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中国〕冯天瑜著《黎元洪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中国〕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
3.〔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中国〕章太炎撰《大总统黎公墓志铭》，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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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枪声大作。
起义军攻克总督署，湖广总督瑞澂连夜从城墙凿洞逃走，提督张彪跑进了汉口租界，偌大的武昌城，一下子群龙无首。
革命党人需要一个能镇场面的人——既要有足够的声望让各方信服，又要在观望中的士兵、士绅商贾面前站得住脚。
连开数次会，争了半天，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说出了一个名字：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
那天夜里，革命党人去找他的时候，他没在自己的协司令部里，而是躲在了部下家中。
这一幕，后来成了他一辈子摘不掉的标签。
坊间传了一百多年，说他是从床底下被人拖出来的，说他当都督的时候吓得面无血色，说他是那个乱世里最没用的一块泥，叫"床下都督"，叫"黎菩萨"，叫一辈子被人当牌位供着的。
窝囊废
可是，翻开北洋那些年留下的档案和史料，你会发现——骂他的那些人，大多比他死得更难看，走得更不体面。
而那个被人骂了百年的胖子，在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面对袁世凯、段祺瑞、张勋、曹锟，一次次把那道线，撑到了最后。
[一]【甲午海战、张之洞、一个老实人的前半生】
要说清楚黎元洪这个人，得从他三十岁那年之前说起。
1864年10月19日，黎元洪生于湖北省黄陂县黎家河，也就是今天的大悟县。
他的祖籍在安徽宿松，祖父那一辈迁到湖北经商，就此落了户，改入黄州籍。
父亲朝相曾从军，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由士兵一路升至游击，是个在军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
父亲带着家口迁居天津之后，黎元洪在那里读了私塾，也算见过些世面。
1883年，十九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老师里有严复。
那时候北洋水师学堂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新式海军学校，能进去的，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人。
黎元洪在那里待了五年，以"勤学为诸生之冠"著称，对引擎修造尤其有心得，深受严复、萨镇冰等师长器重。
严复后来对他的总评就八个字："德高才疏"——品德高，才干不足。
这话听起来像夸，说到底也是一句婉转的批评。但"德高"二字，后来在他一生中证明了它的重量。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先后分派广东水师服役，任广甲舰二管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广甲舰奉命北援威海卫，在渤海口遭日舰炮击，军舰中炮沉没，黎元洪在海上漂流了数个小时，被人救起。
这场惨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他莫名其妙活了下来，却没有人替他庆幸。
战后清廷追责，幸存者有时候比战死的人更难交代。
甲午之后，黎元洪赋闲，一度在上海寻找出路。
不久，清廷宣布凡在北洋水师效力的旧员，可量才录用。
黎元洪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历和海军服役经历，引起了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注意。
张之洞任命他负责监修南京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等处炮台，又兼任南京各炮台总教习。
黎元洪把那几处炮台修得让张之洞非常满意，张之洞对他的评语是："刚毅、坚忍，有不挠之气概，忠厚笃实。"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随行来到湖北，先在枪炮厂监制快炮，再做护军后营帮带，一步一步进入了张之洞麾下新军建设的核心圈子。
张之洞对编练新军极为重视，而黎元洪的专业背景和务实风格正合其需要。
1898年、1899年到1900年夏、1901年，张之洞三次派黎元洪赴日本考察军事。
日本在甲午一战后军力蒸蒸日上，黎元洪在那几次赴日的过程中，把日本陆军的编练方式、教育体系研究得很仔细，回来后一条一条整理成方案，向张之洞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他建议将水陆各营的军纪处置权交由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建议合并武备学堂与防营将弁学堂，改建为武备高等学堂，另设武备普通中学堂——前者相当于军校大学，后者相当于军校中学，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近代化军事人才；他还建议大力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事实证明这条建议效果极好，湖北留日军事学生的人数居全国前列，这些人后来成了辛亥革命里最活跃的力量之一。
只不过，种那颗种子的人是黎元洪，收那个果子的人是革命党人。
1899年，黎元洪得张之洞保举，以守备候补千总。
