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脖子后头那个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梁警官的手停住了。他盯着沈心怡的后颈看了足足五秒，然后翻开户籍本里夹着的一张照片，一遍一遍地比对。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五年前那个大雪天，她蜷在供销社门口，浑身冻得发紫。我妈非逼我娶她时，全镇人都笑话我。可现在——
梁警官这个动作，让我后背一阵阵发凉。
沈心怡攥着我衣角的手在发抖。她小声说：“搬面粉袋子时磨的。”
梁警官没接话。他拨了个电话：“老高，你过来看看。那个协查通报上的人，好像真让我找着了。”
01
1989年腊月廿三，小年夜。
供销社盘点，我最后一个走。推门时，门推不开。我以为门轴冻住了，使劲一推，才感觉不对劲——有什么东西抵着门。
我弯下腰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一个人靠在门边，蜷成一团，脸埋在膝盖里。头发乱糟糟的，沾着草屑和雪粒子。破棉袄烂得露着棉絮，手指头冻得发紫，指缝里还有泥。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那人动了一下，抬起头。脸上脏得只剩一双眼睛，眼珠子黑漆漆的，盯着我看。嘴唇干裂，裂口处渗着血丝。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人还是鬼？
“水。”她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的。
我赶紧回店里，倒了碗热粥端出来。她接过碗时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一半。我蹲在旁边看着，她几口就把粥喝完了，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喝完，她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暖水瓶，不说话。
我又给她倒了一碗。
这回她喝得慢了些。
第三口时，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碗里。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一个不知从哪来的女人，蹲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里，就着一碗热粥哭。
我问她：“你家在哪？”
她摇头。
“叫什么名字？”
还是摇头。
“你怎么到这来的？”
她张了张嘴，流出来的只有眼泪。
我当时心软了。供销社后面有个放杂物的柴房，我把她领过去，抱了两床旧棉被。她缩在棉被里，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好像怕我一转身就不见了。
我说：“你先住一宿，明天再说。”
第二天，我去给她送早饭，发现她已经在扫院子了。
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墙角的老鼠洞都用碎砖堵上了。
看到我，她低下头，不说话，手里拿着扫帚不撒手。
那天镇上赶集，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供销社门口多了个女人。有人问是谁，我说不知道，昨晚上在门口捡的。
王婶过来瞅了半天，啧啧嘴：“这姑娘长得还行，就是脏了点。”
我妈是腊月二十五到的。她在乡下养了几只鸡，逢年过节才来镇上住几天。一进院子就看见这个女人蹲在井边洗衣服，手冻得通红。
我妈问：“这是谁？”
我说：“捡的。”
我妈没吭声，进屋放了东西，又出来瞅了好几眼。那女人被她瞅得直往墙角缩。
晚上，我妈把我叫到里屋，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娶了她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妈，你说什么胡话呢？”
“我说，你娶她。”
我急了：“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
“我知道。”我妈坐在炕沿上，扳着手指数给我听，“第一，她勤快，一大早起来就干活。第二，她老实，看你一眼就脸红，不是那号歪门邪道的女人。第三，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你一个月赚那点工资，镇上哪个姑娘愿意跟你？”
我说不过她，把脸别过去。
我妈又说：“你爹走得早，我守了十五年寡把你拉扯大。你今年都二十七了，还要让我操这份心？”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柴房看了一眼。
那女人正对着窗户梳头，不是我梳头，是用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捋。
她捋得很仔细，像在数头发。
我站在门口，她看见我，赶紧把手放下来，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叹了口气。
02
腊月二十六，婚事定了。
没有彩礼，没有媒人，连个像样的酒席都没有。我妈从乡下牵来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隔壁张家送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放了几响。
我那晚喝了很多酒。
新房里贴了几张红纸，窗户上糊了个喜字，是我妈剪的，歪歪扭扭。新娘子穿的是我妈年轻时的一件红棉袄，大了好几号，袖子卷了两道。
她坐在炕头，低着头，手绞着衣角。
我坐在另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我不会拖累你。”
我说：“嗯。”
她又说：“等我好了，我就走。”
我看了她一眼：“你往哪走？”
她不说话了。
那晚她睡地上，我睡炕上。铺的是稻草褥子，她盖着一床旧棉被。夜深了，我迷迷糊糊正要睡着，她突然坐起来。
“有车灯。”
我一激灵爬起来，往窗外看。外面黑漆漆的，连个月亮都没有。
“没有车。”我说。
“有。”她指着窗户，“白色的，喇叭响了三声。”
我竖起耳朵听，除了风声，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做梦了。”
