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松（“追月数星”主理人）
昨天的文章没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已习惯。
不过我特别佩服，那个将“组织公职人员换马甲跟评，授意可以骂骂网民”这一荒诞至极的“丑事”传出来的人。
从群名能看出，群内143人全部是系统里的人。也就是说，只有群成员才能截图往外传。这无疑是这个荒诞世界里的一点光，给人以希望。
要知道，系统里纪律严明，审核深入，问责严厉，只讲正确，不论对错和好坏，“泄密”者一旦被查出，仕途也就到头了，甚至会被打压、排挤，或者面临更为残酷的对待，就好比吹哨医生李文亮。
中午，有人告诉我，那几张截图，内部正在追责。
我只希望，不要波及到那名“孤勇者”。
这样想来，似乎就能理解系统里的人为什么总是冷酷无情，屁股只能坐在人民群众的另一面了。
但我想跟读者朋友聊的是，系统里的另一位好人——刘处长。
今天，我在社交平台刷到一篇文章，故事中女孩的高考经历，让我流下泪来。
她叫陈燕，和我是毕节老乡，具体住在一个叫石板岩的村子。这个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散落在半山腰上，父母在浙江打工，每年过年回来一次，平时家里就她和奶奶。奶奶73岁，腿脚不好，但每天早上还是硬撑着起来给她做早饭。奶奶说：“燕子，你好好读书，考出去，别像你妈一样一辈子在流水线上站着。”
陈燕是村里唯一考上县一中的学生，成绩全县37名。当时寨子里摆了酒，村长说她是石板岩飞出的一只金凤凰。那是陈燕父亲最后一次在家里待超过三天，他走的时候塞给女儿500块钱，说：“燕子你争气，爸在外面再苦再累都值。”
“我妈没回来，她说厂里请不到假，来回车费也贵。我站在村口那棵核桃树下看着我爸的面包车拐过山弯，心里想，我一定要考个好大学。”陈燕说。
高中三年，陈燕在县城租了一个小单间，一个月120元，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脾气不好，嫌她做饭有味道，后来陈燕干脆就不做了，一天三顿都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套餐，两块五一餐，米饭管够，菜就一个，有时候是土豆丝，有时候是白菜炖粉条。
“高三那年，食堂阿姨认识我了，打菜的时候会多给我舀一勺汤，她说看你瘦的，多吃点。”陈燕说，即便这样，她一点都没觉得苦。
因为她知道，只要熬过这三年，上大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就能把爸妈从浙江那些流水线上接回来。“我甚至想过，等我毕业了，我要回贵州当老师，把我们石板岩村那些小孩一个个都教出来。”陈燕说，这个念头支撑着她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支撑着她在冬天冷水洗脸的时候不哭，支撑着她在模拟考失利的时候咬着牙继续做题。
高考那两天，陈燕的状态很好，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县一中门口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有开车的，有骑电动车的，有拿着花的。她谁也没看，低着头走回出租屋，把三年的书和试卷整整齐齐码在墙角，然后坐在床上，忽然觉得整个人空了。
等待成绩的那半个月，陈燕回了石板岩。奶奶说她瘦得脱了相，杀了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炖汤给她喝。喝着汤，看着手机上各种估分的信息，心里大概有个数，正常发挥应该在五百九左右，如果运气好，能上六百。六百的话，我就能报贵州大学了，甚至可以考虑省外的一些一本院校。
公布分数后，陈燕傻了，总分114。盯着那个数字，她感觉自己像被人从很高的地方一把推了下去，耳朵里嗡嗡响，屏幕上的数字变得模模糊糊的，甚至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不对，这不是我的成绩，我数学不可能只考12分，我选择题全做了，我填空题做了三道，我大题做了两道半，我不可能只考12分。”
那天晚上，陈燕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奶奶还没睡，坐在堂屋里等她，看见她进门就问考了多少分。她说114。奶奶愣了一下，说一百一十四？她说嗯。奶奶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考不上大学咱就不上，你爸当年也没上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
陈燕没说话，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她给班主任李老师打电话。李老师教了陈燕三年数学，是整个县一中最负责的老师之一。他听完她说的话之后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说，陈燕，你平时的数学成绩都在一百二以上，12分绝对不正常。陈燕说a想复查，李老答应帮她联系教育局。
复查的流程比陈燕想象中复杂。先填申请表，交身份证复印件、准考证复印件。
