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宋怀瑾，今年四十七岁，现任江南省委书记。
在所有人眼里，我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前途不可限量。可没人知道，我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背景，不是运气，而是一段埋藏了二十年的往事。
新上任的省长叫方砚秋，五十二岁，是我父亲当年最信任的助理。
我们重逢那天，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我主动迎上去，笑着喊了声“哥”。
他却只是淡淡地应了声“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那一刻，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来回游移，像是在猜测什么。
只有我知道，方砚秋这一声“嗯”里，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过往。
而这一切，要从二十五年前说起。
第一章
我叫宋怀瑾，出生在江南省一个偏远县城。
我父亲宋岳亭，是县里最年轻的副县长，为人正派，做事雷厉风行，在老百姓口中风评极好。我母亲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温柔贤惠，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县政府家属院，一排平房，门前有棵老槐树。每到夏天，整条巷子都是槐花的香味。
我七岁那年，父亲带回来一个年轻人。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写作业，听见大门响了。抬头一看，父亲身后跟着一个瘦高的青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怀瑾，过来。”父亲朝我招手。
我放下铅笔跑过去，规规矩矩地站好。
“这是方叔叔，以后就住在咱们家了。”父亲拍了拍那青年的肩膀，“叫方叔叔。”
我仰起头看他。那时候方砚秋二十三岁，刚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做父亲的助理。他长得很清秀，眉眼温和，但嘴唇紧抿着，像是一直在用力忍耐什么。
“方叔叔好。”我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
方砚秋愣了一下，随即弯下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递到我面前。他的手很瘦，指节分明，掌心有厚厚的茧子。
“你好。”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吓到我。
我接过糖，看见他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那笑意很淡，但我记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方砚秋是个孤儿。他出生在隔壁县的农村，三岁没了爹，七岁没了娘，靠着村里人的接济和政府的助学金，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那天，他身上只有两套换洗衣服，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父亲知道后，二话没说，把家里那间空着的杂物间收拾出来，让方砚秋住了进去。
那间屋子不大，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就满满当当了。母亲特意缝了新的被褥，又去供销社扯了几尺布，做了个素净的窗帘。方砚秋搬进去那天晚上，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眼圈泛红，但什么话都没说。
从那以后，方砚秋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去井边挑水，把院子扫干净，然后给父亲准备当天要用的文件材料。等我们起床时，他已经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母亲心疼他，总让他别干这些粗活。方砚秋只是笑笑，第二天照旧。
我记得有一回，母亲做了红烧肉，夹了好几块到方砚秋碗里。他端着碗，盯着那几块肉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头大口扒饭，眼眶又红了。
晚上我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在里面低声说：“宋县长，嫂子，我方砚秋这辈子，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那声音很低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当时还小，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但我知道，方砚秋和我们家，从那一天起，就再也分不开了。
## 第二章
方砚秋在我们家住下的第三年，出了一件大事。
那年夏天，县里发了洪水。连着下了七八天的大雨，河水暴涨，下游几个村子全被淹了。父亲带着人连夜赶去救灾，方砚秋也跟着去了。
我记得那天夜里，雷声滚滚，雨下得像天漏了个窟窿。母亲坐在堂屋里，一直望着门外，手里的针线活半天没动一下。
天快亮的时候，大门被拍响了。
母亲冲过去开门，看见两个浑身泥水的人架着父亲回来。父亲脸色煞白，左腿裤管撕开一大截，腿上缠着布条，布条上全是血。
原来父亲在转移群众的时候，被倒塌的房子砸中了腿。方砚秋为了把父亲从废墟里拽出来，两只手都被石头割烂了，指甲盖都掀翻了两个。
我永远记得方砚秋当时的样子。他站在堂屋中间，浑身湿透了，雨水混着泥水往下淌。手上缠着的布条早就被血染透了，但他顾不上自己，一直蹲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手，眼眶通红。
“宋县长，您别动，医生马上就到。”他的声音在抖。
父亲却冲他笑了笑，拍了拍他的手背：“砚秋，别怕，死不了。”
后来父亲的腿保住了，但留下了后遗症，走路微微有些跛。方砚秋的手养了两个多月才长好，但左手食指的指甲再也没长回原来的样子，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那场洪水过后，父亲在县里的威望又高了几分。老百姓都说，宋副县长为了救人，差点搭上自己一条腿。
可父亲从来不提这些。他对方砚秋说：“做官不是为了让人夸，是为了对得起良心。”
方砚秋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方砚秋在我们家住了整整五年。他从一个拘谨的年轻助理，变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过年的时候，母亲会给他也准备一套新衣服。包饺子的时候，会特意多包一盘他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父亲出差回来带的特产，也总有他一份。
我开始叫他“方哥”，他也从不在外人面前喊我父亲“宋县长”，而是叫“叔”。
