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达成脆弱城市！巴基斯坦治安恶化，犯罪与恐怖界限模糊|俾路支省|塔利班|巴基斯坦|治安|犯罪|阿富汗

没有安全感的“安全”。巴基斯坦从未真正拥有理想的社会治安环境。族群冲突、宗教动机恐怖主义、部族仇怨、有组织犯罪、政治暴力以及警务薄弱，长期都是这个国家的顽疾。过去30年间，这些挑战演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安全局面。

城市犯罪不断扩张，有组织犯罪集团日益专业化，恐怖主义和叛乱持续存在，犯罪经济与武装经济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明显。

其结果是一场多维度危机，不仅影响公民安全，也冲击经济增长、投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合法性。过去5年，这种恶化最为明显。曾被认为相对远离冲突的主要城市中心，如今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暴力犯罪、敲诈勒索、定点杀人、借助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零星恐袭之下。传统上对“武装活动”与“犯罪活动”的区分也正在模糊，因为恐怖组织越来越依赖犯罪网络获取资金和后勤支持，而犯罪团伙则利用冲突环境牟利。

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的经济运转仍在继续，但社会对不安全的感受正在加深。车辆盗窃、绑架、诈骗、违禁品贩运和有组织抢劫，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以赎金为目的的绑架在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什图省再次成为显著挑战，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巴基斯坦的警务体系基本仍停留在独立时继承下来的殖民地结构。历届政府都承诺推进警察改革，但政治干预、行政能力薄弱和制度性忽视，使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始终未能实现。警察机构至今仍更多被当作政治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机构。

当局没有投入资源建设可问责的警务体系，反而越来越依赖强制性立法。随着政治机构日益弱化，民事执法机构越来越从属于更强势的安全机构。这些机构的优先事项自然集中在反恐、平叛和国家安全威胁上。因此，日常警务、犯罪预防、案件侦查和社区安全得到的关注十分有限。

这种失衡正在带来令人担忧的后果。政府没有投资于可问责的警务、专业侦查和地方情报系统，反而越来越依赖强制性立法。2026年《旁遮普惯犯与反社会行为控制法案》就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例证。该法案拟赋予由警察和情报官员主导的行政委员会广泛权力，即便相关个人此前没有刑事定罪记录，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限制和处罚。

一方面，国家试图通过扩张性的法律权力，更严密地控制公民社会行为。另一方面，有组织犯罪网络仍在旁遮普和信德两省的河滩地带持续活跃。历届政府在这些地区都难以建立国家权威，甚至有时还会与犯罪分子谈判，或对其予以赦免。

俾路支省或许最集中地体现了巴基斯坦治安危机的复杂性。包括俾路支叛乱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内的武装组织，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并不相同，却越来越多地在重叠地理空间内活动。它们之所以能够并存，靠的是非正式默契、平行经济体系以及对资金资源的攫取，同时彼此并不直接对抗。

奎达已成为一个尤为脆弱的城市中心。这座城市仍是恐怖袭击和叛乱袭击的目标，同时又面临涉及绑架、敲诈和暴力犯罪的犯罪团伙上升。围绕这些团伙存在多种看法，其中包括一种指称：部分成员是在阿富汗政治局势变化后进入当地的前阿富汗安全人员。无论其来源如何，这些团伙都给这座省会城市增加了一层新的不安全因素。

更令人担忧的是，连接奎达到全省其他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公路安全状况。尽管市内部署了大量安全力量，主要道路仍容易遭受袭击、勒索和其他犯罪活动。商人、运输业者和矿主已多次抗议局势恶化，要求保障安全通行并提供有效的国家保护。问题严重到省议会议员公开表示，连部长都无法安全前往自己的选区。

将拥有百年历史的地方治安部队“莱维斯部队”并入俾路支省警察，是该省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取消A区和B区的区分，原本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执法体系并强化国家权威。这一转型也带来了操作层面的挑战。莱维斯部队深植地方社会，熟悉部族关系，也拥有较强的社区信任。它的消失，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情报缺口和信任缺口。警方认为，合并的好处将在更长期内显现；但制度能力不足、程序差异、定罪率偏低和资源有限叠加在一起，已造成暂时性的治理真空。

开伯尔-普什图省面临的是另一种不同但同样危险的局面。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古尔·巴哈杜尔集团以及各类犯罪网络在内的组织，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敲诈、定点暴力和数字化恐吓渗透城市地区。白沙瓦、斯瓦特等城市的商人、政客和富裕人士，正面临来自跨境藏身地、通过互联网通信发出的勒索要求。

该省政府尝试加强警察专业单位、扩大“安全城市”项目，并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持，但财政约束仍持续限制这些努力。阿扎德克什米尔的经验也提供了重要教训。当地警方以强制手段处理政治和经济抗议，做法失当。过度使用武力、外部力量部署以及将政治诉求安全化，最终把治理争议转化成了治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