一周以后，教育局的复查通知下来了。教育局来了三个人，一个副局长，两个工作人员。他们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村长家门口，引得好多村民围过来看。副局长姓周，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很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感。他说陈燕同学，你申请复查高考成绩，我们按照程序调阅了你的答题卡和扫描件，现在把结果当面告知你。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张打印出来的纸。陈燕接过来看，是各科答题卡的扫描复印件。语文的作文部分扫得很清楚，她认出了自己的字迹。数学答题卡上，选择题部分，她涂了十二个选项，和她的记忆完全一致。但旁边机器阅卷的识别结果却显示，这十二个选项里只有两个被正确识别，其余十个全部显示为“未识别”。填空题和大题部分更离谱，她写的内容在扫描件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黑影，根本看不清字迹。英语答题卡也是同样的情况。选择题大部分显示“未识别”，作文部分扫描出来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能看到零星的几个字母。文综更惨，所有主观题区域都是模糊的，像被什么东西涂抹过一样。
陈燕拿着这几张纸，说：“这不是我的答题卡。”周副局长说：“这就是你的答题卡，条形码和准考证号都对得上。”她说：“可是我写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我数学大题写了整整两页，英语作文我写满了，文综每一道题我都答了，怎么可能扫描出来是空白的？”
周副局长推了推眼镜，说了一个她当时没听懂、后来才明白的词：可能是“扫描阈值”的问题。
周副局长说，高考阅卷采用的是高速扫描仪，对答题卡的纸张、印刷、填涂都有严格的标准。如果考生使用的笔不符合要求，或者填涂的力度不够，或者答题卡在运输过程中受潮、受压，都可能导致扫描识别失败。他说这种情况每年都有，只是概率很低，全国几百万考生里总有几个倒霉的。
陈燕站在村长家门口，身边围了十几个村民，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烫，手里的纸被汗浸湿了一角。她看着周副局长，问“那怎么办？”周副局长说，复查结果就是这样，分数没有问题，不存在漏判、误判。陈燕说：“可是我的成绩不可能是这样的。”周副局长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程序就是这样，复查只能核查分数统计和扫描识别是否有误，现在核查结果显示，扫描识别确实存在部分失败的情况，但这属于客观技术原因，不是阅卷错误，分数无法更改。”
周副局长他们走了以后，村长把陈燕叫到他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说：“燕子，我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很多不公平的事，但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陈燕说：“村长，我不服。”村长说：“我知道你不服，但教育局的人说了，这是技术原因，技术原因就是谁都没错，谁都没错的事，你找谁说理去？”
陈燕没说话，把那杯水喝完，站起来走了。回到家，走进房间，把门关上，她坐在床上，开始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一直流，流得满脸都是，流进嘴里，咸的。哭了好久，哭到天黑下来，奶奶在外面喊吃饭她也没应。她脑子里反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我明明那么努力，我明明把每一道题都认真做了，我明明用的就是学校统一发的考试专用笔，我明明按照所有的要求填涂了答题卡，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答题卡扫描出了问题？
后来她哭累了，打开手机，看到班级群里大家都在讨论成绩。有人考了六百多，有人考了五百多，最差的也有四百出头。有人在问陈燕考了多少，没人替她回答。她关掉手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李老师给她打电话说：“陈燕，复查结果我听说了，你先别急，这件事还没完。”她告诉李老师：“教育局的人说分数改不了。”李老师说：“他们说的只是常规复查程序的结果，高考成绩申诉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向省级教育考试院申诉，甚至可以走行政诉讼。”她问李老师：“有用吗？”李老师沉默了几秒，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如果你不去试，那就真的没用了。”
陈燕打开手机，开始搜“高考成绩申诉”“答题卡扫描失败”“教育考试院申诉流程”。搜出来的结果不多，大部分都是各种补习班的广告，偶尔有几条相关的新闻，点进去看，都是几年前的事了，而且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维持原判”。但她还是找到了一个帖子，发帖人是四川的一个考生，情况和她的很像，他的答题卡扫描出现了大面积识别失败，复查后分数无法更改，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直接找到了省教育考试院，要求人工调阅原始答题卡。最后考试院同意了他的申请，人工阅卷后他的分数从预估的三百多变成了五百二十，虽然比正常发挥还是低了一些，但至少够上了二本线。
陈燕把这个帖子反复看了三遍，截图保存下来，然后到省城贵阳，找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保安得知是来申诉高考成绩的，让进去左手边二楼，信访接待室。她走进去，楼道里很安静，墙上的白灰有些地方起了皮，空气里有一股打印机的味道。信访接待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短头发，戴着眼镜，正在看电脑。
陈燕敲了敲门框，她抬起头看陈燕，问有什么事。陈燕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从高考估分到成绩公布到复查结果，说到扫描识别失败的时候，陈燕的声音有点抖。她听完以后表情没什么变化，让把材料给她看看。陈燕把身份证、准考证、复查结果通知的复印件都递过去，她翻了翻，说：“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毕节那边报上来的，扫描阈值的问题，技术原因，不是阅卷错误。”
