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①《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团结出版社
②《回忆杨虎城将军》，杨拯英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西安事变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④《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
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张学良手令（1936年12月25日）原件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3年的初冬，西安一处老宅里，82岁的杨拯英坐在父亲杨虎城的遗像前，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风把落叶吹得哗啦作响，屋子里的人谁都没有急着开口。
杨拯英生于1934年2月6日，是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西安事变爆发那年，她才不到三岁，什么都记不得了，后来对父亲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外婆断断续续讲给她听的那些往事，以及仅存的几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目光沉稳，眉宇间是那种历经沙场才有的清醒。
那天，面对晚辈的问询，老人缓缓开了口，吐出一句压了大半生的话。
她说："如果那天他不送，父亲就不必死，更不必苦熬那十二年。"
这个"他"，不是蒋介石。
[一]【从蒲城甘北村走出来的刀客，用四十年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要读懂杨拯英晚年那句话的分量，得先把杨虎城这个人看完整。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在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农家。
父亲杨怀福务农为主，兼做木匠活，家境贫寒。
杨虎城从小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二岁就去本镇一家小饭铺当杂工，主要是拉风箱烧火，挣点钱补贴家用。
在他十五岁那年，1908年，父亲杨怀福因参加反清组织哥老会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
消息传来，家里什么也没有，少年杨虎城向村里的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了将近两百里，把父亲的遗体推回了甘北村。
因为家里拿不出安葬的钱，还是靠着乡亲们凑钱才草草入土。
这两百里路，他走的是什么心情，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但从那以后，他心里埋下的东西，再没消散过。
1910年，他在家乡召集了一些穷苦农民，组成了以"打富济贫、同生共死"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率领会众参加了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
辛亥革命之后，各路武装被遣散，他一度回乡务农。
1914年，他在蒲城县打死了一个鱼肉乡里的恶霸，被官府追捕，就此落草，成为关中一带有名的"刀客"首领。
说是刀客，其实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那个年代的陕西，军阀割据，横征暴敛，老百姓朝不保夕。
杨虎城率着一帮人在渭河两岸辗转，打过大仗，也打过小仗，吃过败仗，也打出过威名。
1915年，他率众加入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跟着陕西靖国军继续转战；1921年，所部编为陕西陆军独立混成团，他任团长。
从一个农村少年，到一支武装的首领，他走了将近十年。
这些年里，杨虎城读的书不多，文牍大多依靠身边的秘书代劳，但他打仗有一股狠劲，布局有几分冷静，在关中一带积累下了相当厚重的威望。
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是1926年的西安围城战。
那一年，吴佩孚任命河南军阀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刘镇华纠集镇嵩军号称十万之众，一路打进潼关，直扑西安。
当时守西安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李虎臣，手下不过五千人。
李虎臣打电话给正驻扎在附近的杨虎城："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把西安送给刘镇华。"
杨虎城没怎么迟疑，带着自己的五千人马进了西安。两支部队合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人左右，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镇嵩军。
从1926年4月到1926年11月，整整八个月，西安城在十万大军的四面包围下，没有开城。
镇嵩军沿西安城周挖掘了一条宽深各六米、绵延三十五公里的壕沟，封锁内外，断绝粮道。
六月，城郊十万亩刚刚成熟的小麦被刘镇华下令一把火烧光，城里彻底断粮。
到了后来，城里的老鼠、猫、狗都被吃光了，将士们把皮带煮了吃，把马鞍熬了喝，老百姓挖野菜、剥树皮，饿死、病死的人每天都有。
有记载说，围城期间城内军民共死伤五万余人，西安城的街头横陈着无法掩埋的尸体，瘟疫横行，哭声不绝。
即便如此，西安从未开城。
杨虎城立下了誓言："城在，我在；城陷，自尽于钟楼。"
他的母亲就在城外，有人担心刘镇华会以此要挟，他下了一道命令：关于我母亲的消息，谁也不许跟我讲，谁讲就枪毙谁。
他还为了严肃军纪，亲自下令枪毙了私自抢粮的自己的上尉副官赵文魁。
1926年11月27日，冯玉祥率援军解围，刘镇华败退，西安重见天日。
这场"二虎守长安"的战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
从此，杨虎城这个名字，在陕西人眼里，不只是一个打仗的将领，更是一个真正把命押上去的守城人。
解围之后，杨虎城随冯玉祥东出潼关北伐，转战南北。
1929年，他脱离冯玉祥，率部附蒋。
1930年中原大战，他在蒋方主力位置上立了功，蒋介石任命他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率十七路军六万余人驻扎陕西，势力遍及陕甘两省大部分地区。
这是他这一生在权力地位上到达的最高点。
但他和蒋介石之间，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路人。
1933年，在蒋介石严令围剿红军的压力下，杨虎城私下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1935年11月，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年通过南汉宸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蒋介石逐渐察觉这些动作，1933年就已经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杨虎城手中撤换，改任邵力子接替，只保留他的绥署主任之位。
杨虎城心里清楚，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是一道缝，而是一道沟。
[二]【一条迟到八十年的伏笔，从1936年的冬天埋下】
要说清楚杨拯英晚年那句话，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那个特殊的冬天。
