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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蒙格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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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逻辑,不要相信奇迹。

头图来源:摄图

西方因果律的主流为线性决定论,一因一果,或休谟的恒常连结;中国因果律则呈现网状与循环,如佛家讲“因缘和合”,即一果多因,或多因多果;道家讲“祸福倚伏”,即对立转化;儒家讲“善恶报应”。

经常被问及诸如“美联储加息会否导致股市泡沫破灭”、“金叉出现,股市会否将迎来大牛市”、“交投活跃,房地产是否将见底回升”等,发现提问者通常会通过某个偶发的小事件作为因,来推断将出现一个巨大的果。窃以为因果关系是存在的,但往往一果多因,需要区分“大因果”与“小因果”。

最近正在进行足球世界杯比赛,很遗憾中国再度无缘世界杯。对于中国足球为何长期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各种讨论铺天盖地。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足协,但我在想,足协成立已经70多年了,中国足球连亚洲强国都称不上,难道都是因为足协的问题吗?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完整理解一个事物的因果关系,需要回答四个“为什么”:质料因,事物由什么构成的(如雕像的大理石);形式因,事物的本质或结构(如雕像的形态); 动力因,事物被创造的动力来源(如雕刻家);目的因:事物存在的目的或最终目标(如雕像为了纪念)。

如果他的这一表述难以理解,那么,佛教中的“因缘和合”就容易理解了——世间万法均由“因”(主要条件)与“缘”(辅助条件)和合而成,如种子为因,土壤、阳光等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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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口大国总是无缘世界杯

在2026年48个参赛国的地理分布看,东亚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且彼此为邻国,历史交往非常紧密。而亚洲的其他参赛国都集中在西亚和中亚。南亚、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晋升为参赛国。亚洲人口占全球约占全球60%,8个参赛国累计人口6.9亿,也就是说,人口占全球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无缘世界杯。尤其像印度、中国、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等人口过亿的亚洲国家,几乎每次都无缘世界杯。

26年世界杯48个参赛国地理分布

来源:KIMI绘制,红色部分为参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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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KIMI绘制,红色部分为参赛国

在非亚洲的全球40%人口中,却包含了40个参赛国,其中欧洲最多,有16个。从参赛国的主流人种上看,黄色人种参赛的只有日本和韩国,其他均为白色、黑色和棕色。中国有句谚语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足球作为强对抗的竞技体育项目,是否也像其他竞技运动一样,不同人种具备不同的特长和劣势?

例如在短跑、长跑等径赛项目中,黑色人种的优势十分明显,而在体操、跳水、乒乓、羽毛球、网球等技巧型竞技项目上,黑色人种的世界排名就比较低了。

如果再细分一下,即便都是黑色人种,运动特长也有差异。研究表明,以短跑见长的牙买加运动员体内拥有一种名为Actinen的物质,能改进与瞬间速度相关的肌肉纤维。牙买加短跑运动员的快肌纤维在肌肉比例中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白种人和黄种人只有百分之七十。从肌肉力学的角度分析,快肌纤维多,肌肉收缩的屈伸度大,从而爆发力就会更强。

而地处东非的肯尼亚,属于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含氧量低,刺激人体产生更多‌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显著提升血液携氧能力和耐力 。故运动员擅长长跑,因其慢肌纤维比例较高,且体脂率极低,散热能力强,适合长距离耐力运动 。‌‌

这次美加墨世界杯中,除了日本(有日非混血)、韩国、伊朗、伊拉克等八支球队没有黑人队员外,其他40支球队都有黑人。且法国、荷兰、英格兰、德国等世界强队中都是黑人挑大梁,说明黑人在足球方面的人种优势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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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足球普及率低背后

中国的东北、华东地区的地理位置、饮食习惯乃至文化基因等与日韩差不多,为何中国足球水平比他们差那么多呢?如果单纯从奥运金牌数量比较,中国是全亚洲第一,日本第二、韩国第三,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前三名的差距巨大。说明中日韩三国更具有可比性。

自首届奥运会以来部分国家奥运会累计金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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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夏季奥运会金牌数,俄罗斯含苏联、独联体,德国含东德、西德;我国1984年才恢复参加奥运会,共计只参加11届,而奥运会已经举办了33届。

实际上中国与日韩在足球运动上的差距还是在该项运动的普及率。有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足球普及率远低于日本和韩国,青少年注册球员基数极小,常年维持在10万至11万人左右(2025年数据为10.92万人),日本青少年注册球员基数庞大,约在40万至120万人之间;韩国青少年注册球员基数约在50万至80万人之间。

