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早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还听过胡适的课，毛主席早年其实挺认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谁能想到，三十年过去两人彻底分道扬镳，让毛主席对胡适彻底收起期待的，就是他离开前做的两件事。这两件事的背后，藏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救国选择。
1918年冬天，25岁的毛主席从湖南来到北京，经蔡元培介绍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每天整理书籍抄写卡片，薪水不高，却能近距离接触当时最前沿的新思潮。那时候胡适才30岁，刚从美国回来，已经是《新青年》的核心作者，提倡白话文和实验主义研究方法，在知识圈名气大得很。
毛主席常去听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演讲，还找胡适聊过自己的想法，两人算是打过直接交道。那时候新文化运动涌进各种思潮，北大年轻人有的沉在书本里，有的走上街头找出路，两人的选择从这时候就不一样。巴黎和会把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后，五四运动爆发，毛主席来回奔走呼吁，领着青年用激烈方式表达不满。胡适却认可慢慢做文化改造，赞成爱国但不支持过度街头冲突，学生请他带队上街，他也没答应。
这时候的分歧还只是想法差异，没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只是不同选择的种子早就埋下了。一晃到了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受命去美国当驻美大使，帮中国争取国际支持。他在外演讲时说，哪怕国家政权暂时没了，也不能毁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这话传到延安，毛主席就批评过这是书生眼光，只顾文化不管当下政权的生死，这时候两人已经各走各的路，还没彻底撕破脸。
1945年日本投降，毛主席应邀去重庆和蒋介石谈战后中国的出路。胡适当时已经回到国内，活动基本都在国民政府一侧，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言辞客气，劝中共放下武装，加入统一政府，把军队统一指挥，共产党变成宪政框架下活动的合法政党，说这样就能避免内战，实现民主。
胡适觉得这是和平解决问题的理性妥协，完全符合他认可的政治思路。毛主席看完信没马上回复，只是把信存起来，跟身边人说胡适还是不懂这件事的本质。在毛主席看来，枪杆子是革命的立身根本，经过十几年斗争才站住脚，交出去等于主动退出政治舞台，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从这封信之后，毛主席对胡适的期待已经降了大半，还留着一点余地，没把所有路都堵死。毕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新政权筹备的时候，也想争取文化界知名学者留下来，稳定人心。谁能想到，接下来的第二件事，直接把最后一点可能性也掐灭了。
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中共定下和平解放的方针，不想破坏文化古城，对文化界人士也拿出了极大诚意。胡适作为当时文化界的头号人物，自然是重点争取对象，周恩来专门让人带话给胡适，只要他愿意留下，就请他当国家图书馆馆长，继续安心做学问，不追究过去的政治立场。
胡适听完沉默半天，反问带话的人，留下是不是就得承认新政权。身边朋友都劝他留下，说你本来就是做学问的，在哪做不是做。胡适摇了摇头，说他没法在自己不认同的制度里做学问，加上当时不少旧友都南下了，他心里的天平早就偏向了国民党那边。
1948年12月中旬，胡适悄悄离开北平，辗转经南京去了台湾。走的时候有学生送他，劝他说局势还没定，没必要急着走，他只说了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再也没回过大陆。
在中共这边来看，开出这么大的诚意挽留，胡适还是选择离开，就是明明白白站到了对立面。之前那封劝放下武装的信，还能说是书生之见，不懂中国革命的现实，这次离开就是清清楚楚的政治选择。毛主席听到消息后，只说他还是要走那条路，语气里早就没了早年的那点欣赏，只剩下彻底的失望。
说穿了，这两件事根本不是偶然的站队，是两人从起点就不一样的思路必然导致的结果。胡适一辈子相信渐进改良，觉得先改文化国民性，再慢慢改制度，才是救国的正确路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抱着宪政改良的思路看问题。毛主席从井冈山一路打过来，亲眼见过旧制度的腐朽，清楚没有武装就没有革命的生路，要改天换地就得打碎旧世界。
胡适觉得毛主席攥着枪不放，就是要延续内战，阻碍和平。毛主席觉得胡适看不到底层穷人的苦，只想在旧房子上修修补补，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是根子里的价值分歧，谁都说服不了谁，只能各走各的路。
胡适背后是一大批习惯了在书斋讲堂发言的旧式知识分子，看重个人自由和学术独立，不想完全依附任何政党。毛主席背后是千千万万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群众，早就对旧制度旧秩序忍无可忍，也看不惯知识分子这种犹豫不决的做派。两边代表的阶层和诉求都不一样，走远是迟早的事。
从1918年北大相识，到1948年彻底分开，刚好隔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适和毛主席从北大同一个校园里的两个人，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越走越远再也没有交汇。那两件事，不过是把早就注定的结局，摆到了台面上而已。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毛主席与胡适的历史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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