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坐在媒人刘婶家的小板凳上，手里端着一杯凉透了的茉莉花茶，听见对面那个姓周的老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出那句话时，我手一抖，茶水洒了半裤腿。
“桂兰啊，我也不瞒你，我就一个条件——你得再给我生个儿子。”
屋里头静得吓人，连墙上那台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儿都格外清楚。刘婶尴尬地咳了两声，赶紧给我递毛巾。我抬眼看了看这个比我大三岁的男人，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梳得溜光，脸上还挂着那种自以为体面的笑。
我今年五十二，老伴儿走了整整六年。这六年里，我一个人守着县城西关的两间小平房，白天去菜市场摆个豆腐摊，晚上回来对着电视吃饭。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回来一两趟，儿媳妇生了娃以后，连电话都少了。
人老了，最怕的不是穷，是夜里起来上厕所，黑灯瞎火的，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去年冬天我半夜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多，自己摸黑爬起来找药，一头栽在门槛上，磕破了眉骨，血流了一脸。我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得找个老伴儿，哪怕搭伙过日子也行，至少有个人能递杯热水。
刘婶是我老姐妹，听说后热心张罗，介绍了这个周建国。说是退休教师，老伴儿三年前没的，有个闺女嫁到了省城。条件听着是不错，我也偷偷打听过，人品也算端正，不抽烟不打牌。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张口就提这么个条件。
“老周，你这话啥意思？”我压住火气问他，“我都五十二了，你让我再生孩子？”
周建国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慢悠悠地开口：“桂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闺女不是我亲生的，是我老伴儿带过来的。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个亲骨肉，没人给我送终，没人给我上坟。”
我当时真想扭头就走，可刘婶在底下直拽我袖子，使劲给我使眼色。我憋着一口气，听他往下说。
“现在医学发达，五十多岁生孩子的也不是没有。我打听过了，市里那个生殖医院……”
“老周！”我打断他，声音都在抖，“你今年五十五了，就算现在生个儿子，等孩子上小学你都六十三了，等孩子大学毕业你七十七，你拿什么养他？指望我一个卖豆腐的老婆子？”
他脸上有点挂不住，梗着脖子说：“我有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再说了，你儿子不是在深圳挣大钱嘛，到时候帮衬一把……”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儿子挣的是他的钱，跟你有半毛钱关系？你要传宗接代，你自己想办法去，别打我的主意！”
刘婶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桂兰你坐下，坐下说，老周也是一片苦心……”
我没坐。我把那条沾了茶水的毛巾往桌上一摔，抓起包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又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我心里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
这个老头儿，头发都花白了，眼角的皱纹一道压一道，他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色，不是贪，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怕。
怕死了没人记得，怕坟头长草没人拔，怕清明节没人烧一张纸。
我突然就有点理解他了。可理解归理解，我做不到。
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小雨。我撑着伞走在西关老街上，路过菜市场，卖鱼的老李冲我招手：“张姐，今儿不出摊啊？”我勉强笑了笑，没说话。
到了家，我把湿衣裳换下来，烧了一壶水，泡了碗泡面。坐在饭桌前，我盯着墙上老伴儿的遗像发呆。
老伴儿是个木匠，活着的时候话不多，但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留一盏灯。他走的那年，我才四十六，多少人劝我再找一个，我都没动心。
可这六年，一个人的滋味，真是把我熬干了。
晚上儿子打电话来，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把这事跟他说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儿子说：“妈，您要是真想找个伴儿，您就找。但像周叔这样的，您千万别将就。他要的不是老伴儿，是个生育工具，是个免费保姆。”
我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儿子又说：“妈，下个月我把您接深圳来住一段时间吧，跟孙子也亲香亲香。您一个人在老家，我跟您儿媳妇都不放心。”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雨还在下。
我想，找老伴儿这事儿，急不得。宁可一个人清清静静过日子，也不能为了找个伴儿，把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
人这一辈子，到老了才明白——孤独不可怕，可怕的是跟错了人，连孤独的资格都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出摊。豆腐还是那块豆腐，日子还是那个日子。只是心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悄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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