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麻药劲上来的时候，我听见婆婆在外头喊了一句：“两个女娃，能保一个就不错了！”
我想说“两个都要”，可舌头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医生问我丈夫签字了没，我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很轻，像刀子割在我心口上。
迷糊中，我感觉到有人从我身体里抱走了什么。
我伸手去抓，什么都没抓住。
醒来后，丈夫端着一碗红糖水坐在床边，说：“妹妹保住了，别难过了。”
我问姐姐呢。
他没说话，转过头去。
那之后的好多年，我都不敢提那个人。
直到十四年后，若涵第一次开口说话。她坐在床沿上，没有看我，声音轻得像一根头发落在地上。
她说：“妈，姐姐说她还活着。”
我手里的碗摔在地上，红糖水溅了一地。
我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可她下一句话，直接把我整个人钉在了那里。
01
我叫徐玉梅，今年四十五岁。老家在省城北边的柳河村，嫁到隔壁的张家湾，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我这辈子最怕的事有两件：一是生孩子，二是生孩子那天的选择。
怀上双胞胎那年，我二十六岁，嫁进徐家第五个年头。
前四年肚子一直没动静，婆婆林秀云的脸一年比一年黑，逢人就说“我家那媳妇，怕是只不下蛋的母鸡”。
那几年我日子不好过。婆婆话里话外地挤兑，丈夫又是个闷葫芦，什么都听他妈的话。我回娘家都不敢多待，怕爹娘问起来我不知道怎么答。
查出是双胞胎那天，婆婆笑得牙都合不拢。
她买了三斤红糖、两只老母鸡送到我家，拍着我的手说：“玉梅，你这回可算争气了。咱们老徐家总算要开枝散叶了。”
可等她知道是两个女娃，脸又变了。
那天她从医院回来，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三个小时，抽了半包烟。我透过窗户看见她坐在石墩上，面色铁青。
丈夫徐志强在工地上干泥瓦工，平时话不多，那天晚上他躺在我旁边，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睛睁得很大。
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没事，睡吧。”
我后来才知道，婆婆当天晚上就跟他说过一句话：“女娃不值钱，生两个更是赔钱货。你可得想清楚。”
但那句话，他没敢告诉我。
孩子是提前发作的。离预产期还有二十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九。
我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天气闷热，后背的汗把衫子都浸透了。突然肚子一阵绞痛，疼得我直接坐倒在地上，洗衣盆翻了，水洒了一地。
邻居王婶在隔壁听见动静，跑过来一看，吓得脸都白了：“玉梅你这是要生了！”
她把我送到镇卫生院，医生一看就皱眉：“双胞胎，体位不正，怕是要剖。”
镇卫生院条件有限，连夜转到县医院。那一路我疼得死去活来，手指抠着车座垫子，指甲都抠断了。
到了县医院，医生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脸色沉下来：“两个孩子的腰部连在一起的，是连体双胞胎。得赶紧手术分离，不然一个都保不住。”
我当时疼得意识都模糊了，只听见医生跟丈夫说：“手术风险很高，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家属必须签字。”
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赶到了医院。她穿的那件蓝布衫，我记得清楚。
她一把拽住医生的袖子问：“能不能两个都保？”
医生说：“两个都保的可能性很小，我建议保一个。这种手术风险极高，我们医院的条件，能确保一个平安就不错了。”
婆婆沉默了，大概沉默了三秒，她说：“那就保好的那个。”
我在手术台上听见了这句话。
我想喊，可麻药已经打进去了，整个人像被泡在温水里，浑身使不上劲。
我张嘴想说“两个都要”，可嘴唇动了动，只发出“呜”的一声。
护士按着我的肩膀说：“别乱动，手术马上就开始了。”
然后我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一个字都没签在我手上。
手术灯特别亮，亮得我眼睛疼。我侧过头，看见护士抱着一个孩子从手术室出去，那个孩子裹在粉色的襁褓里，一动不动。
我伸手去抓，手指只碰到了空气。
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迷迷糊糊中，好像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了句什么，声音很轻很轻，像风吹过树叶。
我以为是幻觉。
02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病房里光线很暗，窗帘拉着，只有床头柜上一盏小灯亮着。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太阳穴上。
丈夫靠在椅子上打盹，下巴上的胡茬冒出一层青。婆婆不在，听说是回家了。
我嗓子干得像要裂开，想说话，一张嘴只发出嘶哑的气音。
丈夫被惊醒了，赶紧倒了杯水递过来。我喝了两口，水是温的，放了红糖，甜得发腻。
突然想起什么，我抓住他的胳膊问：“孩子呢？”
他说：“妹妹在保温箱里，医生说情况还算稳定，就是有点弱，得过几天观察。”
“姐姐呢？”
他低下了头。
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起来：“姐姐呢？”
他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说：“没保住。”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医生说，姐姐身体不好，没撑过来。手术之后并发症，心肺功能衰竭了。”
