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回望十五年前的那场辩论——两种知识体系的碰撞
学思平治
今年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我有幸参会，并以政治学领域代表的身份现场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使我想起了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罕见地公开承认中国模式走强、美国模式走衰。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体系，他们成功地掌握了新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创造出许多曾被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东西。反观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今天看上去正走向分崩离析”。
许多网民也提到2011年6月27日，我与福山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他们把我的观点归纳为“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等五个政治预测，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
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其实这些年来，福山沿着“历史终结论”的思路，始终固守“民主vs专制”这一粗陋的二元分析范式，导致他对新冠疫情应对、乌克兰冲突走向、特朗普—哈里斯竞选等重大事件的判断连连失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要比他准确得多。
然而，福山迄今还是坚持他所表述的“历史终结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终结”，即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绝对精神之最终形态，至此历史便终结了。把历史归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阶级博弈等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唯心史观应该是福山政治判断屡屡失误的主因。当然，他部分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辩论的时候，他早已完成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建构，我基本完成了“文明型国家”理论建构，这也是我对中国道路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的一种初步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辩论其实也是两种知识体系的正面碰撞。下面我以这五个政治预测为例来概述一下。
一、“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他与我辩论的背景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欢呼，福山深受鼓舞，似乎这再一次印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推论中国接下来也可能发生自己的“阿拉伯之春”，而我认为中国已是一个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有机统一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因此中国不会发生“阿拉伯之春”。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来看，“历史终结论”的底层逻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体思维”，即形式决定实质，如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好政体”，它自然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发展与繁荣。与此相反，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是中华文明的“政道思维”，即“道”决定“术”，它优先聚焦“政道”，即民主所要实现的良政善治等目标，并从此出发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
对于外来的经验，文明型国家的做法是有选择的借鉴，从而减少“水土不服”。基于我本人对中东地区的多次实地考察，我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是该地区的经济凋敝与就业危机，照搬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些危机，还会火上浇油，导致覆水难收。果真，“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腥风血雨的“阿拉伯之冬”，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
二、“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因是认为它无法解决“低智商的民粹主义”。福山当时是这样回应的：“对于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自由，有评论自由，所以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最终还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回应说“你很乐观，认为美国会汲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换言之，我是用文明型国家的“政道思维”反驳他的“政体思维”，认为仅凭一套政体就能包治百病，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强调治国理政首先需要厘清“民意”与“民心”的差别。“民心”代表全体人民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民意”则多指社会大众的短期情绪或诉求。“民意”也许契合“民心”，也可能与“民心”相悖。中国人说“民意如流水，民心大于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智慧。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是“民心治国”，而西方票选民主的特点是“民意治国”，这势必造成短期主义、民粹思潮、社会撕裂。当下西方政治领袖普遍素养下滑、国家治理水平下行、整体国运走衰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在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中，“选贤任能”是治国理政的起码要求，卓越的国家治理必然要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历史终结论”始终回避人才选拔这一核心命题，片面笃定即便执政者能力不足，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也能自行纠错、扭转困局。这种“政体原教旨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给多少国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也是美国今天诸多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当时对福山直言：你过于乐观了，小布什执政期间施政失当，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海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重创美国国力。我还指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成型于前工业时代，倘若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美国极有可能选出比小布什还糟糕的国家领导人，美国还将一路走弱。
但福山固执己见，认为即便美国治理失序，尚有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作为范本，执意认定西方制度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最优模式。长久以来，西方这种“政体思维”下的“制度万能论”，认为即便执政者庸碌无为，民主政体依旧能平稳运行。然而，伴随中国模式的崛起作为对照，一国执政者格局低下、能力匮乏，其国运必将随着执政者的水平一同沉沦。
四、“世界文化不会趋同”。福山认为世界文化会随着现代化建设，向西方文化趋同。“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线性历史观，即全世界在制度、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价值观上最终都会殊途同归，变成西方文明的翻版。
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具有延绵数千年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化怎么同化得了？我说美国文化更像麦当劳文化，中国文化更像八大菜系文化，前者不可能征服后者，而是后者收编前者的问题。
不久前，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首席主播杰西·沃特斯也犯了福山式的认知错误。特朗普访华之后，他在节目中宣称：北京虽繁华，但无处不在的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品牌，可视为美国在海外的超级“殖民地”。这种观点与福山的文化趋同论类似，本质上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无知与轻视。
事实上，中国容纳成千上万家麦当劳，恰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背后支撑这份自信的，是八大菜系所代表的文明级别的餐饮体系：它足够丰富、包容，能坦然将美式快餐视为多元餐饮生态的点缀，使其融入中国餐饮百花园。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审视，文明型国家具有“百国之和”的鲜明特质，其文化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远非一般民族国家所能比拟。基于此，文明型国家主张：文明本质上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应彼此尊重、交流互鉴，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此为基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五、“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源于唯心史观，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代表人类精神的终点和人类历史最高阶段。文明型国家的知识体系源于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由物质实践推动，而非精神走向自我终点；文明多元、新矛盾、新问题、新生产方式总在不断涌现，历史不会终结，制度永远在迭代，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是一种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
我还特别指出西式民主制度在人类漫长历史中不过昙花一现，根源根植于其与生俱来的制度基因缺陷。所以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而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还特别强调，从文明型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还处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我刚才简要回顾了当年与福山的辩论，概述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型国家”两种知识体系上的一些正面碰撞。15年过去，两者孰优孰劣，孰对孰错，不言自明。其实，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文明型国家在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对西方主流论述形成了颠覆性突破与范式性转变，已经动摇了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建构起一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与知识体系。
就国家理论而言，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在制度理论方面，实现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在民主理论层面，从“民主/专制”范式到“良政/劣政”的范式转变；在政党理论方面，从西方“部分利益党”到中国“整体利益党”叙事的范式转变。文明型国家理论也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践检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由此出发，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须尽快从“应然”的泛泛议论走向“实然”的扎实实践，我们理论界需尽快行动起来，彻底摆脱空对空、花架子、文本循环、西方中心主义等沉疴陋习，以真正的原创研究，直面并回答真实的、具体的一个个“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对中国学人的期望！
【 张维为：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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