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豪专栏丨赋能与僭越：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双螺旋叙事|双螺旋|盛世豪|金融资本|风险投资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

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从19世纪英国的铁轨铺设到21世纪的数据中心建设，从1845年的“铁路狂热”到2026年的AI投资狂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重复上演的历史剧本：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展开，都伴随着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从耦合到分离再到重组的周期性运动。综观18世纪以来的五次技术革命（机械化、蒸汽与铁路、钢铁与电力、石油与大规模生产、信息与通信），每一次都遵循着相似的轨迹：技术创新突破引发金融狂热，泡沫破裂倒逼制度重构，最终才得以进入惠及全社会的“黄金时代”。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的资本脉动，都伴随着泡沫的膨胀与破裂、狂欢的升腾与幻灭。

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承担着发现与播种的功能，却在展开期往往沦为投机与破坏的力量。如果借用“双螺旋”隐喻来刻画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之间既相互缠绕、又彼此塑造的深层关系，看到的不仅仅是两条链的平行并置，而在于它们之间恒定的张力与动态的角色切换：当资本甘居“赋能者”之位，它便如血液循环般为科技创新输送养料；一旦资本僭越为“主导者”，双螺旋即刻解构，从共生滑向互害。

一、金融资本的本质界定：超越“钱”的流动性之眼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的观点，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与生产资本（Production Capital）存在本质差异。后者深嵌于厂房、设备、供应链之中，追求长期生产能力扩张；前者则以高度流动性为生命线，涵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市场股票、债券及各类衍生品，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通过对不确定性进行精算与定价，引导资源在不同技术路径之间进行时空重构。

金融资本与科技金融也并非同义反复。科技金融是前者作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特定形态，是金融资本将其风险发现、期限转换与价值贴现功能聚焦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所形成的专业化资本网络。若将金融资本比作血液循环系统，科技金融便是其通往科技创新的动脉分支——既承载滋养的使命，也潜藏失衡的风险。正如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所言：“风险投资的秘密就在于，用金钱为少数看似疯狂的愿景投下信任票，而拒绝另外九十九个。”（Peter Thiel, *Zero to One*, 2014）换言之，金融资本作为“流动性之眼”，它从不无条件支持所有奇思妙想，而是以预期回报为标尺，在无数技术可能性中做出抉择，每一次投资都是对特定方向的投票。

二、五重机制：金融资本如何重塑技术基因

通过对五次科技革命的深度考察，佩雷斯认为，金融资本并非被动地“输血”创新，而是以主动的、塑造性的力量参与科技革命的全过程。其作用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五重机制。

一是方向性筛选机制：预期回报的探照灯。

任何科技革命初期，并存着多条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竞争的技术路线，不确定性极高，信息很不对称。金融资本往往通过风险定价与预期贴现能力，将模糊的技术可能性转化为可比较的回报率信号，引导人才、资源与政策注意力等各种要素向特定方向汇聚。从根本上看，这一筛选机制指向的并非科技意义上的最优解，而是可预见时期内商业化概率最高、回报预期最丰厚的路径。如19世纪末的“电流之战”，就是金融资本进行技术路线筛选的经典案例。当时，爱迪生力推直流电，而特斯拉与西屋则押注交流电。J.P.摩根于1892年主导了爱迪生通用电气与汤姆逊—休斯敦公司的合并，组建了通用电气（GE）。最终，金融资本基于远距离输电的规模经济考量，选择了交流电路线——并非交流电在每项技术指标上都优于直流电，而是因为它更契合资本的规模扩张逻辑。当下AI技术的演化也再现了这一逻辑。据斯坦福大学统计，2024年全球企业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规模已达2523亿美元，同比增长25.5%；其中，私募风险投资（VC/PE）和并购交易两种投资的增长最为显著，分别同比增长44.5%和12.1%。Pitchbook数据也显示，2025年全球私募风险投资交易额达到5120亿美元，其中52.7%涉及AI领域投资。另据瑞银预测，2026年全球AI资本支出将突破5710亿美元，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1.3万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5%。资本的倾斜将大参数、大算力的Transformer架构推为主流范式，而神经符号融合、小模型等替代路径则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探照灯虽然敏锐，却可能因光源本身的利益回报诉求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滤镜。

二是羊群效应：集体狂欢与赢家诅咒。

资本市场具有显著的羊群效应与正反馈特征：早期投资者介入会降低后续投资者的信息成本，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投资浪潮。由于风险投资的回报分布服从极端的幂律法则——少数项目的超额回报足以覆盖多数项目的亏损——资本天然地倾向于向已显现领先优势的企业持续加注，力求构筑“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因而，一旦技术方向被标定，金融资本会以羊群效应的逻辑，从涓涓细流汇聚为洪流，进而以压倒性的规模力量重塑产业地貌。前些年的国内共享单车大战为此提供了典型注脚。据IT桔子统计，2016至2018年间共享单车赛道公开融资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仅摩拜与ofo两家合计即超过200亿元。天量资本在极短时间内涌入同一赛道，用近乎免费的骑行教育了市场，也迅速扼杀了其余数十个中小玩家的生存空间。然而，当资本潮水退去，留下的并非技术最优者，只是融资能力最强的那个。佩雷斯在描述技术革命“狂热阶段”时指出，此时金融资本追求的已不再是项目本身盈利，而是资产价格在下一轮交易中的增值——这一判断精准概括了聚集放大机制的深层逻辑（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2002）。