有一回我问父亲：“爸，方哥为什么对咱们家这么好？”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是对咱们家好，他是对这份情义好。怀瑾，你要记住，这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钱，是人心。方砚秋的人心，是暖的。”
我当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父亲这番话的意思。
## 第三章
我上初二那年，父亲出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县里一个叫周德海的开发商，想拿城东那块地。那块地原本规划的是建学校和公园，周德海想改成商业用地，建成全县最大的商场。
他来找父亲，拎着两个黑色的手提箱，往桌上一放，打开盖子。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两箱子里全是钱，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码得整整齐齐。
父亲当时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一眼，眼皮都没动一下。
“拿走。”他淡淡地说。
周德海不死心，笑呵呵地说：“宋县长，这只是见面礼。事成之后，我再给您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父亲放下笔，看着周德海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宋岳亭，这辈子只认一个理——不该拿的钱，一分都不拿。你这两箱东西，要么你自己拿走，要么我让人送到纪委去。”
周德海的脸色变了，咬着牙合上箱子，扭头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盯着父亲说：“宋岳亭，你会后悔的。”
父亲没理他，继续低头看文件。
方砚秋当时就在旁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等周德海走后，他低声说：“叔，这个人不简单，我打听过，市里有人。”
父亲笑了笑，说：“怕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直，他还能翻了天？”
可父亲到底还是低估了周德海。
三个月后，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市纪委。信里说父亲在城东那块地的项目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还附了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那几张照片拍的是周德海提着箱子进出我们家的画面。但照片只拍了周德海提着箱子进来，却故意没拍他提着箱子灰溜溜出去的场景。
这件事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有人说宋岳亭收了钱不办事，被人举报了。有人说他平时装清高，背地里不知道捞了多少。
那段时间，父亲被停了职，每天都要去纪委接受调查。母亲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白了一大半。我走在学校里，也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只有方砚秋始终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
他先是找到了县政府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周德海离开时确实提着箱子。然后又找到了当时在场的另外两位工作人员，请他们出面作证。
最关键的一步，是他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顺着周德海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他之前在其他地方行贿被举报但没有立案的记录，一并提交给了纪委。
那半个月里，方砚秋瘦了一大圈。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来，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母亲心疼他，让他别太拼了。他只是摇摇头，说：“叔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月后，纪委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举报内容不属实，父亲恢复原职。
周德海因为行贿和诬告陷害，被立案调查。
这件事过后，父亲在一次饭桌上，端起酒杯，对着方砚秋，眼眶泛红：“砚秋，这次要不是你，我宋岳亭这辈子的名声就毁了。这杯酒，我敬你。”
方砚秋连忙站起来，双手端起酒杯，郑重地碰了一下。然后他仰头一口喝干，放下杯子，眼睛也红了。
“叔，您收留我的那天起，我心里就认定了，这辈子您就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我方砚秋这条命是您给的，为您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
父亲一把搂住他的肩膀，两个人都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隔壁说话。
父亲说：“砚秋这孩子，仁义。”
母亲说：“是，难得的好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就怕咱们欠他太多，还不起。”
## 第四章
父亲恢复原职后，工作比从前更忙了。方砚秋也跟着忙前忙后，两个人经常忙到大半夜才回来。
那几年，县里发展得很快。父亲主抓的几个项目都做得很漂亮，修路、建学校、改造老城区，老百姓都竖大拇指。
有一回省里的领导下来视察，看了父亲负责的几个项目，当场就说：“宋岳亭这样的干部，就该到更大的平台上去。”
没过多久，父亲被提拔为市里的副市长。
搬家那天，方砚秋一直忙前忙后，帮母亲打包行李，指挥搬家公司的人装车。等一切都收拾妥当，他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住了好几年的院子，眼神里全是不舍。
母亲走过去，把一串家里的钥匙塞进他手里：“砚秋，这房子以后就给你住了。虽然我们搬走了，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方砚秋攥着那把钥匙，低着头，半天没说话。等他抬起头的时候，眼眶红得像要滴血。
“嫂子，我舍不得你们。”他的声音哑了。
母亲也红了眼眶，拍了拍他的胳膊：“又不是见不到了，市里离这儿才多远，想我们了就过来。”
父亲在旁边站了很久，走过来拍了拍方砚秋的肩膀：“砚秋，我在市里等你。好好干，争取早点调过来。”
方砚秋重重地点了点头。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从后车窗里看见方砚秋站在院子门口，一直朝我们挥手。槐树的花已经谢了，他就站在那棵光秃秃的树下面，身影显得又瘦又孤单。
车子拐过巷口，他的身影就看不见了。
我转过头，发现父亲也在回头看。他收回目光后，靠在座椅上，轻轻叹了口气。
母亲问他怎么了。
父亲说：“没什么，就是觉得有些对不住砚秋。这些年，名义上是我的助理，实际上他做的比谁都多。可咱们能给他的，太少了。”
母亲安慰他：“砚秋不是图这些的人，他心里有数。”