陈燕说：“我的答题卡上明明写了答案，扫描不出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凭什么设备的问题要我来承担后果？”工作人员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无奈，说：“小姑娘，我跟你说实话，这种事每年都有，全省几十万考生，高速扫描仪过一遍，总有那么几个出问题的，有的是笔的问题，有的是纸的问题，有的是答题卡在运输过程中受潮了，原因很多。但按照现在的政策，扫描识别失败属于客观技术原因，不在分数更正的范围内。”
陈燕不死心，说：“那四川就有考生申诉成功了的，人工调阅了原始答题卡。”
女工作人员愣了一下，问陈燕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在网上看到的。
女工作人员叹了口气，说：“四川是四川，贵州是贵州，每个省的规定不一样。我们这边没有人工调阅原始答题卡的程序，复查就到扫描件这一步为止。”
陈燕站在那张办公桌前，觉得腿有点软。从石板岩坐了五个多小时大巴来到贵阳，花了奶奶攒了不知道多久的八百块钱，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程序”。她不甘心，问：“我能不能见一下领导？”女工作人员以领导开会搪塞。她说：“那我明天再来。”女工作人员说：“你明天来也没用，规定就是这样，谁来了也改不了。”
陈燕走出教育考试院那栋灰色的楼，站在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仍不死心，蹲在教育考试院门口的花坛边上，拿出手机搜贵州省教育厅地址，搜“高考申诉行政诉讼”，搜“答题卡扫描失败维权”。搜出来的东西很乱，有律师的联系方式，有各种政策文件，有新闻报道。她一条一条地看，看到一篇“教育部重申：高考阅卷须保障考生合法权益”的新闻。
她点进去，把这篇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里面有一段话她反复看了好几遍：“对于因技术原因导致答题卡扫描识别异常的，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立人工复核机制，切实保障考生合法权益。”
她把这段话截图下来，再次走进招生考试院的大门。那名女工作人员看见她又回来了，表情有点不耐烦。她把手机递给女工作人员，说这是教育部的规定，上面说了要建立人工复核机制。女工作人员看了一眼，说：“新闻是新闻，政策是政策，我们这边还没有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建立这个机制。”
陈燕说：“那我现在就向你们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诉，要求人工调阅我的原始答题卡。”女工作人员看了她大概五秒钟，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说：“你填吧。”
陈燕趴在接待室的茶几上，一笔一划地填，申诉理由那一栏她写了整整三百个字，写了她高中三年的成绩，写了她估分的依据，写了复查结果的不合理，最后引用了教育部的那条规定。写完之后她把表递给女工作人员，她接过去看了一眼，说：“放这里吧，有结果会通知你。”
陈燕问：“大概要多久？”
女工作人员说：“不好说，可能一两周，可能一两个月。”
陈燕问：“能不能快一点，录取不等人。”
女工作人员说：“没办法，程序就是这样。”
陈燕走出招生考试院大门，拿出手机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爸在电话那头听我说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燕子你回来吧，爸给你在厂里找个活，一个月也有三四千。我说爸我不甘心。我爸说我知道你不甘心，但人有时候得认命。”陈燕说，她告诉父亲，自己绝不认命。
第二天早上，她又去了招生考试院，询问申诉有没有进展，女工作人员说：“哪有那么快，你回去等通知就行了。”她说自己不回去，就在这里等。
女工作人员没说话，低头继续看电脑。
陈燕在接待室门口的走廊里找了个角落蹲下来，背靠着墙，拿出手机看时间。她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她决定等下去。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有工作人员，有来办事的人，每个人走过都会看她一眼，眼神里带着好奇或者不解。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男的，五十岁左右，穿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有点花白，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他走到接待室门口看见她蹲在那里，停下了脚步，问陈燕：“你是来办事的？”她回答道：“我是来申诉高考成绩的。”他看了她几秒钟，然后说：“你跟我进来。”
陈燕跟着他走进接待室，女工作人员站起来叫了一声“刘处”。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说：“你把情况跟我说一下。”陈燕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复查结果显示答题卡大面积扫描识别失败的时候，还把那几张复印件拿出来给刘处看。刘处接过去仔细看了很久，翻来覆去地看，尤其是数学那张，选择题区域旁边机器打印的识别结果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未识别”三个字。
刘处看完之后抬起头看她，问道：“你平时成绩怎么样？”
