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胎

2006年的深圳，我刚到这座城市不久，就听说二哥在罗湖当男情人。二哥那时住在银湖别墅区，开的是一辆酒红色的保时捷卡宴，比大多数人的出租屋还贵。他从不提自己做什么，可每次回家，我妈都会悄悄数他枕头底下的钱，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扎着，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直到那天，一个穿着香奈儿套裙的女人抱着对龙凤胎出现在我家门口，我妈才知道二哥在深圳的秘密，远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006年夏天，我拎着编织袋从火车站走出来时，深圳的天正热得发白。袋子里是我妈连夜烙的葱油饼，还有三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二哥说好了来接我，可我在出站口等了快一个小时，才看见那辆酒红色的保时捷卡宴缓缓滑过来。

车窗降下来，二哥戴着一副雷朋墨镜，冲我扬了扬下巴。“上车。”

我从来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座椅是真皮的，一坐下去整个人都陷在里面，空调冷得我打了个哆嗦。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混着皮革的气味，说不出的高级。我偷偷摸了摸门把手上的木质饰板，光溜溜的，比老家那张八仙桌还滑。

“二哥，这车……谁的啊？”我小心翼翼地问。

二哥没摘墨镜，嘴角动了一下。“朋友的。”

他没多说，我也没敢多问。车从罗湖口岸开过去，沿着深南大道一路往东，两边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晃得我眼睛疼。我想起老家县城的那些六层楼房，最高也不过七层，这里随便一栋都够整个县城的人住进去。

二哥住在银湖别墅区。保安认得他的车，远远的就抬了杆。车开进去，两边都是矮矮的独栋别墅，每家院子里都种着树，有的还有游泳池。二哥把车停在一栋白色房子前，按了下遥控器，车库门就自己开了。

“进来吧。”

房子里比车里还凉快。地上铺的是米黄色的大理石，光脚踩上去凉丝丝的。客厅里摆着一套浅灰色的布艺沙发，对面是台很大的电视机，薄薄的一片挂在墙上，像幅画。餐桌是玻璃的，上面放着个水晶花瓶，插着一把白色的百合花。

我把编织袋放在玄关，有点手足无措。“二哥，这房子……”

“朋友的，”二哥打断我，“她平时不来，你就住楼下那间客房。”

他指了指走廊尽头。我拖着编织袋走过去，推开房门，看见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窗帘是深蓝色的，拉得严严实实。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手台上摆着成套的洗漱用品，连牙膏都是我没见过的牌子。

那天晚上二哥带我去吃了顿海鲜。在一家叫“海上皇”的餐厅，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整个深圳湾。二哥点了一只龙虾，还有一碟象拔蚌刺身，薄薄的肉片码在冰上，蘸着酱油和芥末吃。我第一次吃芥末，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慢点吃，”二哥给我倒了杯茶，“以后就在深圳好好干，跟着哥，亏不了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机响了。他看了眼屏幕，表情微微变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到窗边去接电话。我听不见他说什么，只看见他侧着身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偶尔点一下头。窗外是深圳湾的夜景，远处的灯火星星点点地浮在水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二哥陌生。他比我大五岁，从小我们一块儿在河边摸鱼、爬树掏鸟窝，他的膝盖上到现在还有道疤，是那年爬桑树摔下来留的。可眼前这个穿着灰色polo衫、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手表的人，跟我记忆里的二哥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了。

二哥在深圳做什么，我妈问过几次，他每次都含糊过去。只说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跑业务，赚的是辛苦钱。可哪个跑业务的住别墅、开保时捷？我妈心里有数，只是不敢往深处想。她每次来深圳看二哥，都会趁他出门时偷偷翻他的枕头底下，那里面总有一厚沓钞票，用橡皮筋扎着，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妈，你翻二哥枕头干啥？”

我妈瞪了我一眼：“就你嘴多。”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小声说：“我就看看你二哥有没有存钱，别大手大脚的，将来娶媳妇怎么办。”

我后来才知道，我妈数的那些钱，只是二哥收入的零头。

二哥的“工作”我是在来深圳三个月后才逐渐弄明白的。他陪一个女人，大家都叫她林姐。四十出头，香港人，在深圳有几家工厂，做电子元件的。我第一次见到林姐是在一次饭局上，二哥带我去的，说是认识几个朋友。

