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美国仍是“衰落中的霸权”，低估它将犯颠覆性错误|华盛顿|唐纳德·特朗普|国际秩序|外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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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026年7月4日，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250年前，《独立宣言》以自由、平等与人民主权为基石，为美国写下了立国叙事。然而，当历史的指针来到建国250周年，美国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现实。在美国国内，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与政治社会的深度撕裂，使曾经的立国理想沦为左右两派相互攻伐的政治符号。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民主样板”的感召力正日益褪色，其相对优势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被削弱。但无法否认的是，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大名义GDP，美国企业仍占据全球科技与资本市场高地，美国与西方盟友主导构建的国际经贸、货币及话语权体系依旧难以被替代。

我们如何理性看待当下之美国？

近日，围绕“美利坚治世”的演变轨迹、美国政治分化的深层根源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等核心议题，郑永年教授接受“大湾区评论”专访，作出了深刻解读。此外，他近期还就AI对民主政治的冲击、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科技寡头崛起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剖析。IPP评论特将上述论述整理集纳，以飨读者。

【内容聚焦】

一、美国因何走向分化？

二、“特朗普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三、美国霸权，是衰落还是转型？

四、如何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

五、“美国梦”和“中国梦”能否共存？

六、AI如何重塑民主政治？

七、国家主权如何面对科技寡头？

八、AI外交怎样影响中美竞争？

美国分化不是偶然，而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今天的分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后，民主形式随之变化的结果。当共同利益和政治共识不断减少，原本依靠共识与妥协运行的制度，也就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转。

图为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农业部总部悬挂着一面“自由250”旗帜，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的分化首先要从制度设计来看。美国制度本身相当分权和分散，从宪法上看具有“双重主权”特征：联邦政府由全体美国人产生，各州政府由各州人民产生，同样具有自己的主权。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的政治共识较以往大幅减少。如今不仅有“特朗普的美国”“特朗普的共和党的美国”，还有“民主党的美国”；不仅两党之间在分化，两党内部也在分化。从社会层面看，种族、宗教、地域、阶层等维度的分化日益明显。随着共同利益与共识的减少，政治分化愈发突出。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今天的分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美国民主形式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是“精英民主”（或称“精英共和”），建国一代拥有相近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思想意识和价值共识；二战后，美国进入“中产民主”阶段，庞大的中产阶级比例有效防止了政治的过度激化。然而，里根革命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美国资本带着技术迅速流向世界各地，导致去工业化，中产阶级萎缩，政治分界线越来越明确，各方力量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加剧。

他指出，过去美国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能够运行，重要前提是政经相对分离。美国早期奉行最低限度政府，罗斯福新政后政府作用虽有所强化，但经济体系总体仍相对独立于政治。如今，美国不同权力之间越来越不协调，三权之间相互争夺，国会内部及两党内部也缺乏协调，司法任命日益政治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与过度政治化，已对现存制度构成威胁。

“特朗普现象”是美国政治体制信任危机的反映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特朗普现象是美国转型危机、劳工政治失落和制度信任危机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当民主党背弃劳工利益、转向身份政治，而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选民把经济问题置于族群身份之上，特朗普的回归也就成为美国政治深层变化的集中体现。

6月2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国家广场举行的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美国州博览会”开幕集会上发表讲话后走下舞台。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特朗普的“强行政”现象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并非美国三权中的行政权突然变强，而是特朗普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作为250年来首位真正以商人和公司老板身份入主白宫的总统，他将企业总裁的行事风格带入了白宫；另一方面，危机时期行政权扩张在美国也有先例，而当前美国正深陷各种转型危机。

美国民众再次选择特朗普，核心在于民众面临切实的经济焦虑，而民主党无力解决。自克林顿时代起，民主党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拥抱资本而背弃劳工利益。此后，民主党逐渐迷失了自身的代表群体，转而依赖身份政治和人权政治。

特朗普的胜利虽建立在白人工人阶级基础上，但较2020年，他赢得了更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对这些选民而言，阶级利益超越了种族或族裔。一个曾靠“白人蓝领”起家的候选人，如今成功吸纳了非白人劳工阶层，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信号。特朗普现象，不仅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折射出整个美国政治体制的信任危机。

美国霸权尚未退场，低估美国可能犯颠覆性错误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处在一个痛苦转型期，但它仍然是“衰落中的霸权”，其在人工智能、虚拟空间和技术标准等新领域，新的霸权形态正在形成。正因如此，低估美国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