她没吭声，又躺下了。可翻来覆去好久，我听见她在小声念叨什么，听不清。
第二天早起，我发现灶台上压着一片干枯的野菊花。这花镇上没有，只有通往省城的公路边上才有。
我问她哪来的，她说不知道。
我捏着那片干花看了半天，心里犯嘀咕。
那天上午，王婶又来了。她嗑着瓜子，把新房里里外外看了个遍，拉着我妈的胳膊咬耳朵：“这姑娘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连自己叫啥都不知道？”
我妈笑了笑：“记不得就记不得呗，能干活就行。”
王婶走了以后，我妈的脸沉下来。她把我拉到灶房：“你问过她没有？”
“问过了，啥都记不清。”
“那她晚上睡觉老实不？”
我想了想，没说车灯的事，只说：“挺老实的。”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头一个月，沈心怡几乎不说话。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做饭、扫院子、洗衣裳。
她洗碗时洗得特别仔细，每个碗都要翻来覆去地擦好几遍。
叠被子时要把四个角都对齐，一点褶子都不能有。
我妈说这姑娘讲究。
我说讲究好。
可我发现她有个怪毛病——不吃猪肉。
不是不吃，是碰都不碰。
有回我妈包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她一个都没动。
我妈问她咋了，她说不饿，可端起碗喝了三碗粥。
还有一回，她炒菜时放了一种调料，我吃着不对味。我妈尝了一口：“这是小茴香吧？这味怪得很。”
沈心怡低着头：“我觉得好吃。”
后来我才知道，小茴香在镇上买不到，她自己种的。
在供销社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一小片地，种了十几棵。
夏天时开黄色的小花，风一吹，满院子都是药味。
我妈说：“这姑娘过日子的心挺诚。”
那年冬天特别冷，沈心怡的手冻出了冻疮。我买了两块钱的蛤蜊油给她，她接过去，眼圈就红了。
她说：“谢谢你。”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
03
1990年开春，镇上放露天电影。
场子设在供销社门口的晒谷场上，幕布挂在大槐树底下。放的《红高粱》，我老早就听人说这电影好看。
沈心怡也跟着去了。她抱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电影开始没多久，演到姜文和巩俐在高粱地里那一段，她突然站起来。
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
她不说话，浑身发抖，脸色白得像纸。
旁边的人都回头看我们。王婶嗑着瓜子问：“你媳妇咋了？”
我说：“没事，可能是看不太懂。”
我拉沈心怡坐下，她一把甩开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我手背被她的指甲划了一道红印。
“我不去那里。”她说。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着牙。
我愣住了。她去哪了？
那天晚上回家，她一句话不说，钻到被窝里缩成一团。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第二天早上，她像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扫地、做饭、喂鸡。我妈说她可能是中邪了，要去庙里求个符。
我说算了，过两天就好了。
自那以后，沈心怡再没看过电影。但凡有人在她面前提“电影”两个字，她就低头走开。
那年五月，她怀孕了。
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儿媳妇争气。
沈心怡也高兴，但她高兴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她没事就摸着肚子，嘴里哼一首小曲。
那调子我听不懂，不像本地的，倒像电视剧里放的什么曲子。
我有一回问她：“你唱的是啥？”
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小时候听过的。”
“你想起小时候的事了？”
她想了想，摇头：“想不起来。”
可那个调子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
后来我琢磨出来了——那是《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
可电视上放《篱笆女人和狗》时，沈心怡从来不抬头看。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沈心怡的怪毛病也越来越多。
有一回，我妈给她一块红布，让她做件罩衫。沈心怡接过来，第二天又把红布折好还给我妈：“妈，我不穿红的。”
我妈问为啥。
她说：“不为啥，就是不喜欢。”
我妈把红布收起来，换了一块蓝的。沈心怡做了件褂子，穿了好几年。
到了夏天，沈心怡种的小茴香开花了。她摘了一把晾干，收在小布袋里。做饭时往锅里头撒一点，整个灶房都飘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
我妈说：“你倒是会过日子。”
沈心怡笑了笑。
那年秋天，镇上来了个收废品的老头。
沈心怡有一天路过，盯着老头的三轮车看了很久。
车上贴着《人民日报》的旧报纸，上面有张黑白的照片，是省城的火车站。
她站在那一动不动，像被钉子钉住了。
老头发觉了，问她：“姑娘，你看啥？”
她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这是哪？”
老头瞅了一眼：“省城火车站呗，你没去过？”
她摇摇头，又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假装睡着了，听见她小声念叨，翻来覆去就三个字：“火车站。”
04
1991年，女儿出生那天，沈心怡大出血。
镇卫生院的医生说情况危险，得赶紧送县里。我去求县里的救护车，可县医院说救护车不够用，让我自己想办法。
我妈急得直拍大腿：“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沈心怡躺在产床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她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指节发白。
