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巴枯宁，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百度百科"巴枯宁"词条、百度百科"第一国际"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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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欧洲的革命圈子里流传着一本让人坐立不安的书。
这本书叫《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作者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他生于1814年5月30日，俄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贵族庄园，却把这一生都押在了推翻一切权威这件事上。
他参与过1848年布拉格起义、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坐过彼得保罗要塞，从西伯利亚流放地一路出逃，经日本横滨、美国旧金山，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欧洲的革命现场。
书出版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
卡尔·马克思拿到这本书，从头翻到尾，随手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看法。
这些潦草的批注，后来被整理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成了理解两人之间这场长达三十年纠葛的重要钥匙。
而这场纠葛的起点，要追溯到1843年的巴黎。
那一年，两个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张历史底片上，谁也没有料到，三十年后，当年那个萍水相逢的瞬间，最终会演变成一场让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为之分裂的正面交锋，而那场交锋落下的最后一笔，彻底改变了此后半个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走向，也让伦敦那间书房里的那些批注，从此再没有被人轻易翻过。
【1】1843年，巴黎：第一次相遇
1843年的巴黎，是欧洲各国流亡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那座城市里，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挤在同一些昏暗的咖啡馆和公寓里，用三四种语言同时讨论着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没有人有钱，没有人有稳定的住所，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
那一年，马克思与妻子燕妮刚刚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市迁居巴黎。
他在科隆主编的《莱茵报》因发表批评普鲁士当局的文章，于1843年3月被勒令停刊。
失去了报纸，马克思与社会活动家阿尔诺德·卢格合办了一份新刊物——《德法年鉴》，试图在这里把德国与法国的激进思想家拉到同一个平台上。
马克思当时25岁，正处于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节点。
他在巴黎期间写下了后来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系列笔记，同时还写出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后者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力量这一核心命题。
这时候的马克思，思想体系正在经历快速的重构，他广泛阅读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与普鲁东等人有过直接接触，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书桌前，在稿纸上反复推敲那些关于历史与阶级的判断。
《德法年鉴》的作者名单里，出现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那时的巴枯宁已经29岁，在欧洲流亡者的圈子里小有名气。
他1814年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家中是拥有庄园的贵族。
早年进入彼得堡炮兵学校，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开除，被派往波兰边境哨所。
1835年，他放弃军事生涯，前往莫斯科研习哲学，深读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之后在1840年借钱去了柏林，混入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圈子，开始在欧洲各地游走。
两个人在巴黎的某个场合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那是一次流亡者常有的聚会，屋子里烟雾弥漫，到场的人用三四种语言同时交谈。
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侧，正在和人讨论他最近写的那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巴枯宁站在靠窗的地方，说话声音洪亮，正在向几个人描述他在柏林见过的那些革命者。
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
马克思说："听说你在《德法年鉴》上投了稿。"
巴枯宁回答："是的，我写了一篇关于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文章。你们这份刊物，至少还愿意听听东欧这边的声音。"
马克思点点头，没有多说。
他对巴枯宁的印象，谈不上热络，但也没有反感。
这个俄国人身上有一种他在德国流亡者中不太常见的东西——一种彻底的、不计后果的行动意志。
《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便告停刊，但它把马克思和巴枯宁拉到了同一个编辑项目里，形成了两人之间最初的直接联系。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施压下下达驱逐令，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辗转前往布鲁塞尔。
他在那里与恩格斯展开了紧密合作，开始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着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还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开始把理论工作与具体的组织活动结合起来。
巴枯宁则继续在欧洲各处穿行，越来越深地介入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流亡者圈子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他在瑞士、法国、比利时之间来回游走，参与各种激进集会，与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同时开始更加明确地投身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宣传活动，主张斯拉夫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压制政策。
1843年到1845年间的巴黎岁月，没有留下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
两个人各走各的路，似乎只是普通的点头之交。但这张底片，已经悄悄冲洗好了，等待着日后的那场曝光。
