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岁独居老人在养老院被护工掌掴，他没有争执反抗，缓缓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安排专车接我离开，在场所有人当场惊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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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第三次把餐盘摔在我面前的时候，养老院的下午茶音乐正好放到第三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上个星期刚换的歌单。汤洒出来一半，土豆炖牛肉的酱汁沿着白色塑料桌沿往下淌，黏黏糊糊的，像日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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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晚清。八十四岁。退休前在出版社做了四十年的校对编辑，什么病句错字没见过。但眼前这碗汤的洒落方式，我确实是第一次见。护工叫马春霞，三十出头，胸牌上印的工号是零三七，指甲油是那种很廉价的亮粉色，食指缺了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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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道歉，转身就走了。隔壁桌的老张头冲我挤了下眼睛，意思是：别惹她。我端起那只豁了口的瓷碗，把剩下的汤慢慢喝完。土豆炖得不够烂，咬下去中间还发硬。我牙口是不如从前了，但还没有到什么都嚼不烂的地步。还能嚼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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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家「松鹤苑」养老院刚满三个月。女儿周念在深圳，一年回来两次。儿子周远在美国，上一次视频通话还是春节，他那边信号不好，画面一格一格地跳，像老式电视机上的雪花点。他说妈你再坚持坚持，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就把你接过来。我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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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不会。他也知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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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来了。这地方是周念挑的，说是全市前三，伙食好，护工专业。单人间，一个月八千六，我自己出钱。我的退休金加上年轻时存下的定期利息，刚好够，剩不下几个铜板买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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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搬进来的第九十一天。马春霞打我，是晚饭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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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养老院一层的大厅里摆好了三十几张折叠餐桌。夕阳从西边的落地窗照进来，把每个人的脸都镀上一层浅金色，看起来好像都很安详。我坐在靠窗第三个位置，那是我的固定座位。靠窗，离电视近，但又不正对着屏幕——我不太喜欢看那些重复播放的抗战剧和养生广告。马春霞推着餐车走过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车轮被地上不知道谁掉的一颗糖绊了一下。她手里的碗就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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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还是洒了。我下意识伸手想扶一下碗沿，也不知怎的，指尖碰了她手背一下。金属碗「当」一声砸在桌上，汤汁四溅，桌布上洇出一大片褐色。她低头看着那滩污渍，又抬头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珠子转了一下，像在判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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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抬手了。动作很快，快到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她右手的巴掌结结实实落在我左脸颊上，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炸开来。很响，比我预想的响。我脸歪向一边，眼镜飞了出去，挂在左边的耳朵上晃荡。嘴里有一股铁锈味，舌尖舔到上颚内侧，破了，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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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忽然静下来。音乐还在放，已经换了一首，不知道是谁的。老张头手里的筷子掉了一根在地上，滚动的声音格外清晰。对面桌的李阿姨猛地回过头，嘴张着，又闭上，什么都没说。电视里养生节目的主持人正热情洋溢地讲着「老年人如何补充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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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霞的呼吸变重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我的手还停在半空中，维持着刚才想扶碗的姿势。然后我慢慢把手收回来，放回膝盖上。弯腰捡起地上的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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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清晰之后，我看见她脸上闪过的表情。有后悔吗？也许有，但更像是一种惯性过后的茫然。她的右手还在微微发抖，亮粉色的指甲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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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争执，没有喊叫，没有哭。我只是坐着，用舌尖又舔了一下嘴里的伤口，确认出血量不大。然后我从外套左侧的内袋里掏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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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手机很旧了，屏幕上有三道裂痕，是两年前在菜市场门口被一辆电动车蹭到包里摔出来的。但我一直没换。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我习惯了。有些东西用久了，就跟身体长在一起了。我滑开屏幕，通讯录里存的名字不多，排在第一个的是「小周」。我往下翻，翻到第三个名字，停了。拇指在那名字上悬了两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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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开了。电话接通很快，嘟了两声就有人接。那头的声音年轻，恭敬，像绷紧了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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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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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安排一下，来接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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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好的，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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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挂了电话。把手机重新放回内袋，拉好拉链。做完这一系列动作，我抬起头，发现整个大厅的人都看着我。三十多张餐桌旁，六十多双眼睛，包括那些平日里半睡半醒、饭吃到一半就能打鼾的老头老太太们，此刻一个个都醒了。护工们站在墙角，四五个人挤在一起，表情各异。马春霞还站在我面前，但她脸上的茫然已经被另一种东西取代了。我认得那种表情。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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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后门那儿传来脚步声，院长孙丽华踩着高跟鞋快步走进来。她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短发，金丝眼镜，说话永远带着职业化的微笑。此刻那个微笑僵在脸上，她看看我，又看看马春霞，再看看周围一圈人的表情，一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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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阿姨……」她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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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看她。我低头看着桌面上那滩已经冷掉的汤汁，拿起手边的纸巾，一点一点把桌布上的污渍擦干净。