三是泡沫的遗产：基础设施超前建设。

泡沫破灭后，通常留下一地鸡毛。但那些被嘲笑为“过度建设”的铁路、光纤、数据中心和通信基站，恰恰为下一阶段技术的大规模展开铺设了廉价的公共底座。这是金融资本最吊诡的馈赠：它用泡沫期的过度投资，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设施的物理形态。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狂热”使议会批准了272条铁路法案，规划里程超过9500英里，资本投入达数亿英镑。1845至1847年间，英国铁路建设投资额几乎与当年GDP持平，泡沫破裂后数百家公司倒闭。但建成的大量铁轨与车站，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工业经济发展的交通基石，运输成本由此断崖式下跌。同样，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期间，美国电信公司累计投资高达1.2万亿美元，埋设的光纤容量远超当时需求，致使带宽价格在2001年后暴跌近90%。但也正是这些近乎免费的带宽，催生了YouTube、Netflix等Web 2.0巨头。正如佩雷斯所指出，“金融泡沫的作用，是迫使未来基础设施在当下被过度建造，泡沫破灭后，这些资产便以跳楼价转交给生产资本，成为新一轮增长的骨架”（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2002）。当下AI领域似乎正在复刻这一剧本。据Gartner 2026年5月最新预测，2026年全球AI支出将达到2.6万亿美元，较2025年的1.8万亿美元增长47%。其中，AI基础设施规模最大，2026年预计达1.4万亿美元，涵盖AI优化IaaS、AI优化服务器、AI网络架构、AI处理半导体及相关设备等项目。全球数据中心系统支出预计将以55.8%的增速领跑，2026年将达7879.9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EA）报告也指出，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预计从2022年的460TWh增至2026年的1000TWh。但即便部分AI项目最终失败，这些算力、能源与数据网络的基础设施将成为下一轮AI普及的“遗产”——正如dot-com时期的光纤一样。

四是创造性破坏：以破坏来创造。

“创造性破坏”是约瑟夫·熊彼特对技术创新最深刻的标注，更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创造性破坏”在金融资本加速下呈现出更为迅猛的节奏。资本市场的做空机制、用脚投票与并购重组，共同构成了一套冷酷的淘汰程序——不是等待旧技术慢慢凋零，而是通过定价权加速其死亡，为新技术腾出空间。柯达的陨落堪称经典。20世纪90年代末，柯达市值一度超过310亿美元，可当数码成像迅速崛起，资本市场敏锐地对其迟疑作出惩罚——股价十年间跌去98%，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以苹果为代表的数字影像公司市值大幅攀升。一跌一涨之间，金融资本完成了对化学成像时代的集体告别。近年来，类似的剧情在汽车行业上演：2026年5月，英伟达市值突破5.5万亿美元，其在全球AI加速器市场份额超80%，高端AI芯片市场份额接近90%。2026财年，英伟达总营收达2159亿美元，同比增长65%；净利润1201亿美元，同比增幅超80%，毛利率稳定在75%的行业高位。英伟达的崛起，给整个传统科技产业投下了“不转型即死亡”的资本通牒。并购市场则在生物医药领域扮演同样角色：辉瑞、罗氏等巨头通过不断收购拥有突破性管线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同时关闭内部落后的研发部门，持续完成技术代谢。当然，创造性破坏的加速度也给社会带来了阵痛。技术型失业、传统社区的经济瓦解与产业工人的技能贬值，往往是资本加速淘汰旧范式所伴随的阴影。若缺乏有效的产业接续政策，创造性破坏的正效应也将受到质疑，甚至可能引发对创新进程的干预。

五是路径锁定：船大难掉头。

当金融资本在某条技术路线上集中下注，并形成庞大资产沉淀后，这种“群体豪赌”便会演化为路径锁定——即便更优技术已经萌芽，资本也不愿、不能轻易转身，因为转向意味着先前投资的巨额减值。筹码越重，转身的成本就越高。日本对氢能源的押注是惨痛一例。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与财团将氢能视为“终极能源”。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2013至2020年间，以丰田为首的日本企业和政府累计投入氢能相关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超过2万亿日元。然而，当中国和美国转向锂电赛道，并凭借规模效应使动力电池成本十年内下降近九成，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持续攀升，日本汽车工业则陷入“科技与资本双重锁定”困局。2026年，丰田深耕30年的THS混动系统正被锂电池技术颠覆优势，中国车企纷纷推出搭载大容量电池的混动方案，HEV销量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动力类型。尽管氢能在重型交通领域仍具有技术合理性，但庞大的沉没成本已使资本无法果断切换。科技创新的历史表明，制度惯性与资本沉淀共同构成旧范式的护城河，推翻它必须在技术、金融与制度三个层面同时取得突破。

