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利用甲骨文字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之后提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指出:“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
此后，徐旭生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也都根据文献资料认为商代之前肯定有夏代的存在。
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徐中舒先生通过研究认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此后还有学者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
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起初，二里头遗址被定为早商都城。夏鼐先生给出了审慎的意见，他分析认为:“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
1977年，更多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有学者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同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肯定夏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继续加以阐释，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的论断。
铜工具与武器。利用青铜制作工具、武器类器物，是二里头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工具有锛、凿、刀、锥等，武器则有戈、钺、镞等。
工具类器物多采用单范铸造，器身整体平直，其中锛、凿类器物多无銎口，可能并不装柄，而是通过锤击工具顶端来使用。
武器类器物中，铜戈器身单薄，无阑；铜钺有器身窄长、刃部微弧和器身近长方形、刃部近直两种形制；铜镞的形制则很多样，且出现了带有倒刺的双翼铜镞。这些形制为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所沿用。
龙纹透底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其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直筒形腹，外壁刻划龙纹。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整合，新石器时代多源且多样的“龙”形象逐渐规范，形成梭形目、额上和背部饰菱形、尾端内卷的蛇身为主体的龙形象，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造型母题固定下来，在商周时期被继承发展，广泛应用于王室贵族礼器上。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敞口，斜方肩，粗斜重较深。肩部外壁饰二周凹弦纹及二周错向刻划纹，折肩处饰二周有料向压印纹的附加堆纹，并等距饰四个带有双乳丁的宽横耳，上童外壁刻划普面纹及竖向凹槽，下腹外壁饰较细中绳纹。 这是二里头遗址迄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一件大口尊。
这是二里头遗址迄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一件大口尊。
象牙权杖。整根象牙一体打磨成型，无拼接；通长 47 厘米，杖首为蘑菇半圆状，中间分隔圆盘，杖柄细长微弯。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权杖文化仅流行于西北、北方边地，中原夏商王朝不使用权杖；二里头象牙权杖实证夏代中原王权已接纳权杖礼制，高等级贵族将其纳入礼器体系。
石钺，粗白玉料制成，双面刃，中间部位有一大圆穿孔。两侧有六条突起的棱。
三孔玉刀。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使用具有高度集中的态势。黄河流域的玉器使用在龙山时期呈现出各地开花的状态，至二里头时期则集中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大型片状玉礼器又集中出土于作为王都的二里头遗址之中，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用玉的规范性与统一性。
璧戚，器体顶端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饰有对称排列的齿状扉棱，刃端为四连刃，中部有大管孔。造型兼具璧和戚的特征，因此得名。
带有齿状的璧是二里头文化的发明创造，在二里头文化中只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是贵族用以彰显身份等级的象征物。
礼乐相和，社会严格有序而不失和谐融洽。乐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乐在社会治理中有重要作用。二里头文化由铜铃、玉铃舌、石磬、陶埙、陶鼓皮等多种乐器构成了礼乐器群。
《周礼》中提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铜铃、石磬、陶埙分属金、石、土音，反映二里头先民能够熟练运用不同材质的乐器进行演奏，且这些乐器多出现在高规格遗迹中，表明乐制已经形成，乐器成为社会上层人物代表等级地位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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