林姐坐在主位上，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脖子上一串珍珠项链，每一颗都有小拇指那么大。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可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派，往那儿一坐，满桌子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二哥就坐在她旁边，替她倒茶、夹菜，偶尔凑过去在她耳边说句什么，林姐就会笑起来，伸手轻轻拍一下二哥的手臂。那动作熟稔得像是做了千百遍。

饭吃到一半，林姐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哥说你刚来深圳？住得惯不惯？”

我嘴里正嚼着一块排骨，慌忙咽下去：“住得惯，住得惯。”

林姐笑了，对二哥说：“你弟弟比你老实多了。”她又看看我，“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你哥说，或者直接找我也行。”

我连忙点头，没敢多看她的眼睛。倒是二哥，大大方方地揽了一下林姐的肩膀，说了句“我弟弟就是害羞”，林姐笑着推了他一把，那神态之间，竟是有些少女般的娇嗔。

那天回去的路上，二哥开着他的卡宴，车载音响放着张学友的歌。我坐在副驾驶上，憋了一路的话终于问出口：“二哥，你跟林姐……是什么关系？”

二哥沉默了一会儿，在红灯前面停下来，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就是你觉得的那种关系。”

“可她比你大那么多……”

“大怎么了？”二哥转过头看我一眼，“她对我好。我这车、这房子，都是她给的。你知道吗，我去年回老家盖那栋楼，花了四十万，全是她给的。”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栋楼我知道，三层半，贴着白瓷砖，在村里头算是头一份。我妈逢人就说是二哥在外面挣了大钱，脸上有光得很。可我从没想过，那钱是这么来的。

“那你……喜欢她吗？”我问。

二哥没回答。绿灯亮了，他踩下油门，车猛地蹿出去。好半天，他才说了一句：“慢慢你就懂了。”

我确实慢慢懂了。二哥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但也空。他白天要么睡觉，要么去健身房，偶尔开车去接林姐下班，陪她吃饭、逛街。晚上林姐有时会来别墅过夜，有时不来。她不来的时候，二哥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很晚，沙发旁边的落地灯开着，把他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有一次凌晨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二哥还在客厅。电视开着，但他没在看，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快掉下来了。

“二哥，还不睡？”

他好像被吓了一跳，转过头来看我，眼神有点散。“睡不着。”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你先睡吧。”

我没走，在他旁边坐下来。沙发很软，陷进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叹息声。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乘凉，二哥躺在竹椅上给我讲《水浒传》里的故事，讲武松打虎，讲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时候的天很黑，星星很亮，二哥的声音在蝉鸣里传得很远。

“二哥，”我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回老家去吧。”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我后来见过很多次，嘴角往上翘，可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回老家干什么？种地？还是去县城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

我没话说了。二哥说得对，回老家能干什么呢？那栋三层半的楼再气派，也变不出钱来。我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吃药，每个月光药费就要好几百。我爸在镇上的水泥厂干了一辈子，退休金一个月才六百多块。二哥是家里唯一的指望。

“行了，去睡吧。”二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我带你去买两身衣服，你这身太土了，在深圳没法混。”

从那以后，我再没问过二哥关于林姐的事。

日子就这么过着。二哥的生活看起来光鲜，可我知道他心里不踏实。有时候林姐连着好几天不来，二哥就会变得烦躁，在家里走来走去，要么就一个人开车出去，半夜才回来。车库里除了那辆卡宴，后来又多了辆白色的宝马，也是林姐给买的。但二哥开得最多的还是那辆卡宴，他说开习惯了。

直到那年冬天，林姐忽然来得少了。起初是一个星期来一次，后来变成半个月，再后来一个月都见不到人影。二哥嘴上不说，可我看见他经常盯着手机发呆，有时候半夜手机响一下，他立刻就拿起来看，然后又失望地放下。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林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二哥正在抽烟，听了我的话，手指抖了一下。“她怀孕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说要生下来。”二哥把烟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大理石的，很沉，被他摁得在桌上转了个圈。“我让她别生，她不听。她说她这辈子没生过孩子，现在四十多了，再不生就没机会了。”

“那……那孩子是谁的？”

二哥抬起头看我，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又倔又慌，像小时候他偷了邻居家的瓜被抓到时的样子。“我的。”