她把手机里存的成绩单截图翻出来给他看：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总分五百七十二，全班第七；高三下学期一模，总分五百八十五，全班第五；二模，总分五百九十一，全班第四。每一次数学都在一百二以上，英语都在一百一以上。
陈处看完这些截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她心跳加速的话：“这个情况，确实不正常。”然后站起来，对陈燕说：“你跟我来。”
陈燕跟着他走出接待室，沿着走廊走到尽头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门牌上写着“招生考试处”。他推门进去，里面有两张办公桌，一个年轻男的坐在其中一张后面，看见他进来就站起来叫刘处。刘处说：“小张，你把毕节那边高考答题卡扫描异常的那个考生的档案调出来给我看看。”
小张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说：“刘处，这个考生的复查已经做过了，结论是扫描阈值问题导致的识别失败，不属于阅卷错误。”
刘处说：“我知道，你把原始扫描数据调出来。”
小张又操作了一会儿，说：“原始数据在省招办的服务器上，我们这边没有直接调阅权限，要省招办那边配合。”
刘处皱了皱眉，说：“那你联系省招办，就说我要调。”
小张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挂了之后说，省招办那边说原始数据属于保密信息，调阅需要领导签字。
刘处问哪个领导？小张说，至少要分管副主任签字。
刘处站起来，对陈燕说：“你在这里等一下。”然后他走出办公室，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她在那张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小张看了她一眼，没说话，继续弄电脑。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嗡嗡响，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写着“公正公平公开”六个字。她盯着那面锦旗看了很久，心里想，这六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刘处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对小张说，签字拿到了，你现在联系省招办调数据。小张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又打了个电话，这次说了比较久，中间还报了一串数字，应该是陈燕的准考证号。挂了电话之后他说，省招办那边说数据可以调，但要走内部流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刘处说好，然后转向陈燕，说：“你先去吃个午饭，下午两点再过来。”
陈燕在附近的街上找了一家便宜的小吃店，要了一碗素粉，四块钱。一点四十的时候，她走进刘处的办公室，刘处和小张都在。小张看见她进来，说数据调过来了，让她过去看。
陈燕走到小张的电脑前面，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答题卡的扫描图像。这是她的数学答题卡，和复查时看到的那张扫描件不同，这张图像更清晰、更完整，选择题区域的填涂痕迹清清楚楚，十二个选项，每一个都涂得饱满、规范，边缘没有任何模糊。小张把图像放大，指着选择题区域旁边的机器识别记录说，你看，原始扫描数据里机器其实是识别出了所有选项的，但是因为扫描阈值设置的问题，系统把这些识别结果标记成了“低置信度”。
陈燕没听懂，问什么叫“低置信度”？
刘处在旁边解释说，高速扫描仪在识别填涂标记的时候，会根据标记的深浅程度给出一个置信度评分。如果评分低于某个阈值，系统就会判定为“未识别”，这是为了防止误判。但问题是，这个阈值的设定有时候过于保守，导致一些本来合格的填涂被错误地排除了。
陈燕问：“那就是机器的问题？”
刘处沉默了两秒，说：“可以这么说。”
小张又调出了英语答题卡、文综答题卡的原始扫描数据，情况都一样。选择题的填涂痕迹清晰可见，机器也识别到了，但都被标记为“低置信度”而排除了。主观题部分更离谱，原始扫描图像上陈燕的字迹清清楚楚，虽然不算漂亮，但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笔画分明。但是在最终用于阅卷的扫描件里，这些区域被严重压缩和降噪处理，导致字迹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黑影。
陈燕看着屏幕上自己写的那些字，那些自己在考场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答案，它们明明就在那里，清清楚楚地在那里，却被人为地变成了一团黑影，然后被阅卷老师跳过，得了零分。
她的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不是委屈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问道：这明明就能看清楚，为什么要压缩成那样？
小张没说话。刘处叹了口气，说：“为了提高扫描效率，系统会对主观题区域进行自动压缩和降噪处理，大部分情况下不影响识别，但偶尔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陈燕继续问：“那我的分数怎么办？”
刘处看着她，说：“按照规定，扫描识别失败不属于分数更正的范畴。”
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又是这句话。折腾了这么久，调了原始数据，证明了问题确实存在，最后还是这句“不属于分数更正的范畴”。
刘处接着说：“但是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原始扫描数据证明你的答题卡本身没有问题，填涂规范，字迹清晰，问题出在扫描系统的参数设置上。换句话说，这不是你的错，是系统的错。”