那时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两个分别坐在书桌前和站在窗边的年轻人，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以各种方式一次次地交汇、碰撞，直到把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一分为二。
【2】1848年至1861年：起义、铁窗与大逃亡
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随即席卷整个欧洲大陆。
这场革命浪潮，把马克思和巴枯宁分别推向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也让他们各自的性格与选择，在历史的强光下第一次被照得清清楚楚。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正式出版。
这本小册子随着革命浪潮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马克思随后回到德国科隆，在那里重新创办了《新莱茵报》，以报纸为阵地参与德国的革命运动。
《新莱茵报》在科隆坚持出版，持续报道各地的革命动态，发表批评普鲁士当局的文章，在当时的德国激进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巴枯宁则直接冲进了战场。
1848年5月，他出席了在布拉格召开的首次泛斯拉夫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文章，鼓吹建立斯拉夫联邦，主张斯拉夫各民族联合起来。
大会还没结束，布拉格就爆发了起义。
巴枯宁没有离开，直接留下来参与了街头战斗，在路障后面和捷克革命者并肩抵抗奥地利军队的进攻。
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逃往德国，在各地的革命者中间继续奔走。
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爆发，巴枯宁又出现在了街头路障后面。街道上枪声不断，政府军一波一波地往前推进。
有人对他说："巴枯宁，你不是德国人，你没必要留在这里。"
巴枯宁回答："革命没有国籍。"
起义失败了。
萨克森政府逮捕了巴枯宁，判处死刑，随后改判无期徒刑。
奥地利将其引渡，再次先判死刑，再改无期。
1851年，奥地利将他移交给俄国政府，关入彼得保罗要塞。
要塞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中的小岛上，四面是河水，潮湿阴冷，历史上曾关押过大量俄国政治犯。
巴枯宁在这里一待就是数年，1854年又被转移至什利谢利堡要塞，继续服刑。
在漫长的羁押岁月里，巴枯宁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忏悔书》，在书中承认了自己的所谓错误，希望以此换取宽恕。
这份文件在他去世后才公开，引发了后来研究者之间长期的争议，各方对其动机和意义的解读至今不一。
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俄国政治环境略有松动。
1857年，在巴枯宁母亲的多次请求下，他的刑罚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被安置在托木斯克，后迁至伊尔库茨克。在那里，他与安东妮娅·克瓦茨科夫斯卡娅结婚，表面上过着流放者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马克思自1849年8月抵达伦敦后，开始了他在英国长达三十余年的流亡生涯。
他进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每天在那里工作十几个小时，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为日后的《资本论》积累材料。
在伦敦的头几年，马克思家境极为困难，时常依靠恩格斯接济度日，但他始终没有中断那些浩繁的研究工作。
1861年6月，西伯利亚流放地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堪称近乎不可思议的事情。
巴枯宁借口外出办理商务，取得了在伊尔库茨克周边区域活动的许可，随后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抵达远东地区。
他搭上了一艘美国商船，经由日本横滨，再转乘另一艘商船前往旧金山。抵达旧金山后，他横穿北美大陆，从东海岸搭船渡过大西洋，于1861年12月抵达伦敦。
这段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绕地球一圈返回欧洲的经历，在欧洲流亡者圈子里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传奇。
回到伦敦，赫尔岑见到他，握着他的手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巴枯宁大笑："我还没死透，还有事情要做。"
1861年12月，当他重新出现在伦敦时，整个流亡者社区为之震动。
他随即与赫尔岑重新合作，为《钟声》杂志撰稿，同时积极投身支援波兰起义的活动，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筹集资金与物资。
1862年，他离开伦敦，前往瑞典、意大利等地，开始在西欧建立更为广泛的革命组织网络。
1864年11月，巴枯宁与马克思在伦敦再度会面，两人已阔别整整十六年。
马克思当时刚刚完成第一国际成立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处于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直接政治实践的转折点；巴枯宁则带着那段传奇的逃亡经历，重新回到了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
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各自都已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
窗外是伦敦冬天惯有的灰色天空，屋子里的气氛，与二十年前巴黎那间烟雾弥漫的聚会室相比，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3】1864年至1872年：第一国际内部的八年交锋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圣马丁堂宣告成立。
这次成立大会的推动力量，来自英国工会代表与法国工人代表之间的联络活动。
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期间，英法两国工人代表团有过直接接触；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表达了广泛同情，国际联合的呼声随之高涨。
成立大会上，马克思应邀出席，随后迅速成为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承担起起草成立宣言与临时章程的工作。
他在成立宣言中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
这句话，是第一国际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日后路线之争的核心所在。
第一国际成立初期，内部成员的理论立场相当多元。
英国工会代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意大利马志尼派人士等各方力量在组织内部共存，马克思通过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逐步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组织的运作层面。
巴枯宁在1864年虽然与马克思有过伦敦会面，但并未立即加入第一国际。
此后数年，他主要在意大利从事革命活动，1865年至1867年间在那不勒斯建立了革命联盟，开始系统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
1866年，他写出了《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成形。
1867年，巴枯宁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与自由同盟大会，试图推动该组织接受无政府主义纲领，遭到拒绝。