林姐真的把孩子生下来了，一对龙凤胎，在港大深圳医院生的。二哥去医院那天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宝蓝色的，领子挺括。我陪他去的，在产房外面等了四个多小时。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二哥坐在塑料椅子上，两只手交握着，指关节都捏白了。

护士把两个孩子抱出来的时候，二哥站起来，腿好像软了一下，又站稳了。我凑过去看，两个小东西裹在粉蓝色和粉红色的襁褓里，脸皱巴巴的，像两只小猴子。一个在哭，声音细细的，另一个睁着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

二哥伸手想去碰一下那个孩子的手指，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他扭头看我，眼眶有点红。

“像谁？”他问我，声音有点哑。

我仔细看了看，其实两个孩子的眉眼都小小的，根本看不出像谁。但我还是说：“像你，嘴巴像你。”

二哥笑了，这一次是真的笑，眼睛弯起来，嘴角翘得老高。他转过身去，肩膀微微耸动，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

林姐从产房出来的时候，脸色很白，头发都汗湿了贴在额头上。可她看见二哥，还是伸出手来。二哥握住她的手，在她床边坐下来，另一只手替她把头发拨到耳后。

“辛苦了。”二哥说。

林姐摇摇头，看了一眼旁边婴儿床里的两个孩子，眼睛里有光。“你看他们多好。”她的声音很轻，“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凑个好字。”

二哥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林姐给两个孩子取了名字，男孩叫家宝，女孩叫家欣。她在深圳湾买了一套大平层，专门请了个月嫂来照顾孩子。二哥搬过去住了，银湖那边的别墅就空了下来。我有时候过去看看，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沙发、餐桌、水晶花瓶都还在，可茶几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二哥的生活彻底变了。以前他睡到日上三竿，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就被孩子的哭声吵醒。林姐请了月嫂，可二哥坚持自己给孩子喂奶、换尿布。他学得很快，没几天就能一只手托着孩子，另一只手熟练地冲奶粉。家宝爱哭，一哭就脸红脖子粗的，二哥就抱着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家欣安静些，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睁着大眼睛四处看。

有一次我去看他们，推开门就看见二哥趴在地毯上，背上驮着家宝，正在学狗爬。家宝咯咯笑着，口水滴在二哥的衬衫上，洇开一小片。家欣坐在旁边的小毯子上，手里抓着一个摇铃，看见我来了就冲我咧嘴笑，露出粉嫩的牙床。

林姐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手里端着一杯参茶，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温柔。她看见我，招招手让我过去。

“你看你哥，以前多要面子的一个人，现在趴在地上当马骑。”她笑着说。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地毯上的二哥头发有点乱，衬衫也皱巴巴的，背上还趴着个流口水的小娃娃。他抬头看见我，冲我挤了挤眼睛，脸上的笑是真真切切的，跟他以前那种应付式的笑完全不同。

“过来抱抱你侄子。”二哥喊我，“家宝，叫叔叔。”

家宝当然还不会叫人，他只是抓着二哥的头发使劲拽，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我走过去，把他从二哥背上接过来，小家伙沉甸甸的，身上一股奶香味。他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来抓我的鼻子。

“哎哟，”我往后躲了一下，“这小手劲儿还不小。”

二哥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到林姐身边坐下。林姐很自然地靠在他肩膀上，两个人看着我和怀里的家宝，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妻。

可我知道，他们不是。林姐是有家室的人，她在香港有丈夫，虽然没有离婚，但已经分居很多年了。这些事情是二哥后来告诉我的，他说林姐的丈夫是个生意人，常年在国外，两人早就各过各的了。可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林姐名下的那些工厂、房产，有一半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她不会离婚的，”二哥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她说这样挺好，各不耽误。”

“那你呢？”我问，“你就这么过一辈子？”

二哥正在给家欣剪指甲，他低着头，手指很稳，小指甲刀咔嚓咔嚓地响着。家欣躺在他腿上，小手摊开着，指甲盖只有米粒那么大。

“就这样吧。”他说，“有他们两个，够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看见他给家欣剪完指甲后，把小姑娘抱起来，脸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很久都没有抬起来。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我妈知道了。不是二哥说的，是老家有人来深圳做生意，在街上远远看见二哥抱着孩子在逛商场，身边跟着个女人。消息传回老家，添油加醋的，说二哥在深圳傍了个富婆，还给人家生了孩子。

