见识到了成年日本男人的理智与克制。
和浩川相识时,我已经毕业并在东京的一家IT公司工作了两年。浩川是另一家公司的业务对接人,比我大五岁,成熟稳重,做事滴水不漏。他的出现,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当时孤身在海外拼搏的我对安全感的渴望。我们的约会总是被他安排得妥妥当当,去哪里吃饭、看什么电影,他都会提前做好攻略。
浩川是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从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实行了AA制。这在日本很常见,我也并不介意。我觉得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在经济上互不亏欠,反而能让感情更纯粹。
浩川对我的生活也很关心,天冷了会提醒我加衣,我加班晚了他会发来鼓励的表情包。我以为,这就是成熟的恋爱,平稳、安定、不疾不徐。
直到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
那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胃部一阵剧烈的绞痛,冷汗瞬间浸透了睡衣。那种痛感来得极其猛烈,我甚至无法站立,只能蜷缩在地板上。在剧痛和无助中,我拨通了浩川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浩川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睡意。
我哭着告诉他我病了,痛得受不了。我满心以为,听到我这样虚弱无助的声音,他会立刻穿上衣服打车赶过来陪我,带我去医院。然而,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却迅速恢复了清醒和冷静。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能走动吗?我已经帮你查了最近的夜间急诊医院,电话号码我发给你。如果实在走不了,你需要立刻叫救护车。我明天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董事会汇报,实在走不开。你到了医院之后,记得给我发个消息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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