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奔流 23 晋商雄风 • 旷世奇迹|乔家|大盛魁|太谷|山西|晋商|祁县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地处汾河流域的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陶瓷、烧酒、食盐、潞麻、丝绸逐渐兴盛起来，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国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商贾阶层。

先秦时期山西的商贸：“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书》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晋商猗顿。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武则天之父武士貜作为木材商人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凭借当时天下最精锐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夺取了全国政权。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到了宋代，由于山西地处边防要塞，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丝绸、铁器、食盐，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手工业制品。“澶渊之盟”后，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驿站逐渐完备，商业活动的地域更加扩大。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到了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明朝时期，蒙汉在长城一线进行民间贸易，互通有无，隆庆四年正式开关，关贸进一步扩大。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杀虎口成为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重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政府在此设置税卡，在北上、西去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固定的晋蒙大通道，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口古道”。学术文献中谓之“晋商驼道”“晋商驼道”起始于先秦，下至民国，历经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

晋商驼道分“南三线”和“北三线”，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就是人所共知的“走西口”，指的是晋商从雁门关或历经太原、静乐、宁武的汾河谷地北上走出内长城之后分为三路北上：一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二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三是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经杀虎口向西北而去的西口古道方便快捷，成为开创理想，走南闯北的大通道。

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时期，山西太谷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个人随军搞军需供应。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之后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组成集体小商伙吉盛堂（大盛魁）。当时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山西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的发祥地就在杀虎口，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商号，资本近亿两白银。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大盛魁人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2万峰。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超乎人们的意料，获利之多、时间之久，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大军，平定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担当重任，将征集来的十三万石军粮运往前线，但不幸被叛军劫走，他变卖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再一次买粮补运。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三盛公”和晋商有着很深的渊源，若要了解三盛公，就必须从“走西口”必经之路杀虎口说起。清王朝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到了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人口与土地问题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无奈之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

乔贵发作为晋商走西口的代表人物，于乾隆年间沿着山西的中部出发，一路向西，杀虎口到内蒙古，在包头一个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乔贵发（华）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改名为复盛公。因乔家经商最注重诚信，复盛公生意兴隆，及至乔致庸成为乔家第二代掌门人时，复盛公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乔家除在包头有11处生意外，其它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商号。

明清时期，从汾河谷地或雁门关到杀虎口成为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1690年开始，随着康熙皇帝西征，杀虎口已成为运送粮草的大本营，从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山西商人看准机会，随军贩送粮草，杀虎口作为华北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是中原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清政府不仅在此驻兵操练防守，也在此设税关，清极盛时期，关税日进“斗金斗银”，政治、经济同时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军事和商业两大原因，让杀虎口繁荣至极。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豪商巨富，坐拥荣华。在京包铁路尚未开通之时，杀虎口仍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衢要道，以众多的人口，兴隆的商业，发达的文化，星罗棋布的古迹而远近知晓。

清代形成大一统格局，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民外出谋生。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

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物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从清代1644年—1840年间，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迪化（乌鲁木齐）、莫斯科、库伦、科布多、彼得堡等十多个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