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左宗棠全集》《新疆图志》《中英关系史料》《李文忠公全书》《清季外交史料》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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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正月初二,即公历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田。

这是历时近两年的西征中,清军收复的最后一座城池。

捷报传回肃州大营,然而左宗棠却没有松一口气的表情。

前线幕僚随即送来的另一份清点文书,让这场胜利的余温冷却了不少。

城内清查出的名册显示:除阿古柏旧部残兵、各路来历不明者之外,尚有数量惊人的印度人——约五千余名,分布于和田城内的各处商坊、街巷,另有数十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及被左宗棠称为"乳目人"的奥斯曼帝国人。

这些印度人,顶着英属印度的身份来到这里。

英国人,正盯着这张名册等待清军的下一步动作。

斩杀处置,是把刀递到英国手里。

放任不管,是让一颗楔子永久钉在腹地。

左宗棠坐在案前,将这份名册压在手边,窗外和田的夜风裹着细沙扑打在墙上,那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处置方案,正在他脑中一条一条地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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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田:丝路南道的咽喉重地

和田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的冲积绿洲之上。

这片绿洲的存在,仰赖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的灌溉,两条河流从昆仑山融雪中汲水,穿越荒漠,才在这里造出一片宜耕宜居之地。

自汉代以来,和田在中原典籍里便有记载,汉书称之为"于阗",是西域南道的枢纽之城。

汉宣帝地节二年,即公元前68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于阗纳入版图。

此后历代,从唐朝安西四镇,到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和田始终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域、控扼商路的关键节点。

这座城市的核心资源,是玉石。

和田玉以玉龙喀什河河床中捞取的籽料最为名贵,色白如羊脂,质细而温润,历朝皇室征为贡品。

与玉石贸易并行的,是丝绸、地毯、棉布的制造与集散。

和田地毯以手工编织著称,图案繁复,用色浓烈,沿商路销往中亚、南亚、西亚各地。

由于这条商路的存在,和田向来不缺外来人口。

中亚的商队、南亚的行商、波斯的旅人,借着丝路的脉络汇聚于此,与本地维吾尔族商人交易,形成了这座绿洲城市特有的多元面貌。

清朝对和田的管辖,自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正式确立。

彼时清朝在南疆推行伯克制度,任用当地维吾尔族上层人士充任地方官员,负责税收、司法、农业等事务,军事则由驻防绿营和八旗兵丁把持。

这套制度在南疆运行了约一个世纪,优点是行政成本低,缺点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相对薄弱,一旦遭遇外部冲击,极易出现管辖失序的局面。

1864年,这一局面的崩塌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

这一年,新疆各地相继爆发动乱,天山南北多个割据政权在短时间内先后形成。

和田在这场动乱中经历了数度易主,各方势力在城内轮番登场,百姓生计急剧恶化。

就在乱局最甚之时,一个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带着他的部众从西南方向扑进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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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古柏入疆:英国的棋子与和田的沦陷

阿古柏,原名穆罕默德·雅霍甫,生于1820年前后,出身于浩罕汗国境内的一个塔吉克族家庭。

他早年从军,骁勇善战,在浩罕汗国内部的权力角斗中历经起落,一步步爬至高位,成为汗国中有分量的军事将领。

1865年,南疆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及司迪克,向浩罕汗国请求援兵,并要求放回被囚禁的和卓后裔布素鲁克,以借其宗教名望稳固局面。

浩罕汗国借此机会派阿古柏携布素鲁克率军进入新疆,打着护送宗教领袖的名义,实则带着吞并南疆的野心。

阿古柏入疆之后,迅速翻脸,将布素鲁克架空,自己掌握实权,以喀什噶尔为根基向四周扩张。

1867年,他正式宣布建立政权,自封"毕调勒特汗",国号"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

此后持续向外扩张,叶尔羌、英吉沙、和田、阿克苏相继落入其控制,1870年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势力延伸至东疆。

至1871年,除伊犁被俄国趁乱占据外,新疆大部已在阿古柏掌控之中。

这一连串扩张,没有外部支撑是无法维系的。

英国与阿古柏之间的关系,并非秘密。

英国在19世纪中叶完成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征服后,将战略目光推向印度西北方向的中亚腹地。