2026年7月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基斯通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举行的独立日活动上发表讲话。图源：法新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可用“周天子”来形容美国，从新旧秩序转换的角度看，当前国际秩序群雄逐鹿，美国则处于痛苦的转型期。但他强调，美国即使相对衰落，依然是霸权。美国今天的问题更多出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分配机制上，而非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目前，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军仍拥有全球最强的投送能力，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也保持领先，大量原创性技术仍首先在美国落地。

在他看来，大国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用“命定论”看待。在长期演变中，国家能否纠正错误、抓住新机会，都存在变数。美国从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到真正确立全球霸权，也经历了几十年。大国衰落不会是一条直线，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如今的目标正是“中兴”，也不乏成功的可能。

实际上，美国在重要领域的霸权甚至在强化升级。若从占领土地等传统军事控制的角度看，美国的确衰落了；但若从人工智能和新技术形态来看，美国正在建设新的霸权，更加关注虚拟空间、技术空间和战略空间。因此，我们不能再用农业时代的“土地帝国主义”或海洋时代的“海洋帝国主义”来理解今天的美国，低估美国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收”不是“退”，美国在重塑另一种全球化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搞保护主义，却在人工智能、数据、芯片、技术标准和虚拟空间等优势领域继续推动全球化。随着AI和高科技高度集中，美国盟友反而会越来越依附美国，其霸权地位也可能进一步巩固。

6月17日，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图源：Getty Images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的战略收缩与扩张并不矛盾。“收”并非退缩，而是战略调整、整顿、巩固与重新布局。过去美国到处撒钱、驻军、搞重建是传统霸权的做法；如今美国谋求转型，意在先守住西半球和关键基础，再通过其他方式施加影响。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指出，美国确实在“反全球化”，但反对的是对其不利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力是资本，只要美国仍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等国继续开放，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因此，不能仅盯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美直接和间接贸易规模依然庞大，美国的数据流通与人工智能国际化本质上仍是全球化。

他认为，每个国家都会基于比较优势推进全球化。美国虽在缺乏优势的货物贸易领域搞保护主义，但在人工智能、数据、芯片、技术标准及虚拟空间等优势领域，仍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美国对盟友、东南亚及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即是明证。同时，全球的人才、资本和技术仍在流向美国，美国的技术和平台也仍在走向世界。

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领域的高度集中，反而可能使美国霸权地位更加巩固。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大体都参与其中；但此次人工智能高度集中于美国。其他盟友国家因缺乏相应能力，将越来越依附于美国。

美国梦、中国梦和其他梦可以共存

郑永年教授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发生，不只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只要中国不主动进入美国定义的“敌人”框架，仍有转圜空间。美国需要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选国家”，世界也需要把美国看作一个普通国家。美国梦、中国梦以及其他国家的梦，并非必然冲突。

图源：Getty Images

郑永年教授指出，随着中国崛起，许多国家开始用“G2”视角审视中美关系。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

在他看来，受宗教文明背景影响，美国的认知模式中确实存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只要中国不主动进入这种对立框架，不将自己变成美国定义中的“敌人”，并保持规避的意识与行动，双方就仍有转圜空间。当前美国的心态颇似晚清中国，亟需进行根本性调整，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选国家”的现实。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优秀文明的“集成”，从工业文明角度看，确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形态。对许多美国传统中产而言，“美国梦”确实在褪色；但对许多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来说，它依然具有吸引力，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本和技术仍在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大量顶尖中国科技人才正加速回流，中国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持续上升。

他认为，美国梦、中国梦以及其他国家的梦完全可以并存，只是路径、文化与制度不同。当世界不再只有一个“梦工厂”，当不同文明都能为人类提供各自版本的“好生活”想象时，人类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终结论”的幻觉。

AI对民主政治的重塑：共同事实正在崩塌

郑永年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已经导致传统民主形式的“死亡”。一旦“共同事实”基础崩塌，民主最终只会变成一场各说各话的“噪音”。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在当前的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政治广告日益泛滥。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已导致传统民主形式的“死亡”。在他看来，过去的民主大多是精英设计的制度安排，对政治精英而言，往往只是获取权力的一种工具。