动作很慢，很稳。旁边的人都看着我，没人说话。纸巾擦湿了三张。我把它们叠好，放在碗旁边，端端正正的，像一个校对编辑处理完一段错误文字之后的习惯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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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霞往后退了半步。她终于挤出一句话：「是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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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让她说完。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就一眼。她的话就堵在了喉咙里。八十四岁的眼神能有什么杀伤力？但我确实看她的时候，什么情绪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恨意。只是看着。那大概比任何一种情绪都让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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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华走过来，蹲在我椅子旁边，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声音软下来：「周阿姨，今天的事是个误会，您先消消气，咱们到办公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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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出来，很轻。我说：「不用了，车马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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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愣了一下：「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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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回答。我把桌上的碗筷收拾整齐，餐盘叠好，勺子放在盘子右上角。这是几十年养成的职业习惯，看见不整齐的东西就想摆正。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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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安静得像间停尸房。电视不知道被谁关掉了。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连平时最爱唠叨的李阿姨都沉默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声音被放大了十倍。我闭着眼，能感觉到那些目光黏在我身上。灼热的、困惑的、惊恐的、好奇的。但我没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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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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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三十二岁那年，周念刚上小学，我在出版社校对一本儿童读物，有一页画了一只蓝色的兔子。编辑说颜色印错了，要改。我说不用改，孩子会喜欢的。后来那本书加印了七次，蓝色兔子成了那个系列最受欢迎的角色。我想起四十五岁那年，周远发烧到四十度，我背着他去医院，半路上他迷迷糊糊在我耳边说，妈你真香。那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奇怪的夸奖。我想起六十三岁退休那天，办公室的同事给我办欢送会，蛋糕上的奶油写得歪歪扭扭：「晚清姐辛苦了。」我想起七十岁那年，老伴走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从温热到冰凉，我数了时间，四十七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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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想起七十五岁那年，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每天读两小时书，每周写一千字日记，每年去一次周念家。前两项做到了，第三项后来变成周念来看我，再后来变成视频通话，再后来变成她打电话问我「妈你一个人行不行」。我说行。我当然行。我一个人过了十四年，洗菜做饭换灯泡通下水道，什么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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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来了养老院。因为我开始忘事。锅烧干了三次，钥匙忘在门锁上过夜两回，有一次出门买菜，走了三个街区忽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愣了五分钟。周念在电话里哭了。她说妈你别这样，你这样我放心不下。我说好，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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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大厅门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很轻，但很沉稳。不是普通轿车的那种声音。有人的目光已经转向了落地窗。我也偏头看了一眼。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车身很长，玻璃是深色的，看不出里面坐了几个人。车牌是白底的。我记得那种车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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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开了。司机下来，是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身形挺直，步伐利索。他没有进来，只是站在车旁，微微欠身，朝大厅的方向点了一下头。那个动作很克制，但所有人都看见了。孙丽华站起来了，她的脸变得很难看，白里透青，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她大概终于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住了三个月的普通老太太，到底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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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扶着桌沿站起来。腿有点麻了，坐了太久。站起来的时候我晃了一下，老张头本能地伸手想扶我，我冲他摆摆手。我把外套扣好，从椅背上拿起那条灰色的羊毛围巾，绕在脖子上，系了一个松松的结。然后我往门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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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三步，我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马春霞。她还站在原地，肩膀缩着，两只手绞在围裙前面，亮粉色的指甲互相掐着。她的眼睛很红，嘴唇在哆嗦。恐惧到了极致的时候，人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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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不用怕。我不会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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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愣住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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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我看着她说，「你今天打的那个人，她不是没有地方去。她只是选了这里。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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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霞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沿着她右脸颊滑下来，她没抬手去擦。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两下头，幅度很小，像一只受伤的鸟在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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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继续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阳光正好从西边整个儿浇下来，把门口的台阶涂成金黄色。那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为我拉开车门，左手护住门框上方，很标准的礼仪。我没有立刻上车。我站在门口停了两秒，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座三层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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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苑」三个字是鎏金的，挂在门头上方，被夕阳照得亮闪闪的。