从整体足球人口普及率(大众参与度)看,中国的大众足球人口相对较少,基层足球场地匮乏;日本的校园足球普及度极高,高中足球联赛等赛事热度堪比职业联赛,足球文化深厚。韩国对足球感兴趣的人口比例约在67%,足球在国民中享有较高地位;中国足球普及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基层参与人数少、人才断层严重;而日韩通过体教融合、广泛的校园足球普及和深厚的足球文化,实现了“普及即专业”,形成了庞大的人才选材池。

为何中国的校园足球普及率那么低呢?本质还是内卷,从幼儿园就开始卷,为未来的就业开始谋划。如今,本科毕业读研的比例越来越高,2024年达到20.4%(含2%的境外读研),而日本本科生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修士)的比例相对较低,近年来在11.8%左右。故中国足球普及率低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青少年未来的择业压力所致。对此,有人可能会质疑说中国青少年在羽毛球、乒乓球、游泳、钢琴等方面的普及率很高。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功利主义,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中国人的强项,有望在中考或高考中作为特长生的加分项。

相比之下,这两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据称达到98%,即便没有那么高,应该也相差不大,这就导致本科生考研的动力不足。而中国大学生数量还将继续增加,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高校在校生数量将在2032年达到高峰,这意味着至少今后六年高校生的就业压力都会很大。

这些年来,教育部给中小学生减负的举措非常多,但学生家长们内卷式竞争的现象并没有减弱,核心问题还是未来的择业压力。不仅足球的普及率低,其他竞技类运动的普及率也在走低。以我熟悉的围棋而言,中国青少年的围棋普及率也同样在下降,而韩国的普及率遥遥领先。

综上,大家经常谈及的足球界存在的体制问题、局部性腐败问题都属于“小因果”,就“大因果”而言,东亚国家在体格方面确实不具备足球运动的先天优势,否则就很难解释这次世界杯有三个参赛国家人口仅仅只有15-50多万。但是,韩国从1986年开始、日本从1998年开始,便一直能晋级参加世界杯,而且也成为了世界足球强国。同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其勤劳度和好胜心都不亚于日韩,且更具举国体育的优势,但为何成为足球弱国呢?“大因果”就是青少年足球普及率下降,下降的主因是这些年来年轻人就业压力增加,教育内卷加剧。

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中国与日韩足球的差距相比80-90年代反而扩大了,但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却比30-40年前大幅提高(国际粮农组织2024-2025年数据,中日韩三国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入量排序为:‌中国3100千卡/天 > 韩国2750 > 日本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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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高增长未必创造净就业

假如未来就业压力减轻了,教育内卷现象能否缓解呢?从因果关系上讲应该是成立的,当然,这还需要“缘”,即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具备。

从逻辑上讲,中国2011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按通常的理念,每年GDP的增加都能创造新增就业,且我国每年新增就业数量都超过1200万,10年就是1.2亿。但为何年轻人就业难的现象挥之不去呢?且据说灵活就业数量达到3.2亿,占总就业人口40%左右。

这实际上就需要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首先要肯定一点,靠AI驱动的增长模式一定不能驱动就业。因为AI要靠算力,算力消耗电力,脑力消耗卡路里,算力替代脑力,也就是电力消耗替代卡路里的消耗,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

201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数就开始下降了,说明中国已经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型。过去10多年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如今制造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即中国过去1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民间投资增速由正转负,则资本投入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举债。

投资活动的确可以创造就业,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200万,不等于净增就业1200万,尤其当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数量在减少的时候,当一批传统企业倒闭的时候。那么,能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自然就是服务业。如美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80%以上,日本和德国也要占70%以上。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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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就业占比高的国家,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高,二是恩格尔系数较低,通俗地讲,老百姓要有钱,且可以把更多的闲钱花在食品以外的地方,如休闲旅游、运动康养、文化娱乐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提倡节俭,觉得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浪费钱财。因此,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超高,仅住户的银行储蓄就达到170万亿元。如果只投资不消费,其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物价低迷,导致企业不愿投资、银行贷款难等经济循环不畅问题,进而影响就业,就业不畅又进一步加剧消费不足问题。

6月18日的“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分析了今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1—5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的问题。并提出了四大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第二,以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容量;第三,以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第四,以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商品消费和餐饮消费增速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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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建议每一条都切中要害,道出了过去这些年来消费增速下滑的“大因果”,比起消费券、消费贷、以旧换新等促消费的举措来有天壤之别,后者属于“小因果”。如果这四条举措能够落实,则消费一定能得到极大提振。当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还得看落实。