AI时代更大的麻烦在于事实本身正变得不稳定。如果一切事实皆可虚拟，真相将不复存在，这是所有拥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社会都可能面临的问题。AI集群可以伪造公众共识，制造“所有人都在这么说”的幻觉，从而悄无声息地扭曲民主。AI大规模制造虚假内容，对社会信任和政治秩序具有毁灭性破坏。

当公众不再信任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时，民主赖以运转的“共同事实”基础便会崩塌。没有共同事实，就没有共同讨论的前提，民主最终只会沦为各说各话的“噪音”。

国家主权与科技寡头：权力正在从国家向平台转移

郑永年教授指出，科技寡头已是现实。今天的科技寡头掌控数据、算法和平台，并影响战场通信、舆论走向和金融制裁。随着硅谷和华盛顿越来越合一，将演变为一场从国家向平台、从政府向寡头转移的根本性权力转移。

5月初，有媒体披露了一场得到某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支持的协同舆论攻势。该委员会与OpenAI、帕兰提尔（Palantir）等公司的高管存在关联，旗下组织如“建设美国AI”和“引领未来”斥资赞助TikTok和Instagram上的网红，向美国公众渲染中国科技崛起带来的恐慌。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AI缺乏物理边界，并在智能上抹平差异，将不同国家、文化乃至个体吸纳进同一个信息系统。国家的表层物理形态或许尚存，但其实质内涵正被大模型与平台深刻重塑。

关于科技寡头与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科技寡头已是现实而非未来。马斯克等科技企业家已在星链通信、卫星监控、地震救援及军事应用等领域，发挥着传统上仅大国才能发挥的作用。AI高度集中与垄断的技术结构天然有利于寡头而不利于制衡。

科技寡头掌控着没有物理边界的数据、算法与平台，能够同时覆盖全球数十亿人。其作用已清晰可见：星链决定战场通信，算法决定舆论走向，数据决定金融制裁的精准度。在金融战略上，谁掌握了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的数据流，谁就掌握了金融战争的制高点。这使得许多“小帝国主义”依附于美国，使其能够调配这些力量。

过去政治与资本尚有一定区分，如今硅谷与华盛顿却日益合一。科技寡头正从“影响政治”走向“成为政治”，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根本性权力转移——权力正从国家向平台、从政府向寡头转移。

AI外交与中美竞争：既赋能外交，也去能外交

郑永年教授指出，AI正在“赋能”外交，也在“去能”外交，并正在成为外交谈判对象，甚至推动“自主外交”时代到来。中国应在坚定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保持审慎步伐，并发挥开源、大众路线与全球南方应用场景结合的优势。

今年3月16日，韩国新世界集团与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支持的初创公司Reflection AI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特朗普开启第二次白宫任期后，美国政府首次达成了人工智能出口项目。

郑永年教授指出，AI与外交的关系至少可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AI正在“赋能”与“去能”外交；二是AI正成为外交的谈判对象；三是AI的“自主外交”时代正在到来。

一方面，AI正在赋能外交。外交的核心之一是收集和处理信息，AI在此方面的效率远超人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变弱国为强国”。但另一方面，AI也会“去能”外交。它在赋能大量“非国家”角色的同时，使一些网络平台与国家或政府构成竞争，且平台运营者有自身利益，未必与国家利益一致。更棘手的是，AI只有机器理性，缺乏人类的政治忠诚与政治判断，由此产生的安全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的迫切挑战。

在中美AI竞争方面，郑永年指出，中美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无论AI“赋能”还是“去能”外交，都主要发生在这两个国家。中美能否就AI进行严肃、认真且有效的交流，将直接影响这一决定人类发展方向的技术。他认为，中美AI竞争表面上是国家政策的较量，实质上政府与企业都在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保留一定监管是合理的，因为当前各界普遍强调AI的“赋能”，却较少关注其“去能”风险（即“人工智残”问题）。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技术，过度激进的领先可能意味着更早触发系统性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坚定发展人工智能，避免因差距过大而受制于人；但在战略上不一定要做最激进的引领者，做一个审慎的跟随者同样有其合理性。

关于全球南方，郑永年指出，中国侧重开源与大众路线，成本相对较低。人工智能能否真正落地，关键在于应用场景。中国具备与全球南方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度结合的天然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更需要成本较低、开放性较强且易于落地的技术方案。

*本文观点集纳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郑永年教授系列对话：

对话整理 | 冯箫凝伍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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