俄国同期从北方持续南压,蚕食中亚各汗国,双方在这片区域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战略博弈,史称"大博弈"。

阿古柏政权,是英国在这场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1868年,英国派特使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接触。

1870年,英国允许阿古柏在英属印度招募工匠,返回喀什设立军工厂,生产武器。

1874年,英属印度总督正式派员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承认其政权具有合法地位,并向其提供大批先进武器,包括恩菲尔德M1853前装线膛枪和斯奈德-恩菲尔德M1866后装线膛枪。

这些武器,装备了阿古柏军队中相当比例的步兵部队。

英国武装阿古柏,目的在于把他塑造成阻挡俄国南下的屏障,同时借助商路打通英属印度与中亚的贸易通道,将英国的经济影响力渗入新疆腹地。

随着英阿条约签订,从英属印度进入新疆的商人数量逐渐增多。

这些人持有英属印度当局颁发的身份文件,以商人身份进入阿古柏治下的南疆各城,其中和田因其玉石、地毯贸易的集散功能,成为吸纳英属印度商人最多的一个节点。

他们在和田开设商号,经营棉布、香料、染料等商品,同时将和田本地的玉石、丝绸带回印度销售,贸易往来相当活跃。

与此同时,英属印度当局还通过这批在新疆的商人,在阿古柏政权存续期间保持着与新疆腹地的信息往来渠道。

这些商人的聚集,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是英国在这片区域维持影响力的人员基础。

到清军收复和田时,城内聚集的印度人已达五千余名,另有数十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及奥斯曼帝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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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征的决策:从海防塞防之争到抬棺出关

清廷对新疆局势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内部的分歧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意志。

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延续至1864年,历时十四年,耗尽了清朝大量兵力与财力。

紧随其后的捻军起义,又持续了数年。

等到这些大规模内乱相继平息,清廷的财政已是极度空虚,户部的银库拿不出多少现银,各省的协饷又拖延积欠。

就在这个当口,新疆的局势已经烂透了。

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被杀为由出兵台湾,海防危机骤然升温。

清廷内部随之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

主张收缩塞防、专注海防的,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

在1874年底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出暂缓进兵新疆,允许阿古柏政权"自立部落"的方案。

他的理由有几条:新疆地处偏远,地广人稀,历年军费消耗巨大;收复之后驻守维持,所费不赀;与其在西北投入重兵,不如将有限财力集中用于海军建设,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

这一立场,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此前通过其参赞梅辉立向清廷传达的立场高度吻合——英国方面曾正式提出让阿古柏"作为属国,不隶版图"。

反对放弃新疆最力者,是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

他的战略判断,从边疆地理的整体格局出发。

他在奏折中写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则京师亦危。"

他还指出,俄国占领伊犁时留下的外交辞令称"俟乌鲁木齐、玛纳斯克服之后,当即交还",这一承诺是可以利用的外交筹码,必须先以军事行动收复新疆,才能在与俄国的伊犁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

1875年5月,清廷经权衡之后,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军费的筹措,是这场西征能否成行的首要难关。

清廷户部拨款有限,各省协饷积欠严重,左宗棠向洋商借款弥补缺口,先后多次借款,至1881年总计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与此同时,他在兰州设立制造局,仿造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劈山炮和广东抬枪,为西征军补充武器装备。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誓师,命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

史料记载,他命人随军携带棺材,以示此行不归不返的决心。

进入新疆的实际作战兵力约两万余人,但由于补给线延伸数千里,后勤组织的难度远超战场厮杀。

西征军的战略部署,遵循"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方针。

1876年8月,清军先后攻克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随后收复乌鲁木齐。

11月,攻克玛纳斯南城,北疆战事结束。

1877年春,清军翻越天山,进攻南疆。

4月,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全歼守敌。

随后兵分两路,攻克托克逊和吐鲁番,歼灭阿古柏主力。

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毙。

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奏章认为是"仰药自毙",另有史料记载为被部下毒杀,亦有说法称其系暴病身亡,至今无定论。

