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是一套精巧的权力机器，不仅是美国遏制苏联-俄罗斯的重要工具，也是其压制并控制欧洲的重要安排。但在近年来，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一连串操作，这家机器的内部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的每次北约峰会中，都会展现出新的裂痕。
最新一轮北约峰会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土耳其时隔22年再次主办北约峰会。然而峰会尚未开幕，围绕它的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筹备新闻，而是美国与欧洲成员国之间不断升级的争端。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当着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面说：“如果不是在土耳其由埃尔多安总统主办，我本不会去（北约峰会）。”7月2日他更在社交媒体上直言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秘书长吕特努力营造的“团结”氛围，与舆论场上不断放大的分歧声量形成了鲜明反差。
分歧最集中的领域是军费。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如何落实这一目标。但目标定下是一回事，能否落实是另一回事。
特朗普政府所主张的“北约3.0”模式，核心是将欧洲常规防御的主导责任从华盛顿转移到欧洲成员国手中。这意味着美国的要求已经从“共同分担”升级为“责任转移”。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柏林力争在2029年提前达到3.5%的军费目标，并将此举与打造“更欧洲化”的北约、减少“单方面跨大西洋依赖”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德国距离5%仍有不小差距。现实中，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公共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能拿得出这笔钱的国家只是少数。他们接受5%目标其实属于“缓兵之计”，毕竟，同意一个2035年的远期目标比直接反对美国更容易。
军费问题只是表象。如果梳理当前北约面临的分歧，至少可以归纳出五个层面。
第一，防务开支的认知差异。美国认为欧洲长期“搭便车”，欧洲则认为美国施压过重且不断加码。从GDP的2%到3%再到5%，门槛不断提高，欧洲的妥协似乎永远追不上美国的新要求。有欧洲媒体直言，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在持续上升，“但对华盛顿来说似乎永远不够”。
第二，对伊朗问题的立场分裂。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多个北约盟友虽表达了政治支持，但没有任何一国同意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过去二十多年中，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经验已经让许多欧洲政府对参与缺乏广泛国际合法性和明确目标的军事行动变得极为谨慎。欧洲国家担心直接参战会招致报复、扰乱能源供应、加剧移民压力。特朗普对此多次公开表达不满，点名批评多个北约盟友。
第三，联盟未来定位的对立。美国希望北约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目标，要求欧洲“多掏钱、听指挥”。欧洲则追求“战略自主”，希望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自身利益，而非盲目追随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诉求正让跨大西洋裂痕愈发难以弥合。在美国看来，让欧洲承担更多责任意味着欧洲仍需在北约框架内服从美国；而从欧洲战略自主的角度看，能力建设和防务体系建设都应服务于欧洲的自主目标。
第四，威胁认知的差异。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俄罗斯仍是头号安全关切。但土耳其等南翼成员国更关注来自中东、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威胁，恐怖主义、移民、海上安全、能源风险。这种战略认知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资源分配和兵力部署的方向。
第五，内部信任的流失。有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美欧关系已出现巨大裂痕，北约正陷入严重危机，仅凭一次访问或一场峰会完全无法修复。美国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扮演着政治“平衡者”的角色，帮助调解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随着这一角色削弱，欧洲内部凝聚力和集体决策都将受到影响，曾经被掩盖的欧陆内部矛盾正在重新抬头。
这些矛盾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和欧洲正在渐行渐远。这不是短期事件引发的摩擦，也不是某一届政府带来的偶然波动。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植根于美欧安全利益与经济诉求的结构性错位。冷战时期那种清晰的外部威胁和明确的战略分工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全球竞争，欧洲则更关注周边稳定。华盛顿转向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趋势将比特朗普政府更持久。特朗普的政策只是让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从暗处走到了明处。
1949年4月4日，北约正式建立，这一为了应对冷战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已经走过了77年的岁月，其建立时的战略态势与战略任务早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北约所代表的战略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以上种种矛盾，不仅是现实世界中西方的内部矛盾，也是西方不愿正视其历史性衰落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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