此后数年间仕途平步青云：1903年任护军前锋四营统带，1904年提为协统，随即升任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1906年正式出任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统辖马、炮、工、辎各队，驻守武昌。
同年秋，他率部参加在河南彰德举行的新军大演习，获评"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这一年，他四十二岁，是湖北军界实际上的第三把手——前两位是湖广总督瑞澂和提督张彪。
他既不革命，也不特别反动，是一个认认真真待在自己位置上、把分内之事做到称职的军事官僚。
他对治下那些加入了革命团体的年轻士兵，多有庇护，不是因为支持革命，是因为觉得随便抓人容易出大乱子。
他懂军队，懂人情，知道枪杆子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未来的关键变量。
就这样，他在武昌练了五年兵，直到1911年那个秋夜。
[二]【那个被推上去的"都督"，做了什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黎元洪的处境是极为尴尬的。
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不慎引爆，机关暴露，湖广总督瑞澂随即下令大肆搜捕。
10日晚，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工程第八营总代表、后队正目熊秉坤率先发难，革命士兵当晚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从那里取出武器，兵分三路向督署猛攻。
到第二天凌晨，督署攻下，武昌光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领袖们全不在场——孙中山远在大洋彼岸，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或香港，武昌城里原来的两个主要领导组织文学社、共进会的核心人物，孙武在汉口爆炸事故中被炸伤，蒋翊武避险出走，刘公被困在汉口过不来。
一场成功的起义，竟然找不出一个能代表新政权的领导人。
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和地方士绅在省咨议局会议厅聚集，急着要推出一个能管事的人，否则那一纸通电全国的公文都无处落款。
议长汤化龙是立宪派人物，他拒绝出任都督，但支持找一个军界人士来主持大局。
吴兆麟提出了黎元洪的名字。
这不是临时起意——1911年4月，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时，就有人明确提出，一旦起义成功，就以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理由有三：黎是名将，用他可以号召天下；黎在湖北新军中素得人心；黎素来爱护军中有文化的士兵，而这些人大多是革命党人，容易合作。
当天下午，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然而黎元洪本人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被确定了。
他躲在部下家中，得知起义消息后，既未加入，也没有主动抵抗，处于观望状态。
革命党人找到他，要他在安民布告上签字，他一次又一次拒绝，沉默不语，拒不就职。
他对吴兆麟说的话，留存至今："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晋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自回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
这话被在场的革命党人视为软弱和顽固，当即有人拔刀相向，被吴兆麟喝止。
这样的僵持，持续了整整六天。
到10月17日，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汉口、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尽入革命军之手，英、法、俄、德、日五国驻汉领事联合宣布中立，外交承认已成定局。
黎元洪终于认清了大势，当日举行祭天大典，正式宣告就任都督。
就任之后，他做了几件相当重要的事，只是往后的历史书里提得不多：
他立刻着手与西方各国沟通，主动向五国领事馆表明军政府保护外侨的立场。
10月17日，英国领事葛福特代表五国领事登门拜访，黎元洪当场告诉他："此次武昌起义，对于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当尽保护之责……既劳阁下之驾，又承各国严守中立，甚为感激。"
这番话，让各国很快正式发布了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的声明，从外交上保住了新政权的正当性。
他通电全国，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呼吁各省响应武昌起义，11月7日和9日先后两次通电，征询和促进各省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
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省陆续宣布独立，这个接力的势头，有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武昌那些以黎元洪名义发出的通电。
他协调革命军内部各派势力之间复杂的权力争议。
军政府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派本就存在嫌隙，加上立宪党人汤化龙等人的介入，权力分配的博弈随时可能把军政府自己撕裂。
黎元洪在这中间充当了一块稳定器——不是他能力有多强，是他的身份让各方都找得到停火的台阶。
他跟黄兴一道，指挥革命军在武汉三镇抵御冯国璋率领的清军，一直坚持到11月下旬汉阳失守。
那段守城的时间里，清军炮火轰武昌，城内人心浮动，黎元洪并没有一开始就跑——他是在形势已完全无法支撑之后才撤出的。
学者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后来如此评价："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