刘处停顿了一下，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水，继续说：“我会把这个情况形成一份专题报告，提交给院领导，建议对你的人工复核申请予以特批。”
特批是什么意思？
刘处解释说：“就是突破现有规定，单独为你启动人工复核程序。如果人工复核结果证实你的实际作答水平与你预估的成绩相符，那么你的分数就有可能被更正。”
接下来三天，陈燕每天上午都去考试院，不是蹲在走廊里了，就是在门口的花坛边上坐着，等消息。第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下午，刘处从楼里走出来，看见她坐在花坛边上，就朝她招了招手。
陈燕跑过去。刘处说：“上会通过了，人工复核明天上午进行。明天早上八点半你过来，我们会组织三个阅卷老师对你的原始答题卡进行人工评阅，全程录像，确保公正。”
第二天上午，考试院三楼会议室中间摆着一张长桌，坐着两男一女，年纪都在四十岁左右，面前各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刘处说：“这三位是从省内其他市抽调来的阅卷老师，都有五年以上高考阅卷经验，他们会对你的答题卡进行独立人工评阅，评阅结果取三人平均分。”
陈燕坐在会议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手心全是汗。三位阅卷老师打开文件袋，取出我的答题卡，开始评阅。会议室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翻纸的声音和偶尔敲键盘的声音，“我看着他们一页一页地翻我的答题卡，看着他们在电脑上记录分数，心跳得比高考那天还快。”
数学老师最先看完，“他花了大概四十分钟，把我的填空题和大题一题一题地看过去，在电脑上敲了分数，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接着是英语老师，她看作文的时候反复看了好几遍，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读我写的句子。最后是文综老师，他看得最久，因为文综主观题最多，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陈燕说，大概十点半的时候，三位老师都停下了笔。
刘处站起来说：“各位把分数汇总一下吧。”
三个人各自报了自己打的分数，小张在旁边用计算器算平均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很安静，“我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攥着膝盖上的裤子，指甲掐进掌心里。”
最终，人工复核的分数为：587分。
这个分数够上贵州大学了，够报很多省外的一本院校了。
陈燕坐在椅子上，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刘处站在旁边看着她，三位阅卷老师也看着她，那个女老师眼眶也有点红。
等陈燕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刘处说：“复核结果会形成正式文件，今天下午就报送省招办，你的成绩会在系统中更正。但是录取时间已经很紧了，有些批次的录取已经结束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选择范围会受到一些影响。”
陈燕站起来，对着刘处鞠了一躬，又对着三位阅卷老师鞠了一躬。
走出会议室，陈燕站在门口那棵梧桐树下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李老师听完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陈燕，你是我教过的最勇敢的学生。
然后给奶奶打电话。奶奶在电话那头听不太清楚，我反复说了好几遍“分数找回来了，五百八十七”，奶奶一边哭一边说：“好，好，我孙女有书读了。”
陈燕给父亲打电话。“我爸在电话那头听我说完，很久没说话，我以为是信号不好，喂了好几声。然后我听见他的声音，很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说，燕子，爸对不起你，爸差点让你认了命。我站在贵阳街头，拿着手机，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是笑着哭的。”陈燕说，后来她才知道，刘处为了她的事，在院里的会议上拍了桌子，“他说了一句话，后来小张告诉我的。他说，如果我们连一个考生的真实分数都保护不了，那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陈燕说，这句话，她会记一辈子。
后来，陈燕的成绩在系统中正式更正，并收到了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是我自己选的。我想当老师，想回石板岩教书，想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不用再走那么难的路。”陈燕说，去贵大报到的前一天，她去了村口那棵核桃树，树上结满了青皮核桃，再过一个月就该熟了。她站在树下，想起三年前父亲的面包车拐过山弯的那个早晨，想起高考成绩公布那个晚上的绝望，想起在贵阳街头蹲着吃冷鸡蛋的那个中午，想起刘处说出“587”那一刻的崩溃……
“这条路我走了十八年，从山脚走到山顶，从童年走到少年，从懵懂走到清醒。”陈燕说，现在，她终于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系统里有好人，真好。希望多一些像刘处这样为了群众利益敢于拍桌子的人。
这样，群众就不会活得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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