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中国男足自2002年以来已连续6届习惯性地缺席。但中国经济非但没有缺席,反而以一种更深、更广的方式“踢”进了世界杯。场外的全垒打,与场内的空看台,构成了爱恨交织的复杂场景。
中国经济的在场,是前所未有的:
在场,从“流量买家”到“技术伙伴”。本届世界杯为“首届AI赋能的世界杯”。联想接替万达,成为FIFA(国际足联)百年历史上首家来自中国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海信升级为VAR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从场边广告牌“坐”进了裁判室。官方用球产自中国,每秒500次采集触球数据的内置智能芯片由江苏企业制造。中国企业的身份,从购买广告牌的“金主”,变为赛事核心环节的技术伙伴。
在场,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共建”。中铁建工翻新揭幕战主场馆,16个举办场馆中有9个采用了中国的建材与设备。宇通新能源客车占官方接驳车队的85%,中国中车轻轨日均载客超125万人次。泡泡玛特LABUBU登上开幕式舞台,成为首个中国原创IP。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球场外的旗帜与喇叭,从城市基建到文化符号,中国已是赛事生态的深度共建者。
在场,从“一掷千金”到“精耕细作”。中国庞大的观众市场是FIFA无法忽视的筹码,起初FIFA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经过博弈,央视最终以约6000万美元拿下版权。这背后是上届世界杯中国贡献了全球49.8% 的数字平台观看时长和17.7% 的电视收视人次。赞助总额从上届的14亿美元,理性回归至约5亿美元,但反而加深了话语权。更多品牌通过赞助球队等方式“曲线进场”,佛得角队守门员一战成名,其战靴就赶制于中国莆田。
然而,在场越辉煌,缺席越刺眼。
经济与体育并非简单的正相关。中国足球的落后,并非源于资金投入不足。中国足球在国内房地产高峰期,也经历过“金元足球”时代。资本催生了足球的虚假繁荣,“富人俱乐部”、天价酬金、“海参球员”,热潮过后,水落石出、一地鸡毛。这充分证明,足球事业的发展,不能单纯建立在金钱资本之上。
人口仅53万的西非小国佛得角“岛小梦大”,靠着FIFA的接济首次亮相世界杯,小组赛0:0逼平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2:2战平曾两获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队,三战三平积3分跻身32强,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32强赛中,佛得角队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历经120分钟鏖战以2:3告负。该队的这一亮眼成绩,再次说明了精神与意志、文化与生态等非经济因素的强大作用。
经济与体育又密切关联。经济是体育的“底座”,没有经济基础,现代体育无从谈起。但比“有没有钱”更关键的,是“钱怎么花”。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而路径选择则决定了结果。中国的经济模式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极其高效,这恰恰适合可标准化、可量化的小球类奥运项目。但足球是一个开放、动态、不可标准化的复杂系统,它依赖的是市场型经济逻辑下的社区土壤与自由竞争。当用“计划型”逻辑去解决“市场型”问题,用最有效率的工业化手段,去培育一个最需要时间与自由生长的有机体时,就出现了根本性错配。
可以说,足球的落后源于体制。以教育为例,在“高考独木桥”的焦虑下,足球被视为阻碍学业的“冒险”,不成其为一种人生选择。中国注册足球人口110万,其中职业球员仅2740人,而德国注册足球人口高达630万人,职业球员3.5万人,日本仅注册青少年球员就达45万之多,日韩足球屡创佳绩早已令世界瞩目。应试教育体制下“输不起”的普遍心态,导致足球“社会化”根基缺失。与体制内僵化形成对比的是,以董路为代表的民间青训屡创佳绩,“苏超”等地方联赛一票难求,草根足球异军突起。足球的希望在民间、在体制,在自由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真正的“在场”应是双线并进。经济的在场,无法消解足球的缺席。足球作为第一体育运动,世界杯作为第一体育赛事,比赛场上缺少了殃殃大国的身影,终究令人难以释怀。“缺席与在场”的鲜明对照,既表明中国经济完全能够踢好“场外赛”,又说明足球的落后不能被经济成就所掩盖。场外的胜利是经济的胜利,足球的尊严终归要由场内的表现来定义。
场外的中国队已经赢了,场内的中国队呢?比赛,还没有开始。
来源丨《支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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