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征五次深入漠北,两度击溃蒙古主力,史书留下 “五出漠北,三犁虏庭” 的赫赫武功。朱棣凭借数十万大军横扫草原,一度打得鞑靼、瓦剌俯首称臣。

但后世史家普遍认定,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仅仅收获短期威慑,长期战略价值微乎其微。看似战功辉煌的远征,到头来只换来人财两空,还为明朝埋下百年边患。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先看这五次北征:

永乐八年(1410)第一次北征:明军追到斡难河,大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逼其仅率七骑逃亡;再败太师阿鲁台于飞云壑,鞑靼部元气大伤,被迫向明朝称臣纳贡。

永乐十二年(1414)第二次:瓦剌部马哈木崛起,朱棣亲征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以神机营火铳步骑协同大破瓦剌主力,斩首数千级,瓦剌远遁。

后三次(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主攻鞑靼阿鲁台,阿鲁台吸取教训避战远遁,明军多次扑空,但焚毁敌部牧场、掠其牲畜,给鞑靼经济造成重创。朱棣最终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从表面战绩来看,永乐北伐足够光耀史册。第一次北征,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追击鞑靼可汗,一路打到斡难河畔,击溃北元正统本雅失里,又回师大破太师阿鲁台,鞑靼部落四分五裂,数年无力南下袭扰。

第二次出征,明军在忽兰忽失温依靠神机营火器大破瓦剌骑兵,重创马哈木所部,草原两大强权接连遭到重创。这两场硬仗实打实击溃了蒙古主力,短期内北疆狼烟平息,边民得以安稳耕种。

可从第三次北伐开始,战局就急转直下。阿鲁台摸清了明军远征的短板,不再正面接战,只要探知大军出塞,立刻带着部众、牲畜远遁千里,躲入茫茫草原深处。明军缺少骑兵斥候,几十万步兵在草原上长途跋涉,粮草耗尽也找不到敌军主力。

后三次亲征,两次大军扑空,只缴获少量牛羊辎重,斩获寥寥无几。第五次北征,朱棣穷尽国力调集粮草,依旧没能捕捉阿鲁台的踪迹,最终在班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至死都没能完成根除边患的目标。

五次远征打下来,明军斩获的敌军总数不足万人。大军来时如同台风过境,扫荡草原部落;大军一退,游牧部族再度聚拢,劫掠边关。农耕文明的远征军,始终陷入 “来了就跑,走了再来” 的死循环。

明军只能在夏季短暂深入漠北,数十万大军无法在草原过冬,更没有办法长期驻守草原建立统治。没有城池、没有屯田,武力打击只能打散部落,却无法永久控制土地。军事胜利无法转化为疆域治理,所有战果都只能维持短短数年,根本无法一劳永逸解决游牧边患。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战略目标的错位,进一步稀释了北伐的历史价值。朱棣一心打压实力最强的鞑靼部,连续多次集中兵力围剿阿鲁台。鞑靼衰落之后,原本相对弱小的瓦剌失去制衡,迅速吞并草原各部。脱欢整合瓦剌势力,拥立黄金家族后裔为汗,短短二十多年就统一漠北草原。

等到明英宗时期,瓦剌首领也先带领铁骑大举南下,酿成土木堡惨败,明军京营精锐全军覆没,皇帝沦为俘虏。

朱棣连年打压鞑靼,客观上帮瓦剌扫清了竞争对手,草原势力完成此消彼长,北疆危机非但没有根除,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原本用来安定边疆的北伐,反倒催生了更强大的敌人,这是整场军事行动最大的败笔。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比起无功而返的战果,北伐造成的国力透支,才是动摇国本的核心问题。明初历经数十年战乱,中原百姓刚刚得以休养生息,洪武朝积攒的钱粮家底十分宝贵。

而五次漠北远征,每一次都要征调数十万民夫、上百万石粮草,山东、河南、河北数省百姓常年为转运军需奔波。第一次北伐,朝廷动用驴马三十四万匹、运输车辆十七万辆,二十多万民夫抛下农田随军运粮,大片耕地荒芜无人耕种。

为填补巨额军费缺口,朝廷只能大量印发大明宝钞,纸币飞速贬值。洪武年间一贯宝钞可兑换两百文铜钱,到永乐末年,一贯宝钞连几斗米都买不到,民间经济秩序彻底被打乱。

沉重的徭役赋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山东爆发唐赛儿农民起义。这场起义规模有限,却撕开了永乐盛世的外衣。连年远征掏空国库,原本可以用来治理河道、开垦荒地、抚恤民生的财力,全部消耗在草原远征之上。

等到朱高炽登基,只能紧急叫停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全面收缩对外政策,才勉强稳住濒临崩溃的民生经济。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除此之外,朱棣还亲手毁掉了朱元璋留下的北疆防御体系,让北伐的成果彻底付诸东流。洪武时代设置大宁都司、开平卫等漠南卫所,以藩王镇守塞外,构建起纵深防御圈。

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酬谢兀良哈骑兵,放弃大宁卫大片土地,把塞外前沿卫所陆续内迁。长城以北的缓冲地带凭空消失,蒙古骑兵可以毫无阻碍直达长城脚下。

即便五次北伐暂时击退敌军,边防地理缺口再也无法弥补。后世明朝只能依托长城被动防守,从此彻底失去塞外主动权。主动进攻换来短暂和平,却永久丢掉了战略缓冲区,得失之间一目了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朱棣北伐还有一层难以回避的政治考量。他依靠靖难起兵夺取皇位,自身统治合法性饱受朝野质疑。五度御驾亲征,一方面是抵御蒙古袭扰,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赫赫武功树立帝王威望,压制朝堂内部的反对声音。

很多远征行动,军事价值有限,帝王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却十分浓厚。后三次劳师远征,明明已经预判敌军会避战远逃,朱棣依旧坚持调集举国兵力出塞。这场草原大巡游,更像是一场向天下展示皇权武力的盛大典礼,军事务实性让位于帝王功业。

纵观整场北伐,短期军事威慑确实存在,蒙古数十年没能形成统一政权南下劫掠。但从长远来看,既没有根除草原威胁,又打破了蒙古部落的力量平衡,间接促成瓦剌崛起;既耗尽了明初积累的国库财力,又毁掉了塞外纵深防线,迫使明朝边防由主动出击转向消极固守。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只换来转瞬即逝的胜利,无法沉淀为长久的边疆安定。

相比之下,汉武帝北伐匈奴,打通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屯田戍边,把军事胜利固化为疆域成果;唐太宗扫平突厥,设立都护府管理草原部族。

反观明成祖,只有一次次长途奔袭,没有配套的羁縻治理,打赢了无法守住,击溃了无法同化。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打散之后很快再度集结,所有征伐都沦为反复消耗。

朱棣死后不到二十年,北疆边患卷土重来,土木堡之变葬送大明精锐,明朝彻底结束开拓进取的时代,转入内敛保守。五出漠北的盖世武功,终究没能守住北疆安宁。

辉煌的军事胜利,因为缺少长远的治理布局,最终变成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这也是后世史学家普遍认定,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历史意义十分有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