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文/韩明睿
距今整整半个世纪的1976年，研究重点已转向法学和政治哲学多年的哈耶克趁着两年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度，再度推出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惊世骇俗地倡议取消法定货币的垄断地位，让货币领域和其他很多市场一样允许自由竞争，以剥夺国家滥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能力。但哈耶克此书以理论为重，缺少对历史上货币竞争真实情况的探究。中国两位经济学家刘愿和管汉晖出版的《货币竞争：一项经济史的分析》则在探讨多元货币的理论争论和运作机制的同时，展示了中国历史中的几个实际案例。
货币竞争：从理论到实践
不可否认，货币由国家统一发行是历史常态。私营金融机构独立发行货币的记录不多，在现代国家中更是基本不见踪迹。这自然让很多经济学家对非国家化的货币高度怀疑。但私营货币之罕见，究竟是国家动用强制力排挤的后果，还是因为其本质脆弱因而必将失败，并非一目了然。
哈耶克就认为，货币领域放开竞争后会像正常的商品市场一样，在竞争中涌现出一些质量可靠的提供商，即发行稳健货币的银行。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们反驳说，由于生成纸币或电子货币的成本极低，货币发行者有强烈的动力去大量超发货币，以期更多地赚取货币面值与其成本之间的差额，即俗称的“铸币税”。这样一来，恶性通胀就会很快爆发，使货币市场崩溃。支持哈耶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的回应是，货币使用者们的选择自由所带来的竞争，加上发行商维护自身声誉以在长期持续获得收益的激励机制，完全可能让币值稳定的良币在市场中驱逐劣币。
这些理论上的交锋固然可以给人一些启发，但如果不落实到实际经验上，意义并不大。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假如没有经验证据，货币竞争的实际效果乃至基本的可行性都要存疑。一些受奥地利学派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为此考察过18世纪苏格兰的自由银行体系等来自近代欧美的例子，引起了一些争论。其实，中国早在西汉年间就曾放开过私人铸币。清末和民国前期，多元货币的格局也一度复兴。
汉文帝、景帝统治期间推行“使民放铸”的政策，在规定质量标准、实施监督稽核的前提下，允许私人铸造铜钱。考古证据表明，在此期间市面上流通的私铸铜币的重量和成色良好、稳定，不仅普遍达到甚至超过法定标准，还优于禁止私铸的武帝时期官方垄断的铸币。
清末，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既有铜钱等金属铸币，也有白银和钞票。货币发行机构也相当多样，传统的钱庄、票号与外资银行、华商银行并存。这一基本局面延续到了民国年间，此时被称为“兑换券”的纸币有了正式的准备金制度，名义上施行100%准备金率，其中六成须是白银“现金”，另外四成可以是证券、房契等“保证准备”。可见，在多元货币的秩序中，白银仍起着基础性作用。
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代表的发钞行，在民国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努力保持信用和币值稳定，向社会公开自身的准备金情况，并随货币需求的季节波动调整货币投放量，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贵银贱、白银内流”形成通胀压力时主动收缩银根以平抑物价。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该行还牵头与同业创办了上海银行公会，设立公共准备金来承担流动性危机时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大萧条持续数年后，西方主要国家陆续放弃金本位，美国还开始实施白银收购政策。白银的地位相对提高，价格随之上涨，转为从中国流向国际市场，在国内造成了通货紧缩，史称“白银风潮”。风潮期间，外资银行受套利驱动，主要是在对外输出白银。扎根国内的华商银行则逆势扩大白银储备，并增发货币来对抗通缩压力。本书研究发现，其中商誉更佳者，货币投放也更平稳。正如支持货币竞争的理论家所判断的那样，声誉机制有效地约束了这些发钞行的经营策略，令其谨慎行事而非滥发货币。
与汉武帝废除“使民放铸”政策类似，1935年国民政府启动法币改革，将发钞权收归集中管理，并取消银本位，逐步确立了官方垄断控制的货币发行体制。仅剩的三家特许发钞行沦为政府的赤字融资工具。随后货币开始超发，物价增速也明显加快。垄断而又管理不善的法定货币，就此在国统区取代了良性竞争的多元货币。
1940年代初，皖南事变等冲突公开爆发，国民政府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停发一直以来由法币支付的军饷。作为应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发行“边币”，同时不再允许法币在边区使用。然而国共各自控制的地区之间不可避免地仍有贸易往来，其中自然要用到法币。同时，法币作为长期广泛流通且有外汇储备支持的官方货币，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边区丧失信用基础。因此现实中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并未禁绝。货币竞争由此在边区重现。
边区银行初始的货币政策较为稳健，边币的实际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但从1942年四季度起，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边币大量增发。高通胀随之出现，边币相对法币也大幅贬值，比价在1943年跌了数倍。边币的流通范围相应收缩，在与法币的竞争中落于下风。1943年底，边区政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一度暂停边币投放，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推出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第二年，财政、金融政策全面调整后的边币进入谨慎发行阶段，物价趋于稳定，边币兑法币的比价也开始上升。