我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来深圳，手里还拎着一只老母鸡，说是给二哥补身体的。她站在那套大平层的客厅里，看着落地窗外的深圳湾，看着正在地上爬来爬去的两个小孩，看着站在厨房里煮粥的二哥，半天没说出话来。

“妈，”二哥走过去，想接她手里的鸡，“你先坐下来歇会儿。”

我妈把鸡往地上一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抹眼泪。“你作的什么孽啊……好好一个大小伙子，给人当……”

她说不下去了。二哥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布满了老茧和皱纹，跟二哥年轻光滑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妈，”二哥的声音很轻，“他们是我孩子。”

“我知道是孩子！”我妈甩开他的手，“可人家有男人！你算什么？你算什么呀！”

二哥不说话了。家宝被我妈的哭声吓着了，也跟着哇哇大哭起来。月嫂赶紧跑过来抱孩子，可家宝哭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哄都哄不住。二哥走过去，把家宝接过来，在怀里轻轻晃着，嘴里唱着那首不成调的歌。家宝渐渐安静下来，抽噎着趴在二哥肩膀上，小手揪着他的衣领。

我妈看着这一幕，眼泪流得更凶了。可她不再骂了，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儿子抱着一个跟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一下一下地拍着，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

那天晚上，我妈留下来吃饭了。二哥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空心菜，都是我妈爱吃的。饭桌上，家宝坐在儿童餐椅里，手里抓着个勺子胡乱敲着；家欣被林姐抱在怀里，已经睡着了。我妈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给二哥夹菜，把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夹到他碗里。

林姐对我妈很客气，一口一个阿姨叫着，还拿出一对金锁片，说是给两个孩子的见面礼。我妈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攥在手心里，指节都白了。

临走的时候，我妈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正在跟家宝玩积木的二哥。客厅的灯光暖融融的，照在二哥身上，他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得很长很长。家宝把一块红色的积木叠上去，积木塔晃了晃，二哥赶紧伸手扶住，两个人同时笑起来。

我妈没再说什么，只是转过身，慢慢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她抬起手，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

从那以后，我妈再没提过让二哥回老家的事。可她每次打电话来，末了总会加一句：“对那两个孩子好点，到底是你的骨血。”

二哥每次都答：“知道，妈，你放心。”

我是后来才从林姐口中知道，她在生龙凤胎之前，其实已经在做财产安排了。她在香港请了律师，立了遗嘱，把深圳的两套房产和一部分存款留给了两个孩子，指定二哥为监护人。这些事情她没跟二哥说过，是律师后来通知二哥去签文件时他才知道的。

“她为什么……”我问二哥。

二哥坐在阳台上抽烟，看着远处深圳湾的海面。太阳正要落下去，把整片海都染成了金红色。他沉默了很久，烟烧到了手指才猛地甩了一下。

“她说怕她走了之后，没人管我们爷仨。”二哥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她说我这个人靠不住，但对孩子肯定是好的。”

我想起林姐的样子，那个永远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那个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一掷千金的女人，她坐在医院产房里、头发散乱、脸色苍白地看着两个孩子时，眼睛里那种光，是我见过她最漂亮的样子。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二哥。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什么怎么办？过呗。把他们养大，送他们上学，将来娶媳妇嫁人。”

“那你跟林姐……”

二哥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点什么东西，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像是认命，又像是不认命。“她是孩子的妈，我是孩子的爸。别的，不重要了。”

客厅里传来家宝的哭声，紧接着是家欣也跟着起哄，两个孩子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个哭另一个马上跟着哭。二哥赶紧往屋里走，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着。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慌慌张张跑进去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他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买冰棍，回来的路上车链子掉了，他蹲在路边修，满头大汗，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油。

那时候的二哥才十七岁，衬衫下摆扎在裤腰里，腰板挺得笔直。他修好了车链子，回头冲我喊：“上车！哥带你回家！”

夕阳把他整个人都镀成了金色，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眼睛亮得像星星。

阳台上的烟灰缸里还残留着一截烟头，风一吹，灰烬就散了，飘进深圳湾的晚风里，再也找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