我不信。我明明记得手术前医生说的是“两个都有危险”，没说姐姐就一定保不住。我挣扎着要下床，要去看看。
丈夫按住我，声音带着哭腔：“玉梅，你别这样，真的没了。已经处理了，你去看了更难受。”
他的眼泪滴在我手背上，滚烫。
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凉凉的。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一道一道的，像刀子刻在我心上。
婆婆后来也来了，她坐在我床边，叹了口气说：“玉梅，你也别太难过了，女娃娃嘛，能保一个是一个。回头养好了身子，再生个男娃，日子还得过不是？”
我没说话。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往下掉。
出院那天，婆婆带我去村后头看了一个小土包，说姐姐埋在那里。土包不大，上面长了些杂草，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树，树皮都裂开了。
我跪在地上烧纸，风把纸灰卷得到处飞，迷了我的眼睛。纸灰落在我的衣服上，一小片一小片的，像灰黑色的蝴蝶。
婆婆在旁边说：“你别老惦记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紧。你还有若涵要养呢。”
我没反驳。婆婆说得对，我还有若涵。
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那个土包太小了，怎么看都不像埋过孩子的样子。
我偷偷量过，大概只有四五十公分长，一二十公分高。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算是夭折了，也不该埋得这么浅。
我偷偷问过丈夫一次：“你真的看见姐姐下葬了？”
他半天没说话，眼睛看着别处。过了好久才说了句：“妈办的事，我也没细问。当时忙着照顾你，我都没顾上那些。”
这事我没再提，可那根刺，扎在心里头，一直没拔出来。每年的七月十五，我都会偷偷去村后头烧纸，可那个小土包，我总觉得不对劲。
有一回我用手刨了一下，土很松，底下什么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个婴儿在哭，哭得很伤心，我伸手去抱，可总也抱不着。醒来后枕巾湿了一大片。
03
妹妹若涵长到两岁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她不爱哭，不爱笑，也不爱出声。别的孩子摔倒了哇哇大哭，她摔倒了就自己爬起来，拍拍手上的土，一声不吭。
别的孩子看见大人回家会伸手要抱抱，她只是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有时候我故意逗她笑，挠她痒痒，她也不笑，只是嘴抿着。
别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早就开始学说话了，爸爸妈妈地叫。可若涵不会，她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看人，看你的时候特别专注，专注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又听了听心跳，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发育慢，再观察观察。
三岁了还不会叫妈，我又带她去县医院。这次医生做了听力测试，说听力没问题，又查了大脑CT，也没发现明显异常。
医生问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有没有缺氧？”
我说：“手术的时候是有过一些风险，但医生说没大问题。”
医生看了看病历，说：“可能是手术造成的轻度脑缺氧，导致语言发育迟缓。也不排除心理因素，你们当父母的要多跟她说话，多刺激她的语言中枢。”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对着若涵说话。做饭的时候说，洗衣服的时候说，哄她睡觉的时候也说。
我说：“若涵，叫妈妈，这是妈妈，我是妈妈。妈妈，跟着我说，妈——妈——”
她只是看着我，嘴巴抿得很紧。
有时候她会伸手摸我的脸，小手指凉凉的，从我的额头摸到下巴，像是在确认我长什么样。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像两颗黑葡萄。
村里有些人背地里说她是个哑巴。
我听见过一次，气得跟人大吵了一架。
那天我拎着砍刀冲出厨房，吓得对方连声道歉。
回家以后若涵正坐在床上，看见我进来，她拍了拍身边的枕头，示意我坐过去。
我抱着她，她靠在我怀里，小手轻轻拍着我的胳膊，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安慰我。
那一瞬间我鼻子一酸，觉得就算她一辈子不会说话，我也认了。
可到了夜里，我又会偷偷哭。
我哭老天爷不公平，一个孩子不给我留好了。我哭这个可怜的孩子，老天爷给她关了一扇门，连窗都没留。
丈夫有时候也愁，问我要不要再带她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可我们哪有钱呢？去一趟省城，光车费和挂号费就得好几百。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一年年过。
若涵五岁那年，有一天她突然指着一本图画书上的苹果说：“果。”
我吓了一跳，赶紧蹲下来问她是不是在说“苹果”。可她再也不肯说了，只是看着我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嘴角往上翘了一点点，像春天刚刚破土的小芽。
04
若涵六岁那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对着墙角在说话。
