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我正在阳台上晒被子，手机突然“叮”地响了一声。是儿子建国发来的微信：“妈，下个月我带个人回家，您见见。”
我手一抖，晾衣杆“哐当”掉在地上。
我今年六十二，老伴儿走得早，一个人把建国拉扯到博士毕业。这孩子争气，现在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当副教授，三十二岁了，长得也周正，一米八的个头，戴副金丝眼镜，斯斯文文。这些年给他介绍对象的踏破门槛——同事的女儿，老战友家的孙女，哪一个不是大学老师、医生、公务员？可他一个都看不上。
如今主动说要带人回家，我这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赶紧打视频过去问：“是哪家的姑娘？多大了？干啥工作的？”
视频那头建国推了推眼镜，半天才憋出一句：“妈，她叫小芳，二十八，在我们学校食堂窗口打饭。”
我脑袋“嗡”地一下。
“打……打饭的？那念过多少书啊？”
“初中毕业。”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摔了。屋里那台老挂钟“滴答滴答”响得人心慌，我盯着屏幕里儿子那张脸，半天说不出话来。挂了视频，我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个儿子。从小学到博士，奖状贴满了整面墙。村里人见了我都叫一声“博士他妈”，那是我熬了三十多年熬出来的体面。可现在他要娶一个食堂打饭的，初中文凭？
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这哪是娶媳妇，这是把我半辈子的脸面往地上踩啊。当晚我就给我妹打了电话，姐俩在电话里合计了大半宿，最后我一拍大腿：这门亲事，我必须得拆。
第二个月,建国真把人带回来了。
姑娘叫张小芳，瘦瘦小小一个，皮肤黑里透红，一进门就喊“阿姨好”，声音脆生生的。她穿了件普通的米色毛衣，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拎着两盒桃酥和一袋苹果——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皮笑肉不笑地把人让进屋，端了杯茶给她。茶杯刚递过去，我就开始“演戏”了。
“小芳啊，坐坐坐。听建国说你在学校食堂上班？挺好挺好，劳动光荣嘛。”我故意拉长了腔调，“就是啊，我们建国从小读书读到博士，平时聊的都是什么‘量子’啊‘论文’啊，阿姨都听不懂。你们俩……平时聊得来吗？”
小芳脸一红，低着头小声说：“阿姨，建国哥啥都跟我讲，我听得懂。”
我心里冷笑一声，又抛出第二招：“哎呀，阿姨这人直，你别介意。我们家建国工资也不算高，将来还要在省城买房，房贷压力大着呢。你那边……家里能帮衬不？”
小芳的手紧紧攥着衣角，半天没说话。建国在旁边脸都黑了，刚要开口，被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中午吃饭，我特意做了一桌子硬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我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进小芳碗里：“尝尝阿姨的手艺。我们建国从小就挑食，将来你嫁过来，可有得忙喽。他衬衫得手洗，袜子要分开放，早上必须喝燕麦粥……”
我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就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谁知道小芳放下筷子，认认真真看着我说：“阿姨，建国哥的习惯我都知道。他胃不好，不能吃凉的；他熬夜写论文的时候爱忘了吃饭，我每天中午都给他留一份热乎的；他对花生过敏，所以您今天这盘宫保鸡丁里的花生，我刚才悄悄都挑出来了。”
我愣住了，低头一看，那盘菜里果然一颗花生都没有。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麻雀叫。
建国这才开口，声音有点发抖：“妈，三年前我胃出血住院，是小芳在医院走廊守了我七天七夜。那时候我连您都没敢告诉，怕您担心。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给我熬小米粥，送到病房还是温的。我那些同事，那些您看得上的‘门当户对’的姑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了桌上。
小芳眼圈红了，但还是笑着说：“阿姨，我知道我配不上建国哥。我书读得少，也没啥本事。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走，绝不纠缠。可我求您一件事——别怪建国哥，他是个好人，值得最好的。”
说完她真站起来要走。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那只手又粗又糙，指节上还有烫伤的疤——是食堂大锅烫的吧。
我突然想起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双手，把建国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我眼泪“唰”地下来了。
“孩子，坐下，坐下吃饭。”我哽咽着说，“是阿姨糊涂，是阿姨眼瞎，把脸面看得比儿子的命还重。”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小芳的马尾辫上，毛茸茸的，像撒了一层金粉。
我忽然明白，学历是纸，人心是金。我守了大半辈子的“体面”，差点让我亲手推开了儿子真正的福气。
第二年开春，他俩领了证。如今我抱上了大胖孙子，街坊邻居问起儿媳妇，我都笑着说：
“我儿媳妇啊，初中毕业，但她有一颗博士都比不上的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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