那一年的陕西，局势已经绷到了极限。
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一再逼迫张学良与杨虎城把部队开往陕北前线，继续围剿红军。
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与红军打了几仗，屡战屡败，士气极低，东北军上下更盼着打回故土，根本无心在陕西继续这场他们看不出意义的内战。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扎西北多年，将士们早就厌倦了内战的消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已经沦陷五年，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东北军官兵几乎人人心里有一口气憋着，那口气叫做——打回老家去。
两个人从1936年春天开始，就在悄悄商量着一件事。
这期间，中共中央通过汪锋等人与杨虎城、张学良分别建立了秘密联系。
周恩来还亲赴延安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会面，达成了停战协议。
"三位一体"的格局——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的秘密联盟——在这一年里悄悄成形。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飞赴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将部队立即开赴陕北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离陕甘，换中央军来接替。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亲赴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随同前来的还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批高级军政要员，明摆着是来坐阵督促的。
接连几天，张学良、杨虎城轮流去见蒋介石，反复劝说，全都被驳了回来。僵局到了头。
两人私下商量，把心一横，决定用"兵谏"这条非常路来逼出个结果。
在决定动手之前，杨虎城把所有可能的结果都想了一遍。
他告诉身边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这件事有三条路要做准备：第一，蒋若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第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第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
这三条路，他都想清楚了对策，才点了头。
张学良的准备就简单得多。
据唐德刚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记述，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张学良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只有于学忠一个人发言问他：抓起来容易，以后怎么放呢？张学良的回答是："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两个人的差别，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在华清池率先动手。
孙铭九带人破门而入，蒋介石仓皇出逃，在骊山后山的石缝里被找到，穿着睡衣，浑身冻得发抖。
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也顺利完成了行动，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批驻陕军政要员全部扣押。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四个小时。
张杨两人随即向全国通电，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随即乱成一锅粥。何应钦主张立即发兵讨伐，调集了大批中央军向陕西推进，并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气氛剑拔弩张。
宋子文、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担心逼急了出事。苏联、英国、美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各方利益交织，局势极其复杂。
与此同时，西安内部也不太平。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层将领们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有人主战，有人主和，谁也压不住谁。
这个时候，杨虎城做了一个选择：他托人带话，要周恩来来西安。
他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对付蒋介石，我们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对付他。"
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谈判随即拉开。
[三]【一份写好的手令，一个无人同意的决定】
谈判从12月1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4日，拉锯了整整一周多。
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三方，分别代表中共、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周旋。
蒋介石起初拒不谈判，后来局势压到了他无法再僵持下去，才同意以"领袖人格担保"，口头答应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六项条件。
双方约定不以签字为据，仅靠蒋介石的口头承诺。
12月23日、24日，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全权参与，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交涉。
最终达成的六项条件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实行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但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这一点，让杨虎城始终不踏实。
他当时曾托宋子文转达，希望能有书面文件留存，被蒋介石拒绝了。
没有白纸黑字，只有一个"人格担保"——这四个字，他咀嚼了很多遍，总觉得太轻、太虚、太不踏实。
谈判到这里，已经到了可以放人的时候。目的达到了，蒋介石口头承诺了，西安方面该放人了。
就在这关键的节点上，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决定。
根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日后发表的文章记载，放蒋这件事是张学良临时决定的，事先根本没有告知杨虎城。
蒋介石临行前，张学良才打了个电话请杨虎城过去。
等杨虎城赶到的时候，蒋介石已经走出房间准备上车了。
张学良只是低声对杨虎城说了一句"现在就放他"。
杨虎城没办法当着蒋介石的面与张学良争执，只能一道去送蒋。