从我这里看过去，一楼大厅的落地窗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们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像一幅被按了暂停键的画面。我看见老张头终于弯腰捡起了那根筷子。我看见李阿姨在偷偷抹眼睛。我看见孙丽华站在大厅中央，金丝眼镜歪了一边，手举在半空中，不知道是该追出来还是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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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弯下腰，钻进车里。座椅很软，皮革的味道很淡，空调的温度正好。车窗升起来之后，外面的世界被隔了一层暗色玻璃。我靠在后座上，忽然觉得左边的脸开始疼了。迟到的疼，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一阵一阵的，带着热度和跳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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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手摸了一下脸颊，肿了。马春霞的手劲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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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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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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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缓缓驶出养老院的院门。我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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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去大概三公里，我的手机响了。是周念。我没接。又响了一次，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接了，放在耳边，没说话。她在那头的声音很急：「妈，你没事吧？院长刚才打电话来说你走了，怎么走的？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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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念啊，妈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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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她问：「回哪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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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想。我不知道。我七十岁以后住的房子在三年前卖掉了，因为周念说那小区太老，楼梯房，万一摔了没人知道。卖房的钱存在银行里，利息刚好够付养老院的费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没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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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说：「有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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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挂断了电话。然后我翻出通讯录，找到那个排在第三的名字，发了一条消息：「先送我去老房子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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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回复就来了：「老夫人，老房子三年前已经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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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屏幕上的这行字看了很久。我当然知道它卖了。我只是忘了。我总是忘了。屏幕上的字慢慢模糊了，我以为是眼镜脏了，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还是模糊。后来我才意识到，是我的眼睛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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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了。我第一次因为「没有家」这件事哭。老伴走的时候我没哭，周远去美国我没哭，退休那天我没哭。但此刻，坐在一辆我不知道会开往哪里的黑色轿车里，脸颊肿着，舌尖还舔得到伤口的血腥味，我忽然止不住地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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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下来了。我抬起头，发现窗外不是城市。是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两边种着两排老梧桐，树叶在初夏的风里哗哗响。路的尽头有一栋白墙灰瓦的院子，大门是深红色的，门头上没有字。但我认得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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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老家。我父母的老房子。我在这个院子里长到十八岁，然后离开，去省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变老。我曾经以为我忘了这条路，但车子停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个弯道每一棵树每一块路沿石都那么熟悉。我父母去世之后这房子就空了，叔伯家的后人偶尔来打理，但没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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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下车，替我拉开车门。他微微弯着腰，欲言又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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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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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资料上有。您二十年前回来参加过一场葬礼，之后没再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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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父母的墓迁走的那年。我回来了三天，走了之后再也没有踏足过这条路。我扶着车门慢慢站起来，腿还有点软。左脚踩到地面的时候，鞋底碾到了一颗小石子，发出一声脆响。我站直了，看着那扇暗红色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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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呢？」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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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钥匙，很旧，齿痕都磨圆了。他递过来的时候手心朝上，恭恭敬敬的。我接过来，拿在手里掂了掂。冰凉的，沉甸甸的。我走到门前，把钥匙插进锁孔。很涩，转了两下才拧开。门轴发出一声拖长了的「吱呀」，像是从沉睡中被吵醒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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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的草长得很高了。青石板路从门口通向正屋，两边的缝隙里长满了野薄荷和车前草。正屋的门没锁，虚掩着。我推开门，一股陈旧的、混着木头香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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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家具都还在。堂屋正中央那张八仙桌，桌面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浅色的木纹。太师椅还在老位置，左边的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那是父亲坐的位置。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已经泛黄了，是我爷爷写的四个字：慎独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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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去，用手摸了一下桌面，一层薄灰。但屋里的东西都摆得很整齐，显然有人定期来打扫。墙角的一只青花瓷瓶里插着一把干枯的芦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的了，芦苇穗子炸开，像一团团灰白色的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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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到太师椅上。