任何一个经济体,当其快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结构性问题,而且这些结构性问题会从不同层面表现出来,所谓的一叶知秋。例如A股市场近年来分化现象十分明显,尽管沪深300的市盈率很低了,但净资产收益率却在往下走,这显然不支持“全面牛市”。

中美上市公司ROE的历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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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ROE会走低呢?从“小因果”的角度看,都是技术性的,如产品创新度不够、财务管理不严格、市场疲弱、企业没有及时打造第二条增长曲线等;但从“大因果”的角度看,多是体制性的,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GDP目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借此来招商引资,投资新项目,重复建设最终导致全国性的产能过剩。从2011-2025年,PPI的累计涨幅几乎为零;2023-2025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美元)下跌19%,这就可以解释价格走弱对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带来明显拖累。

因此,最好不要笼统提扩内需,因为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现在的结构性矛盾是产能过剩,消费低迷,应该促消费。但现实往往是抓投资立竿见影,促消费没有抓手。于是扩内需主要靠扩投资,投资带来了产能、储能和运能等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产能、储能和运能等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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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能过剩的因与果

大家大概都比较关注产能过剩问题,而比较容易忽视的是运能过剩问题。为何这些年来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上升那么快,其实与运能的过快扩张有关,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通常以政府部门为主,且主要是地方政府。

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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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人口占全球约17.5%,未来12年内可能降至15%左右。但目前中国高铁总里程占全球70%以上,高速公路总里程占全球40%以上,地铁总里程占全球比重也在40%以上。运能的全球份额均远超人口的全球份额。

以地铁为例,地铁的高度发达已导致公交车的载客量大幅下降,但地铁的造价却是所有轨道交通中最贵的。从交通运输部的要求看,地铁既有线网日均客流强度每天每公里必须大于等于7000人次,才能申报地铁新线。但从今年2月份的数据看,全国54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中,只有北上广深、成渝、西安、长沙、哈尔滨、兰州这十个城市达标,且占比只有18.5%。

今后80%左右的城市人口将净流出,往大城市集中,且总人口到2100年估计将降至6亿左右,故造价高昂的地铁过剩是必然的。地铁每年的运维成本,每公里为1000-1500万元,这将对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的债务负担。

因此,投资应该着眼于长远,短期拉动GDP,长期则可能成为沉重的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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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忧与远虑孰重孰轻?

自去年以来,连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负增长,今年1-5月份,民间投资的负增长幅度超过7%,原因在于,第一,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了,投资可能导致亏损;第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来投资,债务成本提高,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官方数据表明,2021-2025年,我国GDP实际累计增速为35.3%,同期中央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累计增速为106.3%,是GDP累计增速的三倍左右。

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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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经济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即以较低的债务增速来实行相对高的经济增长。不过,当前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美国AI投资绝大部分靠私人资本,而中国则主要靠政府财政。如果AI也像美国那样靠私人资本,那么,民间投资增速将由负转正,同时财政资金可以扩大支持促消费和社保。

问题在于,在AI时代,技术进步或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当今资本开支如果跟不上,那么,AI领域的中美差距有可能扩大。在促消费和AI投入之间,该如何抉择?因此,站在当下这一历史关口,更关注的是“大因果”,而不要被“小因果”困扰,因为后者影响一时,前者决定未来。

人们习惯给予当下发生的事件过大的权重,也就是把“小因果”看成宏大叙事。或者知道应该着眼长远,却总是忙于应付当下,并寄希望“船到桥头自会直”。然而事与愿违,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窃以为,“求是网”的评论员文章提出的四大建议,实际上是着眼于改革的四大举措,属于“大因果”。但如果总是停留在理念上或纸面上,现在还不去推进改革,那么,危机则符合因果律。这也是我总喜欢讲的“相信逻辑,不要相信奇迹”。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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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李迅雷先生,现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同时,他还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约成员、多家大学兼职教授。李迅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的研究20多年,曾先后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编著、翻译经济及证券类书籍多部,并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百余篇,所主持各类课题曾多次获奖。作为最早从事国内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曾多次被权威媒体推选并赋予“本土杰出研究领袖”、“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年度最佳首席经济学家”等荣誉。

《不确定性经济原理》一书不确定性视角出发,作者构建独特的世界观,探讨真理观、宗教观、循环史观等,深入剖析人性。无论是对专业学者、经济从业者,还是对希望拓展思维、深入理解世界的普通读者,本书都极具价值,能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世界和经济运行的逻辑。

《新质生产力:重塑金融与经济的未来》一书聚焦金融的热门与前沿话题,从数字化金融和开放性金融的崛起、行为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挑战,到“人工智能+”金融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未来金融学的发展路径。同时,作者也探讨了我国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如何发挥专业投资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