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傅临
傅临 | 文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市场视作超越地缘政治界限、纯粹依靠效率与理性自我运行的乌托邦，传统安全研究则沉湎于军事对抗、核威慑与意识形态博弈的宏大叙事，却往往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产业运作与企业行为。
在大国竞争与全球化逆流交错叠加的当下，国家与市场、安全与效率、地缘政治与产业布局等多重关系的变化与重组，亟需学界以新的理论、新的研究与新的思考加以辨析与厘清。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罗仪馥博士合著的《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尝试对这一学术割裂状态进行理论上的修正与跨越。两位作者秉持“唯有现实世界才是检验学术创造的根本标准”，历经8年时间，深入走访中国商飞、空中客车、华为、台积电等全球超级企业和日本、德国等国家，实现了研究领域从“金融（货币）政治”到“产业（科技）政治”的“惊险一跃”。
《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
李巍 罗仪馥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
《产业政治》的核心命题简洁有力却又发人深省：“没有纯粹的商业市场，更没有脱离政治的产业发展。”在大国竞争步入高烈度、全方位对抗的当下，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已成为国家实力投射与安全护持的必争之地。在这场由国家力量深度卷入的博弈中，“超级企业已是局中人”，它们不再是纯粹遵循商业理性的市场动物，而是变成大国产业战略与地缘竞争在“前线”攻城拔寨的“新士兵”。
国家能力：从“产业经济学”到“产业政治学”
在传统的自由分工时代，全球供应链的构建主要受要素成本、物流效率和市场规模等商业逻辑主导。然而，当霸权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地缘政治的冰冷刀锋便迅速剖开了全球价值链的温情脉脉。
产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的内外能力与地缘政治结构如何共同塑造战略性产业的起落、影响超级企业的兴衰。在这一框架中，核心的权力形态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军事威慑或货币主导，而是衍生出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性权力——“产业权力”。这种权力“不仅深深植根于其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力”，更具体体现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与‘断链’威慑能力”。当霸权国拥有这种“断链”的能力，便能超越传统的制造环节控制，利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来遏压对手。
理解产业政治学的逻辑运行，必须探究国家能力与不同地缘政治环境相碰撞后，所塑造出的多元国家体制形态。本书将这些体制归纳为三种典型类型，并对其内在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
第一种类型是发展型国家。它们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后发优势的挖掘与赶超，克服落后状态并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地缘上通常依附或借力于霸权国提供的市场和安全便车。这类国家重视对内国家能力，主要在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深入产业体系获取信息的“渗透能力”，以及在政府、制造厂商、科研部门等多元主体间高效的“协调能力”。日本和韩国堪称其中的代表；中国的优势，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深度协同，以及出色的战略规划与资源动员能力。
第二种类型是安全型国家。身为霸权国家，它们为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捍卫全球控制力与国家安全，对经济和产业发展进行全面干预。这类国家重视对外国家能力：强调通过国家间互动开展产业外交，利用制度塑造、市场拓展、盟友构建及技术金融管制工具，服务于全球霸权护持。以美国为例，在冷战时期堪称“军事安全型国家”，联邦政府深度介入国防创新，催生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当代则可被视为“经济安全型国家”，经常通过技术管制、金融制裁和投资审查，对视为威胁自身霸权地位的其他国家实施产业打压。
第三种类型是节点型国家，也就是处于大国地缘博弈焦点的枢纽经济体。它们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缝隙中谋求战略自主与核心价值，通过卡位关键节点实现生存与溢价。这类国家重视地缘穿梭与资源整合能力，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进行精细的利益权衡，既要整合全球资源，又需防范战略自主空间的急剧收窄。
由此可见，产业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决定了其能动用哪些国内和国际资源来助推或干预产业走向。
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向内看”和“破坏性”特征，其根源在于国内政治体制极化与“铁锈地带”危机的内聚性传导。美国自奥巴马时期起便逐步摒弃了以多边贸易规则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由冷战时期的“军事安全型国家”全面演进为“经济安全型国家”。其政策纲领在2023年被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总结为“新华盛顿共识”：号召大力动用国家权力工具，通过对内实施产业政策、对友建立产业联盟、对敌实施产业打压，全面复兴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与技术创新能力。
权力支柱：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维控制
大国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半导体无疑是“芯片战争”的主战场。尽管美国在通用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和生产能力方面呈现出持续性的相对颓势，但在半导体领域却展现出典型的、令人生畏的结构性优势——即“嚣张霸权”。《产业政治》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构建了技术、资本、市场三维分析框架，以此揭示美国掌控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秘密：
首先是技术控制。技术创新的底层逻辑具有深刻的“自我创生”性质，即从既有的技术组合中孕育新一代技术，而技术领先产生的“垫脚石效应”和积极反馈，极易带来收益递增趋势。这意味着，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先发优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自我强化，形成巨大的马太效应。在技术升级极度迅速、研发周期极短的半导体行业，赶超者往往面临着在尚未追赶上旧制程时，就被新一代制程无情抛下的地缘与技术双重绝杀。
