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如枝叶与根脉般相互依存。非遗与文物的关系，恰似国学与国故的关系，二者“体用相生”，共同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国故与文物，是文化传承的“体”，是未经雕琢的“文化原石”。国故包罗中国固有的历史与文化全体，从泛黄的典籍、残破的碑刻到流传的习俗，皆是客观存在的“旧物”，如散落于时光长河中的碎片，带着原生的、未经系统梳理的样貌；文物则是其中凝固的实体见证，一座古城墙的砖缝藏着攻防智慧，一件古玉器的纹饰凝结着审美追求，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直观映照着过往的社会风貌与工艺水平。这些“原石”与“碎片”，是文化传承的根基，若无它们，一切精神提炼与活态延续都将成为无源之水。
国学与非遗，是文化传承的“用”，是赋予“体”以生命力的“活化剂”。国学以国故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整理、阐释与学术构建，从零散的“故实”中提炼思想养分，将《论语》的处世之道转化为当代的行为准则，将《天工开物》的造物智慧融入现代的创新实践，让沉睡的传统成为可被理解、践行的智慧；非遗则以人为传承载体，让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活”起来：当考古发现的古代织机（文物）遇上今日云锦艺人的挑经显纬（非遗），当宋代《千里江山图》（文物）对话当代青绿山水绘画技艺（非遗），那些凝固的历史便有了呼吸，冰冷的遗存便有了温度。
这种“体用关系”，在具象场景中更显生动。一座古戏台是“形”，其上上演的地方戏曲是“魂”，前者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后者则让舞台上的故事在当代延续；一部清代食谱是“体”，当代厨师据此复原的传统宴席是“用”，前者记录着饮食文化的基因，后者则让味觉记忆跨越时空。国故与文物是“根基”，决定了文化的厚度；国学与非遗是“延伸”，赋予了文化的生命力——没有国故的国学，如同无本之木；没有文物的非遗，恰似断线之筝。反之，若国故仅存于故纸堆，文物只陈列于博物馆，无人去研究、践行、传承，文化便成了断流的河、风干的标本。
从上海的文化肌理中，更能触摸到这种共生的脉搏。福佑路的古民居（文物）与弄堂里的沪语童谣（非遗），共同编织着“上海味道”；豫园的亭台楼阁（文物）与元宵灯会的民俗（非遗），一同延续着“江南记忆”。国学研究者从《沪城岁事衢歌》中考证当年的社会习俗，非遗传承人则用海派玉雕再现昔日的码头繁华——正是这种“体”的厚重与“用”的鲜活，让城市的文化根脉既扎得深，又长得旺。
归根结底，国故与文物、国学与非遗，共同回答了文化传承的核心命题：“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前者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的源头与依据，后者则指引着传统在当代的生长方向。认清这种关系，我们才能在守护遗产时，既保持对“体”的敬畏，珍视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国故；又怀揣对“用”的创新，让国学照亮当下，让非遗融入生活，最终让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体用相生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为上海市非遗协会会长）
原标题：《体用相生谈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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