一个被推上去的人，最后做了那么些事，这个选择，事后来看，算不上错。
[三]【瀛台囚徒，与"武义亲王"的四个字】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兼领鄂督。
2月，南北和议告成，清帝溥仪退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续任副总统。
副总统这个位置，从第一天起就是一把双刃剑。
有名分，没实权，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更麻烦的是，随着局势稳定，袁世凯对黎元洪这个武昌首义的招牌越来越警惕。
1913年底，袁世凯借"磋商要政"为名，派段祺瑞到武汉，将黎元洪接到北京，实际上是软禁在瀛台。
瀛台是个四面环水的地方，中南海里一座岛。
光绪皇帝曾在那里被慈禧关了十年，每天看着水，无法离开，直到死。
黎元洪比光绪稍好一些，毕竟外面还有政权在运转，但他的实际处境，记者黄远庸1914年初拜访后在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除瀛台之外不能越雷池半步，随从仆役出入府邸均受限制，对国家大事没有任何决策权，每天只能读书练字。
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有时候读到某段文字，会突然掩卷失声大哭，也不解释，只是哭。
堂堂副总统，被关在水边，日复一日，读的是书，哭的是什么，旁人只能猜。
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那个靠流血才换来的议会政治，就这样被一道命令摁灭。
黎元洪随后被安排兼任参政院院长，这个机构有名无实，不过是袁世凯拿来堵天下人口的一块招牌。
1915年，帝制的鼓噪声越来越响。
从当年11月起，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的月俸，并上书参政院请求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同时连续递交辞呈——每月三万大洋的巨额薪俸，他一分不要，这在当时已经是无声的抗议。
据黎元洪后人回忆，袁世凯称帝之前曾亲自去瀛台试探黎元洪的态度，开口说了一句："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
黎元洪当即回答："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万，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
这话没有弯弯绕绕，说得直接，袁世凯当时没有再接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颁布的第一道册封令，就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以表彰其武昌首义恢复汉室之功。
15日，袁世凯派心腹外交总长陆征祥登门道喜。
黎元洪当着陆征祥的面说："袁大总统厚爱，封我为武义亲王，虽然已经通告全国，但我却着实不能接受……倘若受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他径自走进里屋，没有任何停留。
19日，袁世凯又派人来宣封，来人双手捧"诏"在大厅中跪下，高声叫喊："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拒不露面，命人将来者拖了出去。
此后又有人奉命前来游说，开口便称"王爷"，黎元洪当场急了，指着大厅石柱怒道："你们如再逼，我就撞墙在此！让我当王爷，我就撞墙。"
来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退去。
袁世凯守在黎府的卫兵，日日在宅子里指桑骂槐找茬，这些人名义上是卫兵，实际上是监视。
黎元洪置若罔闻。
整个洪宪年间，他没有接受那道封文，没有配合那场帝制的表演，用沉默和拒绝，把不合作进行到底。
这段日子有多难捱，史书里记得不多，但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一记：记者黄远庸那次登门采访，形容那时候的黎元洪，是"一个处在光绪皇帝处境里的人，却没有光绪皇帝的名分"。
一个手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在重重的压力面前，能做的只有不签那个字。他做到了。
1916年6月6日，端午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在北京病逝。这场闹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就此落幕。
[四]【1917年，那道撤职令】
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1916年6月7日，黎元洪正式就任大总统。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副总统依法接任，这是民国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真正走了法律程序的权力交接。
同日，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江苏督军冯国璋出任副总统。
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说："按照《约法》，由黎卿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
这番话传出去，举国一时叫好，觉得民国终于迎来了有序交接的契机。
那时候全国上下对黎元洪出任总统普遍抱有期待——他以"宽仁谨厚"著称，没有袁世凯那样的枭雄气，也没有段祺瑞那样的强硬作风，人们觉得这样的人当家，或许能让共和走上正轨。
然而黎元洪心里很清楚，他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他手里没有一支嫡系军队，没有任何军事班底，背后也没有一个真心拥护他的实力派。
国务院那边，段祺瑞以北洋正统自居，手握军政大权，在各省皖系督军中有着极深的根基。