他的死,使哲德沙尔汗国骤然失去核心,其子伯克胡里继位后在内讧中苟延残喘,政权已是强弩之末。

1877年10月起,清军先后收复库车、阿克苏、乌什。

12月,刘锦棠率军进逼西四城,17日克喀什噶尔,18日克叶尔羌,24日克英吉沙尔。

伯克胡里与白彦虎率残部西逃,进入俄国控制区。

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田,除伊犁仍被俄国占据外,新疆其余土地全部回归清朝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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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破之后,那份名册带来的烫手难题

清军进入和田之后,主持善后清查工作的官员们很快意识到,眼前的局面比单纯的军事胜利复杂得多。

阿古柏旧部的残兵败将,清军早有预案。

城内藏匿的阿古柏亲属及手下头目,连同引阿古柏进入新疆的金相印父子、追随阿古柏的余小虎、马元均等,合计1166人被清军俘获。

左宗棠对这批入侵叛乱的核心人员,施以极刑,以明正典刑,震慑各方蠢蠢欲动的残余势力。

然而,那份记录着五千余名印度人的名册,却不是一道靠军法就能解决的题。

这五千余名印度人,分属不同的来历与身份。

根据当时的调查记录,其中大多数是借助英阿条约之后打通的贸易通道进入和田的商人,经营棉布、香料、手工制品,与本地商贾长期交易。

另有一部分是技术工人,受雇于阿古柏政权在喀什设立的军工厂,参与枪炮制造与维修。

还有少数人的身份更为复杂,与英属印度情报系统有所关联,在阿古柏政权存续期间充当信息中转的角色。

这批人共同的特点,是持有英属印度当局颁发的身份文件,在当时的国际惯例中,这意味着他们理论上受大英帝国的外交保护。

英国方面对和田局势的关注,来得极为迅速。

早在清军全面进攻南疆之前,英国方面就已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持续施压。

1874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参赞梅辉立前往天津,向清廷提出将南疆交给阿古柏的方案,被清廷拒绝。

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威妥玛再度向清廷传达英方立场,表示英国愿意出面"调停",让阿古柏"作为属国,不隶版图",同样遭到清廷拒绝。

1877年初,阿古柏派外甥赴伦敦求援,英国外交活动随之升温,驻华代办傅磊斯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三项无理要求,要求承认喀什噶尔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被清廷断然拒绝。

从这一系列交涉的脉络来看,英国在清军收复南疆的过程中,始终在寻找切入点,希望借外交压力阻止或延缓清军的行动。

阿古柏死后,英国人甚至谋划让伯克胡里交出南疆东部,以"独立国家向清朝朝贡"的形式保留南疆西部。

左宗棠得悉后在奏折中明确拒绝,称喀什噶尔自汉代起便是中国故土,"岂容他人饶舌"。

和田收复,意味着英国在新疆这盘棋上全局落败。

阿古柏死了,伯克胡里逃了,哲德沙尔汗国覆灭了,英国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战略缓冲,就此烟消云散。

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使馆对和田城内五千余名英属印度人下一步命运的关注,绝不只是出于外交例行程序,而是在溃败的局面下,寻找最后一张可以打的牌。

左宗棠对这一背景心知肚明。

诛杀或是严厉处置这些印度人,道义上并非没有依据——他们在阿古柏治下经营多年,客观上为割据政权提供了财税与物资支撑,其中确有一部分人与英国情报体系存在直接关联。

然而,一旦清军动手,英国公使馆随时可以"保护英属侨民"为由,将此定性为清朝对英属人员的暴行,顺势在外交上大做文章。

放任不管,则是另一条危险的路。

这五千余人若继续以英属身份游离于清朝管辖之外,就等于在新疆腹地留下了一块治外法权的真空地带,日后极可能成为英国持续渗透的依托。

两条路,都通向麻烦。

清军的主力尚在西北,东南沿海防务空虚,清廷与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此刻如同绷紧的弦,稍有不慎便会崩断。

那份奏折该怎么写,那道公告该如何发,即将决定的不只是五千余名印度人的去留,而是新收复的和田能否真正站稳脚跟——当左宗棠将第一道处置方案落在纸上的那一刻,他选定的这条路,足以让在北京等待消息的英国公使馆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