“我不去县里。”她说。
“你疯了？”我说，“不去县里命都没了！”
她摇头：“我不喜欢县城。”
我急了：“这不是你喜不喜欢的事！”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可死活不松口：“绍辉，不去，求你了。”
我妈急了，冲进来骂她：“你犟啥？你不要命了？听大夫的，去县里！”
沈心怡咬着嘴唇，不说话。
正僵持着，镇上的广播响了。说有一辆省城医院的救护车从县城路过，因为大雪堵在镇口了。我妈二话不说冲出去，把那辆车拦了下来。
沈心怡被抬上车时，她浑身僵直。我跟着上了车，握紧她的手。她闭着眼，手死死攥着车座上的皮面子，指甲都掐进去了。
我听见她嘴里念叨：“上次坐这车，就没回去。”
路上她一直没睁眼，可我注意到她的手一直在发抖。不是冻的，是怕的。
到了县医院，她被推进产房。
我在走廊上等着，抽了半包烟。
脑子里反复想着她那句话——上次坐这车，就没回去。
这是什么意思？
她什么时候坐过这种车？
三个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我，母女平安。
我腿一软，顺着墙坐到了地上。
抱出女儿时，沈心怡躺在床上，虚弱得抬不起头。可她看到女儿，笑了。那是这么久以来，我看到她笑得最舒坦的一次。
“叫唐念。”她说，“念就是挂在心上。”
我点点头：“听你的。”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她要给女儿起这个名字。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心里一直挂着一个念想——回家的念想。
女儿百天时，沈心怡半夜给女儿喂奶，又哼起了那首小曲。
我迷迷糊糊地问：“这曲子到底是哪来的？”
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小时候我妈哄我唱的。”
“你想起你妈了？”
她停了一下，说：“想起一点点，可看不清脸。”
我问：“你家里还有谁？”
她半晌没说话，以为她睡着了。可过了一会儿，她说：“好像还有个哥哥。”
“叫什么？”
“记不清了。”
那是我头一回听她说起家里的情况。虽然只是一点点，可我心里头像是开了扇窗户——原来她也有家人，原来她也有过去。
1994年秋天，女儿四岁了。供销社的生意不咸不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一件事——给沈心怡办个户口。
她没户口，就没法办身份证，将来啥事都麻烦。
我带她去镇派出所。
沈心怡有点紧张，我拍拍她肩膀：“没事，就登个记。”
到了户籍室，老刘师傅不在，换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这个人穿着制服，戴着眼镜，看起来很严肃。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事？”
我说：“给我媳妇办个户口。”
他问：“叫什么名字？”
我看向沈心怡。
她犹豫了半天，像在做一件很重的决定。最后她说：“沈心怡。”
“哪个沈？”
“沈家的沈。”
“心是哪个心？”
“开心的心。”
“怡呢？”
“怡然自得的怡。”
这个人的笔一下子停住了。
05
他抬起头盯着沈心怡，目光像刀子一样。
“沈心怡？”他语气变了，“哪个沈？省城那个沈氏集团的沈？”
沈心怡一下子没说话。我的手心里全是汗。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发黄的纸，递过来。
纸上印着一张照片，模模糊糊的，可轮廓看得清——是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穿着白衬衫，笑得灿烂。
跟沈心怡有五分像，可年轻得多，干净得多。
“这是谁？”我问。
他没理我，盯着沈心怡：“你好好看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谁？”
沈心怡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她的手指头在照片上轻轻摩挲，像在摸一张熟人的脸。
“是我。”她说。
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你什么时候照的？”我问。
“不记得了。”她放下那张纸，“可这衣服我穿过，这个发卡我也戴过。”
她的手指停在照片上姑娘左边的发卡上——一个小小的白色蝴蝶结。
民警深吸一口气，翻开另一个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更旧的照片。那是黑白照，上面端端正正地拍着一个人的后颈。
沈心怡愣住了。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脖子。
“搬面粉袋子时磨的。”她说。
民警盯着她：“你确定？”
沈心怡没说话。
民警把那张照片放在她面前。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后颈，脖子根处有一道疤，大概两厘米长。形状和位置，跟沈心怡脖子上的疤一模一样。
“这是1990年你哥哥报案时提供的照片。”民警沉声说，“你左后颈有道疤，小时候摔的。这上面写得很清楚。”
沈心怡的脸刷地白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你到底是什么人？”
她没有回答我。她看着那张照片，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在照片上，把那道疤洇湿了。
民警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沈心怡一眼，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喂，老高吗？你过来看看。92年那个案子，协查通报上的人，好像真让我找着了。”
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记着，今天这门你出不去了。”
我愣住了。
沈心怡抓住我的手，指节泛白。
“啥意思？”
“等个人来。”民警靠在椅背上，慢慢说，“省城那边的，你妻子的亲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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