椅子有点矮了，我坐下来的时候膝盖弯得厉害。但这把椅子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我坐上去的瞬间，后背和扶手之间的角度刚刚好，像量身定做的。我把围巾解下来搭在扶手上，靠进椅背，闭上眼。阳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我的眼皮上，一片暖融融的橘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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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有鸟在叫。叫了好几声，停了，又有一只开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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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午后我也是躺在这把椅子上睡午觉，母亲就在隔壁的厨房里擀面条，擀面杖在案板上「咣当咣当」响。那个声音就是我整个童年最安稳的节奏。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周念和周远，我也擀面条，我让两个孩子趴在桌边看，面皮越擀越大，薄到透光，他们两个就哇哇叫。那个时候的面条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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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拿起手机。拨了那个排在第三的号码。接通之后我说：「我想在这里住几天。」那头沉默了两秒，说：「我马上安排人过来打扫，给您送被褥和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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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太多人，」我说，「一个人就够了。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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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又说：「老夫人，今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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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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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不说话了。安静了一会儿，我说：「小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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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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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养老院的监控调出来，发给孙院长一份。告诉她，我不是为她准备的。我是为马春霞准备的。她要是下回再抬手，那个视频就会出现在她孩子学校的家长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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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老夫人，您其实不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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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不用，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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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这就办。」
83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八仙桌上。屏幕亮着，那三道裂纹在阳光下像干涸的河床。手机旁边有一本旧黄历，翻到的那一页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不知道是谁翻的，很久以前了，纸页的边缘都卷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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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在太师椅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橘红色变成浅紫色，又变成深蓝。院墙外的梧桐树在风里哗哗响，叶子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我的手搭在扶手上，指尖摩挲着那块被磨得光滑的木头，忽然觉得很累。但那种累不是坏的那种累，是长途跋涉之后终于躺下来的那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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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了。我走了很远的路，绕了很大的圈子，最后坐在了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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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完全黑了。屋子里没有灯，但我没有去开。黑暗是一种很软的东西，盖在人身上像一床旧棉被，有分量但暖和。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很轻，在青石板路上踩过，草叶被拨开的窸窣声。然后门被推开了。一个人站在门口，逆着月光，看不清脸。但他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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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八仙桌上，拧开盖子。一股鸡汤的味道飘出来，很浓，里面应该放了红枣和枸杞。他什么也没说，从桶旁边的一个布袋里拿出一只瓷碗，一副筷子，一只勺子，摆在我面前。碗是青花瓷的，和墙角那只瓶子一个花色。他又从布兜里摸出一小碟咸菜，是腌萝卜，切得薄薄的，码成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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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轻，很稳，像一个做了无数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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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退后两步，垂手站着。月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我脚边的地上。我借着月光看他。那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此刻西装外套脱了，衬衫袖子挽到肘弯，露出的小臂上有一道很长的旧疤，淡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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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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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陈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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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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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的渡。」
94
我端起那碗鸡汤喝了一口。温度刚刚好，不烫嘴，但暖意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红枣炖烂了，咬下去满口的甜。我忽然想起来，我来的时候是初夏。院子里那些野薄荷，再过半个月就能摘下来泡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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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陈渡，你有空的时候，帮我把院子里的草拔一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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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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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出去，带上了门。脚步声沿着青石板路远去，越来越轻，最后被梧桐叶的哗哗声吞没。
98
我把那碗鸡汤喝完了。萝卜吃了四片。碗底沉着两颗枸杞，我用勺子舀起来，也吃了。然后我靠在椅背上，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裹住脖子。窗外的月光洒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白。八仙桌上的旧黄历被风吹动了一页，哗啦一声，翻到了谷雨。
99
我没有动。我坐在这把太师椅上，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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