到了机场，更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张学良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手令，交给杨虎城。
手令上写着："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这份手令，1983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手中征集到原件。
字迹端正，显然是提前用毛笔写好的，绝非临场应急之作。
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后来回忆，他知道张学良在24日便已悄悄告知了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三位将领，三人均力阻，最后建议他至多送到洛阳就返回。
张学良摇摇头，一句话不多说，决心已定。
何柱国说，张学良要上飞机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执意不让去。
张学良用力掰开他的手，径直走上了舷梯。
周恩来也赶到了机场，他得知消息的时候，张学良已经快要登机，几乎想把他追回来，但张学良还是走了。
高崇民后来回忆，张学良在25日早晨到绥靖公署时还说过一句话："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
后来张学良本人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也说，他是"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
12月25日下午，飞机离开西安，当天抵达洛阳，26日落地南京。
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下令扣押张学良，军事法庭随后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以暴行胁迫"为由，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随即又被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学良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1946年被秘密送往台湾地区。
消息传回西安，杨虎城捏着那份影印的手令，良久无言。
他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局面了。
[四]【失去盟友之后，他一个人扛着一座将要垮塌的城】
张学良走了，西安方面的格局一夜之间变了样。
"三位一体"这个说法，指的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的联合。
这个联盟能成立，依靠的是张学良居中协调、统领大局的地位。
他一走，东北军瞬间群龙无首，内部矛盾立刻爆发出来。
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东北军高层迅速分裂成两派。
两派争执越来越激烈，最终在1937年2月2日酿成了"二二事件"——少壮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
这一下，东北军内部彻底乱了套，元老派与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信任也随之动摇。事件发生时，何柱国及时逃入杨虎城公馆才幸免于难。
2月5日，元老派于学忠、何柱国等人接受了蒋介石的方案，东北军开出潼关东调，由此彻底离开陕西。
这支几十万人的部队，就此不复归建，各自被打散整编。
这件事的后续还在发酵。
西安事变后，从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人陆续向南京政府靠拢。
警备第一旅旅长王俊部、警备第二旅沈玺亭和唐得楹的两个团、第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部相继脱离杨虎城，整个十七路军实力大为削减，约两万多人就这样散去。
杨虎城失去了东北军这支最重要的政治依托，也失去了与南京周旋最关键的筹码。
蒋介石随即展开了对西安局面的全面清算。他先是派顾祝同进驻西安，主持"善后处理"，一面以军事施压，一面收买分化，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各部一一调离陕西原防。
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给他发电说，可以"以充分体察其下情，因势利导，示之以信而安其心"，然后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东调陇海平汉津浦各路"——说白了，就是把这两支部队拆散打散，彻底消化掉。
1937年1月，杨虎城的职务被撤销留任，名义上还挂着头衔，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指挥权。
3月29日，杨虎城应邀赴杭州晋谒蒋介石。
蒋介石在宴席上先讲了些宽大之词，说了一段："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
随即话锋一转，开始指桑骂槐，把矛头指向了张学良，骂他不忠不义，字字都是说给杨虎城听的。
第二天，蒋介石单独见了杨虎城，对他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
这几句话说得平和体面，但每个字都是死结。
蒋介石表面上说"可以从容准备"，背地里却一次接一次地催逼杨虎城尽快成行，并于1937年4月30日正式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全部军政职务。
杨虎城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却没有别的选项。
他拖了几个月，蒋介石催了一次又一次。
其间蒋介石甚至暗中让中统的人去接触杨虎城的旧怨之人，以刺杀手段了结此事，但因时机不合，暗杀计划没有施行。
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秘书等一行六人，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踏上了那条有去无回的出国考察之路。
没有人知道，他这一走，再也回不来了。
很多年后，有人把蒋介石说成是杨虎城命运的最终执行者，把这段历史归结为"成王败寇"四个字便了事了。
但杨拯英晚年开口说出的那句话，却把这件事的逻辑拨转了一个方向。
她说，蒋介石固然恨，但西安事变刚结束那段时间，形势还没有彻底死死地锁住父亲。
十七路军还在，陕西的根基还在，"三位一体"的框架还在。
杨虎城手里是有筹码的，局面还有周旋的余地。
真正让那点余地消失的，是张学良那一次谁也没商量的登机。
东北军走了，三位一体散了，杨虎城从一个有盟友、有军队、有地盘的将领，变成了孑然一身扛着空招牌的孤臣。
蒋介石这才放开了手，一步一步把他逼出陕西，逼出国境。
从此，杨虎城的路越走越窄，每一步都踩在蒋介石布好的局里。
那份被特务监视的海外漂泊，那封宋子文发来的"自动返国"的电报，那次戴笠在香港等候、亲自陪送去南昌的接见——每一个细节，都是一道设计好的关卡。
蒋介石方面后来获悉，杨虎城曾秘密托人联系苏联，打算经莫斯科绕道回国，这个消息通过某一渠道传到了南京，于是蒋介石彻底改变了原先将杨虎城长期困在国外的计划，转而设下了三步诱捕之局。
而杨拯英年迈时吐出的那几个字，那个压了她几十年的判断，在某个冬日的午后终于从她口中说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人，看着老人的眼神，看着她向着父亲遗像说话时那种沉静而又沉重的神情，好几个人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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