1868年9月，他脱离和平与自由同盟，同年7月正式加入第一国际日内瓦支部。
加入后不久，他在内部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这一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依托，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汝拉地区广泛扩展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第一国际内部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
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巴枯宁在日内瓦和汝拉那边动作很快，他在那里建了自己的一套网络。"
恩格斯回信说："他迟早要在组织里搞出一个国中之国来。"
1869年9月，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
这次大会成了两派公开交锋的第一个正式场合。
巴枯宁在大会上提出，应将废除财产继承权列入议程，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关键举措。
马克思一方的代表在会上反驳说："废除继承权只是表皮，根子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上。不动这个根子，废了继承权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真正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
巴枯宁一方的代表当即回应说："夺取政权？夺了政权之后，那个权还是工人的吗？你们总是说先夺权、再改造，可我想知道，坐上那把椅子之后，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
大会没有在这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但两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已经以最清晰的方式摆在了明面上。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七十二天后被镇压。
这是欧洲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城市政权的尝试，它的成立与覆灭，在第一国际内部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马克思随即写出了《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的历史意义作出了高度肯定的阐发。
他指出，公社废除常备军、取消官僚特权、实行随时可撤换的委托制选举，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权区别于旧式国家机器的根本特征。
他在总委员会的发言中说："公社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工人阶级可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把权力交给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官僚机构。"
巴枯宁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在事后的文章中写道："公社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任何形式的政府机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公社应当把所有的国家机构一并废除，而不是另起炉灶。他们走上了和以前所有革命者同样的老路——用一种权力替换另一种权力，却以为自己做了什么根本不同的事情。"
吉约姆在读完巴枯宁的这篇文章后，专门写信说："你把问题说透了，公社的问题不在于它失败了，而在于它一开始就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两人围绕巴黎公社的评价，在各自的文章和通信中进行了持续数月的往来交锋，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
这是两派的最终摊牌。
马克思亲自出席，这是他在第一国际整个存续期间唯一一次参加代表大会。巴枯宁以无法获得荷兰签证为由缺席，由詹姆斯·吉约姆等人代为出席。
大会上，马克思派对巴枯宁的指控被逐条宣读：组建秘密组织、分裂协会、破坏第一国际的统一。
吉约姆代表巴枯宁一方站起来反驳说："这些指控的证据站不住脚，拿出来的所谓证明，根本无法支撑结论。海牙大会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清洗，不是正当的纪律程序。"
但多数票已经决定了结果。大会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及詹姆斯·吉约姆等主要追随者开除出协会。
1872年9月15日，巴枯宁在瑞士圣伊尔耶召集了反权威主义大会，宣布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与第一国际分庭抗礼。
消息传到伦敦，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他还是动作很快。"
马克思放下手里的报告，说："分裂已经是事实了。现在的问题是，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1873年，就在这场分裂发生后的第二年，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书中那个直刺核心的质疑，在欧洲思想界激起的涟漪，很快传到了伦敦马克思的案头，而马克思翻开那本书，拿起笔的那一刻，整件事情已经朝着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悄悄倾斜过去了。
1873年，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写下了那段话，矛头直指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最核心的理论争议。
书出版后，消息传到伦敦，马克思拿到了这本书。
他从头翻到尾，没有放下，而是拿起笔，开始在原文的空白处直接写下他的回应。
这些批注分散在巴枯宁原文的各个段落旁边，针对具体的论点逐一作出回应。
这份潦草的批注，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整理，最终被收录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成为后人理解这场争论的重要原始文献。
与此同时，马克思于1875年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更完整的理论框架内，对这场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作出了系统阐发。
这篇文献的直接起因是德国工人党合并纲领草案，但它涉及的问题，与1873年那场争论的核心高度重叠。
两份文献合在一起，一份是私下的批注，一份是系统的理论文件，构成了马克思对这场争论最完整的回应。
然而，这场回应并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
它发生在第一国际内部八年路线之争的尾声，发生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欧洲革命运动的低潮期，发生在巴枯宁与马克思两人已经从理论分歧走向组织决裂的节点上。
马克思在那些批注中写了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又如何在更宽阔的框架内回应了巴枯宁的质疑。
两份文献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理论关系，以及这场争论在两人相继离世之后。
又以怎样的方式延续进了更宏阔的历史进程——随着那些批注被一页页翻开，一切，都朝着那个无可回避的方向，彻底倾倒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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