其次是金融控制。这是霸权国利用其金融霸权地位，向高技术产业施加的长臂管辖机制。全球绝大多数先进半导体企业在成长和扩张过程中，都对美国资本和融资渠道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因此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各种法律和政令。这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审查和干预跨国企业的并购活动以遏制潜在竞争对手，更可直接通过切断金融链条和股权融资渠道，发挥出类似切断技术链的威慑与惩罚效能。
最后是市场控制。美国作为全球最高端、附加值最丰厚的半导体产品核心买家，掌握着无可替代的买方权力。它可以通过消费准入和市场安全壁垒，直接切断不服从其霸权意志的企业的生存资金来源，从而在消费端和需求侧对竞争对手的产业生态进行窒息式的绞杀。
技术、资本、市场的三维控制网络，使美国得以在半导体产业高度碎片化、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依然稳稳操持着“断链”的绝对决定权，将这一全球化分工产物彻底变为了地缘博弈的战略武器。
政治洪流：超级科技企业的抉择与困境
在地缘政治大规模回归的背景下，“超级企业”这种利用全球资源成长起来的庞然大物，其供应链和商业运作面临着剧烈撕扯，被迫在“效率”与“安全”之间进行艰难而痛苦的策略性选择。《产业政治》通过对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全球超级科技企业进行了深度对比解构，立体展现了超级企业市场空间被政治洪流挤压的身不由己与结构困境。
华为公司在电子通信领域具有深厚的自研底蕴和全面技术体系。但是，它在高端光刻、先进制程代工等方面的外部技术供应链较为脆弱，海外消费市场也受霸权欺凌与挤压，在供应端和需求端均遭遇极限制裁，面临所有技术和金融链条被切断的毁灭性打压。华为被迫进行全方位的国产化突围，摆脱国外控制。
台积电公司是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代工的绝对霸主。该公司在技术支持与资本来源上依赖美国，在市场规模与生产环境上则深度依赖中国大陆，因而陷入极度痛苦的“选边困境”。在大国博弈夹缝中，台积电难以做到“无关政治”，其商业效率面临极大折损。在美国政府高压下，该公司被迫在美设厂，但由于两地劳动力成本及管理文化差异，其高效率的代工体系正面临结构性侵蚀。
三星公司是韩国支柱型跨国财阀，在闪存、代工和消费电子链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公司在美日半导体大战和中美技术战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对美国霸权的依附。但是，该公司也成为美国霸权巩固其本土半导体版图的战略工具，面临“用之弃之、扶之抑之”的被动地位，一旦在技术上对美国本土产业构成直接挑战，将可能从受庇护者瞬间沦为被打压者。
苹果公司作为消费电子生态垄断者，长期通过其全球高效率的外包体系来攫取供应链的最大溢价，特别是高度依赖中国独一无二的要素禀赋、配套环境与产业集群而产生的庞大“产业向心力”。在美国的关税战、技术战和“友岸外包”战略逼迫下，该公司面临严峻的供应链多元化压力，不得不将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或回流美国，但由于当地劳动力要素禀赋、政府服务和产业生态的缺陷，正深陷安全与效率两难的困境。
在作者看来，这些微观案例表明，“所谓‘平坦的世界’只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而不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现实”。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正通过直接扭曲国家的产业引力与动力，强行拆解着企业过去基于最优成本和商业效率而构建的生产布局。
面对美国在“经济安全型国家”体制下频频施展的关税、技术和金融三大“经济战”攻势，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确实正面临着“产业链脱离、产业链锁定和产业链阻塞”等多重现实威胁。
然而，作者认为，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并持续释放的产业红利、规模红利、人才红利、基建红利和制度红利，让中国的产业体系具有中长期抗衡美国产业霸凌的深厚底气，也构成了中国继续充分运用强大的“产业向心力”、与美国经济霸权施加的“产业离心力”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本钱。
基于此，作者建议中国在未来的产业突围中，不能盲目地防御性自闭，而应采取更加主动、长期、持久且富有地缘智慧的组合性破局路径：要保持战略定力，全面加强对外开放、对欧经济外交和对跨国公司决策层的“企业外交”，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排查力度，并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引领和主导全球标准和规则体系制定。
余晖、晨曦与博弈：开辟新产业文明的历史使命
从学术和理论建构的层面来看，《产业政治》展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新成果。该书将“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作为产业政治学的两大理论支柱，系统拓展了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把霸权国的对外国家能力“找回来”，弥补了以往学术界偏重内向型产业政策的缺陷。同时，该书的研究单元涵盖了产业和企业，把企业作为观察大国产业竞争的切入点，通过引入超级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单元”，深刻剖析了其在安全型国家、发展型国家与节点型国家三种国家类型下的微观行为机制。
可以说，“产业政治学”不仅是作者打破因袭已久的“产业经济学”范式、破除“学术茧房”的理论探索，更是“中国学者扎根本土、面向世界提出的具有学科性质的原创概念”。
《产业政治》生动、透彻地解构了霸权国在暮光余晖之下，如何将全球化时代高度相互依赖的市场分工体系无情切割，转化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惨烈战场。美国以其“科技-工业复合体”作为政商同盟的基础，通过内政法案与对外产业联盟，肆意挥舞关税、技术和金融管制的大棒，将各大超级企业的商业逻辑强行政治化，这绝非其强大和自信的体现，反而是其“对自身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消费能力（经济增长）深感不安的结果”。
站在历史演进的交汇点上，冷战后全球化田园牧歌式的神话已被地缘竞争的冷冽寒风彻底撕碎，但人类社会追求协作与进步的脚步不应因此停滞。反制“去中国化”战略的最好方式不是筑墙，而是拆墙。中国在这场漫长而惊心动魄的对弈中，绝不能关起门来实现孤立与防御，而是要将自身配套齐全的“产业红利”与庞大的“规模红利”化作包容世界发展的温厚土壤。
在世界经济告别旧秩序的晦暗余晖、摸索破晓前行的关键时刻，中国产业和企业所要探寻的，是一条让市场引力超越政治藩篱、以自主创新烛照人类共同福祉的新路。这场大国产业竞争的终极博弈并非简单地复制美式旧霸权，“胜负的关键……在于谁能开辟出兼顾技术进步与人类共同发展的产业文明新路径——这或许正是美国霸权暮光之下，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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