而按照《临时约法》，总理的权力实际上相当大——国务院的重要决定虽需总统盖印方可发布，但总理享有对总统的制衡权，法理上几乎是平级关系。
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把黎元洪当作摆设，他的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对黎元洪的态度蛮横无礼到了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的程度。
梁启超得知消息，第一时间给友人写信，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隐忧多多"，并因此迟迟不肯接受黎元洪的邀请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摩擦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内务总长孙洪伊的矛盾激化后，段祺瑞下令将孙洪伊撤职，按规矩需要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章。
黎元洪公开拒绝了。
双方在盖章权上僵持，最后北洋系元老徐世昌出面调解，各让一步，徐树铮和孙洪伊同时撤职了事——但这次僵持，让两边都清楚了对方的底线。
黎元洪就任后做的头一件大事，是1916年8月宣告国会重开，五百一十九名两院议员出席，他亲赴国会致辞，字里行间反复提到要"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
他还向议员们恳请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对人对事要相互提携，共同推进法治。
那一段时间是他总统任期里心气最足的时候，他延揽梁启超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梁答应了，每月津贴两千元；他要重建那个被袁世凯折腾得面目全非的宪政框架，从国会开始，一块一块往回补。
然而，1917年的到来，把这一切打断了。
矛盾的导火索，是中国要不要对德国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段祺瑞力主参战。
他背后的账算得很清楚：日本愿意以大笔借款和军事援助换取中国参战，参战之后还可以借此扩充皖系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带着全体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因已辞职未参加）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
黎元洪持异见，拒绝用印。段祺瑞当场提出辞职，拂袖离京赴天津，后经冯国璋等人劝解，6日晚才返回北京。
这件事表面上到此翻篇，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此后整场冲突的基调。
到1917年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把北洋各省督军叫来，借他们的名义向国会和总统府施压，要求通过对德参战案。
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等皖系干将先后闯入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发布宣战命令，黎元洪一次次周旋应对，始终未点头。
5月10日，国会开会表决参战案，皖系早已在会场外安排好了流民和军警组成的"公民团"、"请愿团"，将国会团团围住，殴打反对参战的议员。
会场里乱成一锅粥，国会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表决，段祺瑞的暴力逼宫以失败告终，但这一幕激起的社会舆论，对段已经非常不利。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段祺瑞私自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被揭露，舆论哗然。这已经不是政见之争，是拿国家利益做交易。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密谈，美方表示"允为后盾"。
同日，黎元洪召见督军团领衔、领衔呈请解散国会的孟恩远和王占元二人，当面训诫他们切勿超越宪法行事，并明确说时局症结在内阁，段祺瑞"理宜引退"。
22日，段祺瑞向黎提出了新的阁员人选，大多是黎平素有好感的人，这是最后一次伸橄榄枝。
黎元洪没有因此松动。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发布三道命令：第一，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
命令交付印铸局印行之前，段祺瑞的代表张国淦赶到总统府，最后一次劝黎再考虑考虑。
黎元洪明确告诉他，外交和军事都已经布置好了，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段祺瑞当天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依法不合，"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随即赶赴天津。
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军随即纷纷通电宣布独立，安徽、奉天等十一省先后宣布脱离中央。
北京城里枪口林立，没有嫡系军队的黎元洪，把那三道命令发出去的那一刻，等于把自己扔进了一个四面是枪的空地。
手里只有一道命令，一枚大印，还有一部《约法》。
督军们一步步逼近，形势一日比一日险，那枚印，还能撑多久。
就在黎元洪把三道命令发出之后的第二十天，有一件事发生了——而那件事，是他在这场棋局里，最大的一步棋，也是他此后一生颠沛的起点。
读到那段记录的人，看着看着，都不由得攥紧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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