我站在她身后，听见她嘴里念念有词，像在跟谁聊天。我蹲下来问她跟谁说话，她指着墙角说：“姐姐。”
我当时心里一紧，声音都有点发抖：“哪个姐姐？”
她说：“就是那个姐姐。她站在那边，穿红衣服。”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墙角只有一棵野草，在风里晃了晃。
我以为是小孩子瞎说的，没有太在意。可从那以后，她经常这样，有时候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话，有时候摸着床沿说。
我问她姐姐长什么样，她想了想说：“跟妈妈一样好看。她也长头发，大眼睛。”
“她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她很冷。她说她一个人在那边，很冷。”
我的后背一阵发麻。
我想起了那个小土包。
想起了丈夫吞吞吐吐的回答。
想起了婆婆那句“女娃娃嘛，能保一个是一个”。
若涵七岁那年，我又带她去县医院检查了一次。
医生说她的语言能力还是落后，建议做康复训练。
可康复训练一个月要六百块，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每天晚上教她说话，指着一样东西反复说给她听。
“这是桌子。”
“这是门。”
“这是碗。”
她不开口，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在听。她的眼睛告诉我，她什么都懂，只是不想说。
有一回我教她认自己的名字，用树枝在地上写“若涵”两个字。她看了看，然后拿起树枝，一笔一划地写了出来。
我愣住了。她写得一点也不差。
从那天起我知道，她不是傻，她只是不想说话。
可为什么呢？
我想不明白。
若涵八岁上小学那年，老师找我说她不跟同学玩，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放学的时候她就坐在校门口等我来接，不哭不闹，安安静静的像个影子。
邻居家的孩子有时候欺负她，抢她的书包，推她一把。她也不哭，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土，继续走。
我心疼得要命，可又没办法。我总不能替她过一辈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若涵一天天长大。
我渐渐接受了她不爱说话这件事。反正她能听见，能理解，能笑，能哭，这就够了。我不能要求太多的。
可我没想到，她要开口的时候，说的是那样一句话。
那一年，若涵十四岁了。
十四年，我熬了十四年。
05
若涵十四岁那年的春天，事情来了。
那是个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光线黄黄的，照在厨房的灶台上。
我正在厨房里择菜，菠菜，刚从菜园子里拔回来的，根上还带着泥。若涵从外面回来了，她穿着校服，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被风吹了一路。
她站在厨房门口，突然开口叫了一声：“妈。”
十四年，整整十四年，她第一次叫我妈。
我手里的菜掉在水盆里，溅起一片水花。我转过身，看着她，嘴唇哆嗦着说：“你刚才……你刚才叫我什么？”
她又叫了一声：“妈。”
那声音有点哑，像很久没开过嗓子的样子。音调拿捏得不太准，可清清楚楚的，“妈”，就是我听了十四年的那个字，只是这回是她亲口说出来的。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跑过去抱住她，抱得紧紧的，好像怕她跑了一样。她的身体有点僵硬，但也伸手回抱了我。
可接下来她说的一句话，让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她说：“妈，姐姐说她在床底下。”
我松开她，看着她，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她指着我卧室的方向：“姐姐说，她在我床底下躺着，很冷。”
我后背一阵发麻。
我慢慢走进卧室，弯腰看了看床底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灰。我伸手摸了一下，灰很厚，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
我说：“若涵，你别吓唬妈妈。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她站在卧室门口，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说：“没有，我没有做梦。她就在那里，她让我告诉你，她左脚的脚踝有一颗黑痣。她说你看见过。”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左脚脚踝有黑痣。
那是姐姐出生时的特征。
可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清清楚楚记得，护士把姐姐从手术室抱走的时候，她的左脚从襁褓里露了出来，脚踝上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
那个画面我记了十四年，从来不敢跟任何人提起。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声音发颤。
“她告诉我的。”
“谁告诉你的？”
“姐姐。”
窗外突然刮了一阵风，窗帘被吹起来，哗啦啦地响。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坐在客厅里，关着灯，听着卧室里的动静。若涵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
可我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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