而在同期，法币在国统区无需面对竞争，国民党货币当局没有自我约束的激励，于是变本加厉地将赤字货币化，甚至在准备金比例不足的情况下强行空发法币，还隐瞒空发事实，对外公布虚假的发行量数字。显然，空发部分的货币流入市场后，照样会按照经济规律助推通胀，秘密空发纯属掩耳盗铃。垄断发行货币的国统区，最终迎来了至今众所周知的恶性通胀。
货币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竞争》一书分析的这几个例子，既有史实的梳理，也有量化的分析，堪称扎实而精彩。竞争性货币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真实世界中有过若干次成功经验的方案。不过书中的主张也有值得推敲之处。
本书追随哈耶克，设想由私人银行在“商品准备本位制”下自由发行货币，但是考虑到贵金属等商品储备有限，货币发行的准备比例又不可能无限降低，因此担心货币总量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持续增加，导致通货紧缩，而通缩的“危害不亚于通货膨胀”。这种对通缩的无条件恐惧其实缺乏切实的根据。
弗里德曼就曾提出，最优的无风险名义利率是零，所以通胀率应该为负。货币经济学家乔治·塞尔金（GeorgeSelgin）也论证说，既然价格是一种信号，货币存量保持稳定时由产出增长所推动的温和通缩就反映了生产率的变化，是一种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如果人们将这一可能性纳入预期，通缩就完全可以是良性的。央行人为抹平价格水平的变动，反而不利于经济主体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加强了他们的“货币幻觉”，不必要地干扰了市场运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等几位学者对19世纪几大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印证了塞尔金的结论，发现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通缩基本是良性的，经济在此期间实现了持续增长。
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竞争性货币在纯粹的经济意义上可行且运作良好，但未必是种在政治上可长期持续的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助餐厅外走廊的墙上陈列着各成员国的纸钞，1990年代任首席经济学家的迈克尔·穆萨（MichaelMussa）喜欢就此半开玩笑地说，每回他走过这条走廊时都会再次领悟到货币经济学中一条最稳健的规律——国家与货币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这是在欧元出现之前，但当时就已有很多经济学家怀疑，缺乏中央财政当局支撑的欧元能否真的得以长久，而欧元也的确在诞生后仅十年左右便遭遇了生存危机，今天的欧元区为此仍在挣扎着试图建立财政联盟机制。
在长时段的历史中，国家与货币之间的关系通常相当紧密。不少古代国家都发现，统一发行货币可以更便利地以此来征税和支出，也能减少民间以物易物或不同货币兑换的不便，促进国内的商业流通。另外，获得“铸币税”也是国家铸币的一种动力。对此，竞争性货币的倡导者认为，这些问题有的现已不是问题，有的恰恰是国家权力应受约束的地方。在计算机网络的时代，货币兑换早已不再困难。事实上有研究发现，欧盟市场主体原先的货币交易费用本就不高，欧元并不能进一步明显降低成本。而国家获取收入也应当依靠议会正式行使其财税权力，不该走“铸币税”这样的旁门左道。
然而竞争性货币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来自财政方面。当年的国民政府将发钞行当作提款机，固然可以归咎于其权力不受制约，但背后也的确有为抗战而融资的真实需求。由此可见，民国后期多元货币格局的终结，与一战时金本位中止运作一样，都是未受国家直接管控的货币体系被军费开支需要所压倒的例子。
历史一再表明，当国家面临总体战等重大危机，因此产生迫切而巨大的财政汲取需求时，货币发行体制很难不被焦渴的政府接管和利用。即便国家日常通过货币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效果真的不够好，国家在危机中确保资源汲取能力的需要也依然存在，不容忽视。
从更全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也许正是为了能在不定期爆发的危机时刻迅速启用货币所蕴含的融资功能，现代国家才普遍将货币与其他市场领域区别对待，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抓在手中，采用了在平时就统一发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而为了应对货币政策政治化引发高通胀的问题，各国后来大多又给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如赋予其保持价格稳定等较为狭窄的职责，不允许财政部门在常规时期直接向其融资等等。法定垄断货币或许在经济上相对于货币竞争只是次优方案，但在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恐怕难以避免。如果自由的货币秩序经不起国家危机的考验，现有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就是最为稳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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