三、共生与互害：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

从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规律：金融资本之恶并非源于其存在，而是源于其角色的僭越。它与科技创新的共生关系，存在一项不可逾越的前提——金融资本的逐利逻辑，必须与科技创新的长期价值创造逻辑相适配。资本应当是科技创新的“赋能者”，而非“主导者”。一旦主从关系错位，双螺旋即刻断裂。

在新技术导入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漫长的研发周期需要“耐心资本”冒着极高风险进入，承担新技术发展方向筛选和种子培育的角色。此时，天使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和具有冒险精神的风险资本是主角，理应享有高失败率的容忍度。进入创新展开期，技术得到验证，市场开始形成，金融资本则应退居为助力者，由生产资本和产业资本接手主导权，专注于工艺优化、成本降低和市场规模扩张。

然而，许多危机也恰恰发生在阶段切换过程中。如果在创新展开期，金融资本仍用导入期投机心态，疯狂加杠杆、追求短期估值飙升，就会异化为夺权的“主导者”。WeWork的崩塌就是如此：软银愿景基金等资本将一间办公室“二房东”包装成科技公司，估值被推至470亿美元，而其核心盈利能力从未被证实。泡沫刺破后，估值蒸发超过九成，不仅摧毁了投资者财富，也扼杀了灵活办公空间这一商业创新的长期潜力。两者的“互害”不仅体现为泡沫破裂，更是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对创新耐力的消磨。长期被资本催肥的独角兽，习惯于用补贴换取规模，用烧钱碾压对手，一旦断奶，自身造血能力的不足便暴露无遗，真正的科技创新反而受抑。国内部分芯片烂尾项目、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元宇宙”产业，都是资本越位主导的苦果。当资本不再赋能，而成为抽打创新的鞭子，科技便沦为讲故事的素材，双螺旋步入歧途。这也证实了佩雷斯于2009年金融危机后曾提出的警示：“当金融资本试图主导并吞噬生产资本，而不是为其服务时，它就从发展的催化剂变为毁灭性的瘟疫。”

四、重铸双螺旋：走向良性共生的治理思路

要防止从共生滑向互害，根本之道在于构建让金融资本回归创新生态中的角色本位。

第一，培育多层次的“耐心资本”体系。

导入期的技术创新极度依赖能够承受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的资本。应大力发展面向硬科技的政府创投母基金、高校捐赠基金和长期主义社会资本。有实践表明，具备独立专业运营、按长期净值考核的政府专项基金，可以成为支撑科技创新的基石。我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芯片领域的战略布局，就是有益的探索。不久前DeepSeek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募资总额超50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突破500亿美元，其中创始人梁文锋个人出资约200亿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10亿元。这一案例表明，当“国家队”与市场化资本协同发力，既能保障技术路线的战略定力，又能引入市场筛选效率。但关键在于，耐心资本的考核机制必须与传统金融投资有所区隔，否则，考核的指挥棒将迫使“耐心资本”变得急功近利。

第二，设计智慧型的“泡沫管理”框架。

承认泡沫在基础设施超前建设中的客观功能，并不意味着放任。相关政策要借助宏观审慎工具，在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基本面时温和削峰，但要避免粗暴抽薪导致断崖式崩溃。美联储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我国对平台经济从“防止无序扩张”到“常态化监管”的节奏调整，均体现了在汲取泡沫遗产与抑制过度投机间寻求平衡的治理艺术。

第三，建立动态的资本角色切换信号机制。

监管部门应协同构建技术成熟度与资本适配度的监测指标。当某一赛道内市销率估值倍数在短期内扩张过快（如两年内5倍以上）且企业普遍不盈利时，就应触发预警，引导资本从“攻城掠地型”转向“精耕细作型”。对研发导入期企业，强化研发进展的披露，弱化短期盈利考核；进入展开期的企业，则加重对现金流质量的报告义务，以信息披露引导资本理性配置。

第四，善用创造性破坏，完善产业接续政策。

支持并购基金和产业资本对落后产能进行有序整合，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转移，缓解技术性失业带来的阵痛。瑞典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德国“工业4.0”下的劳资共决机制，都提供了技术转型中缓冲社会冲击的有益经验。唯有使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代价处于可承受范围，金融资本加速科技新旧更替的功能才能获得持续的社会许可。

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双螺旋，本质上是现代经济两大核心驱动力关系的深层映射。一方是追求流动性与回报的资本逻辑，一方是遵循试错与积累的创新逻辑，二者之间既非天然的盟友，亦非必然的对手，而是在制度框架与历史情境中不断被塑造的动态关系。科技革命的“黄金时代”从不会自动到来，而是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市场与制度、效率与公平之间反复博弈和重构的产物。当前，全球正处于AI革命的“狂热期”向“转折点”过渡的关键节点。这对我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既要善用市场化金融资本的筛选效率，又要发挥政府引导资本的战略定力；既要支持大模型、芯片、新能源等“卡脖子”领域的攻关，又要为开源生态、基础研究留出空间。只有让资本回归耐心、创新重获从容，双螺旋才能真正向上攀升，托举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