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一》）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用了整整十年才从特洛伊的废墟重返伊萨卡。
这段充满宿命感的归途，在2007年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借用。他把现代人从20多岁到30岁出头那段反复试错、悬而未决的人生阶段，命名为「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
十九年后的今天，这个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概念，意外地成为了社交媒体上年轻人情绪的出口。这种集体共鸣的背后，也是一代人面对漫长过渡期的释然。
在前不久的一次对谈中，余华和莫言也曾聊起这个话题。余华说，奥德赛时期或许是一个人一生的时期，焦虑和迷茫本质上都只是一种情绪，当它过去之后，另一种新的情绪又会接踵而至。
这种文学化的「命名」的确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它让个体意识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漂泊。然而一旦「漂泊」被过度浪漫化，人就很容易沉溺于「等待靠岸」的姿态里，从而忽视掉更尖锐的问题：在漫长的不确定性里，人究竟靠什么才能摆脱「被动」，重新找回生活的支点。
|01 失去的掌控感
「奥德赛时期」的漂泊，不只是一种悬浮的状态，更有个体深层的存在性不安，一种对自己生活缺乏定义权的无力感。
伦敦大学教授迈克尔·马尔穆特主持的「白厅研究」（Whitehall Studies）曾追踪上万名英国公务员数十年，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职级较低的雇员，即便收入稳定、不需要为失业担忧，冠心病的发病率仍然明显高于上层。
排除掉生活方式等诸多变量之后，真正的致病因素居然是「工作中的控制感」。原来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无法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只能被动地服从。
回到当下的中文语境里，20多岁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换城市、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都无法获得确定性的积累。
旧有的成功路径已然失效，而新的规则尚未确立。所谓的「奥德赛」，与其说是方向上的迷失，不如说是掌控感的结构性缺席。
争名、争利、争头衔都是表象，人们真正渴望的，是对自身生活走向的最终定义权。
|02 胜利者效应
如果说掌控感才是「奥德赛时期」真正渴望的东西，那么得到它的路径，朴素得令人不太舒适：先去争取一场具体的、世俗意义上的赢。
2017年，浙江大学神经科学家胡海岚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实验研究：当两只小鼠被放进一根只容得下一只通行的透明管道，狭路相逢时，弱势的一方几乎总是被挤出局外。
但当研究者通过光遗传学手段，人为地增强弱势小鼠前额叶皮层到丘脑中背核的突触连接后，弱势小鼠开始反败为胜。而这种「被辅助的胜利」重复6次之后，即便撤掉所有外力的干预，小鼠依然能够持续保持胜利，优势开始固化。胡海岚把这个现象，命名为「胜利者效应」（Winner Effect）。
如果把这只小鼠的处境投射于人，那么身处奥德赛时期的个体，匮乏的往往不是宏大的方向感，而是一次足够明确、无可辩驳的正反馈。
赢家通吃，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03 在行动中找意义
而一次又一次具体的赢，足以扭转一个人的状态。
1977年，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理论」，指出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念，主要来自直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说服和生理状态四个维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掌握经验」，就是一个人亲身做成某件事的经历。
在一次次「我确实能做到」的实证面前，其他任何言语上的鼓励、他人的示范都会显得单薄。
我们从小都是在社会期待主导的模式下被培养起来的，所以很少有机会独立追问「什么对我最重要」。但这里面，也埋下了另一个认知陷阱：很多人以为必须先找到意义，才能开始行动。
但真实的顺序几乎是倒过来的，意义是行动的附属品，不是前提。你不可能在什么都没做成的状态下，凭空知道自己是谁，自我认同是需要外部世界给出回应才能成形。
学会一项技能、落地一个项目、写出一篇被认可的文章……这些世俗层面的「成」，是最简单直接、也最难被曲解的正反馈。越是处于自我怀疑的泥沼，越应当去争取那些可量化、被承认、能被记住的结果。
当然，它们无法解决一切的问题，却能为对抗虚无提供一个支点。对抗漂浮，不能只靠搞思辨，更要靠一个个具体行动的兑现。
世俗的成功还有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功能，为人生中无法回避的失去提供缓冲。
在生活的各个维度都悬浮于不确定之中的「奥德赛时期」，多重失意叠加而至的概率，也远高于人生的其他阶段。而人的痛苦，很少是被某一个单一事件就推到极限。
比如，失去一段亲密关系时固然令人心痛，但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里还握着一些其他确定性的反馈，比如一份稳定有回报的工作、一项日渐精进的技能，那么情感所带来的痛苦，就会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失去感情的同时，你自己还丢了工作，那么两种痛苦就会彼此放大，很容易把人拖入下坠的深渊。
|04 做解决问题的人
其实前面说的那么多，人生想要更可控的秘诀只有一个：不要试图控制外部的任何人或事，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赞同鸡娃、关系博弈、各种「术」的层面上的东西……因为别人的意志，是世界上最不能被收编的东西，在这个方向上发力，边际回报永远在递减。
真正可以被反复训练、持续优化的，只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把自己定义成那个「解决问题的人」，每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你在这个系统里的不可替代性就增加一分，对局势的定义权也随之扩大一圈。
别人可以否定你的观点，但很难否定你把一件事做成了这个事实。
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维克多·弗兰克尔观察到那些最终能够活下来的人，往往不是身体最强壮的，而是在任何处境下都能维持某种内在任务的人。
回到荷马的原典，奥德修斯也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漂泊者。他的方向很明确，拒绝了女神许诺的永生，以蜡封耳对抗塞壬的歌声，在每一个节点都做出了主动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用「奥德赛时期」来命名当下的处境，我想它给出的真正启示，或许并不是「漂泊终会结束」这样一种被动的等待，而是在每一段航程里，一点点地去解决眼前具体的问题：先让自己在一个具体的战局里赢一次，再用这场胜利来校准自我认知，最后把它复利式地延伸出去。
伊萨卡不是一个等在远方的地点，它是你每一次拿到结果之后，脚下自然形成的那块陆地。
或许，更悲观的事实是，普通人的一生都难逃「奥德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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