父亲没再说话，转头看着车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方砚秋是在我们搬走一年后调到市里来的，继续做父亲的助理。他来报到那天，特意带了两只母亲最爱吃的土鸡，还带了一大袋子老家的红薯。
母亲接过那些东西，笑得合不拢嘴，嘴上却说：“你这孩子，大老远的带这些干什么，路上多沉啊。”
方砚秋笑着说：“不沉，知道嫂子爱吃，特意挑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方砚秋和父亲聊起工作，说到兴头上，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像从前一样默契。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忽然觉得，有些情分，真的是时间和距离磨不掉的。
## 第五章
日子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正轨。父亲在市里做副市长，方砚秋还是他的助理，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可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父亲在副市长的位置上干了三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公示期间，一切都很顺利，眼看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周德海的人又出现了。
周德海当年因为行贿和诬告陷害被判了三年，出来后消停了几年，一直在外省做生意。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他搭上了省里的一些关系，生意做得不小。
父亲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的消息传出后，周德海托人带话过来，说想约父亲吃顿饭，叙叙旧。
父亲一口回绝了。
周德海又让人带话，这次语气就没那么客气了。大概意思是，当年的事他记着呢，让父亲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万事大吉了。
方砚秋知道这件事后，专门去找了父亲，让他一定要小心。
“叔，周德海这个人，我查过，这几年在外省的路子很野，不是善茬。”
父亲摆了摆手：“不用担心，我行得正坐得直，他能把我怎么样？”
方砚秋沉默了一会儿，说：“叔，您太正了，有些人的手段，您想象不到。”
父亲看了他一眼，笑了笑：“砚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方砚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他只是说：“叔，不管发生什么，您记住，我永远站在您这边。”
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放心。
可事实证明，方砚秋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就在父亲即将正式被任命为市长的前一周，又有人往省纪委寄了举报材料。这次的举报内容更加恶毒，说父亲在负责的几个项目中收受贿赂，还涉嫌违规提拔干部，材料里附了几张父亲和不同人吃饭的照片。
这些照片比当年的那几张更加清晰，但问题在于，那些饭局都是正常工作应酬，在座的都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谈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
可一旦被拿到举报材料里，味道就变了。
父亲再次被暂停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母亲整夜整夜地失眠，胃口越来越差，瘦了一大圈。我那时候正准备高考，根本静不下心来复习。
父亲倒是很镇定，每天该吃吃该睡睡，只是话比以前少了很多。
他对母亲说：“清者自清，组织会给一个公道的。”
可公道，有时候来得很慢。
一个月过去了，调查没有结论。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论。父亲的任命被搁置了，工作上也不方便安排，他就那么悬在了半空中。
方砚秋这段时间的表现，让我记了一辈子。
他先是找到了照片中每一个饭局的记录，从酒店的菜单到会议的纪要，一样一样地搜集，证明那都是正常的公务接待。
然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关键疑点——照片中有几张是两年前拍的，那时候周德海还在服刑期间，根本没有能力拍摄这些照片。这意味着，周德海在外面还有同伙，而这些照片是有人早就埋下的钉子。
方砚秋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当时拍照的人。
那是一个在市政府后勤部门工作的小科员，叫马建平，是周德海的远房亲戚。周德海入狱前就把他安排进了后勤部门，专门负责拍这些照片。
方砚秋找到马建平的时候，马建平一开始死不承认。直到方砚秋拿出他领工资的记录和周德海给他汇款的凭证，他才慌了神，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原来周德海早在入狱之前，就已经在布局了。他知道父亲性格刚正，不好对付，所以提前埋下了这颗钉子，就等着在关键时刻给父亲致命一击。
方砚秋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好，连同马建平的供述，一起交到了纪委。
又过了半个月，调查结果出来了——举报内容全部查无实据，父亲恢复职务。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市长候选人的提名已经过了窗口期。组织经过综合考虑，决定保留父亲的副市长职务，但不再提名市长。
表面上看起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我知道，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 第六章
父亲恢复工作后，整个人变了很多。
他依然认真负责地处理公务，依然对老百姓的事一丝不苟，但他眼里那种光芒，好像被什么东西蒙住了。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路过父亲的书房，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但眼睛却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鬓角的白发格外刺眼。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
方砚秋也发现了父亲的变化。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工作上更加卖力，试图帮父亲分担更多的压力。
但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能改变的。
父亲被搁置了两年后，收到了调令——去省里担任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表面上是平调，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明升暗降，意味着父亲的仕途基本到头了。
调令下来的那天晚上，方砚秋来我们家吃饭。整顿饭，气氛都很沉闷。父亲倒是强撑着笑容，一直说挺好的，省城的生活条件更好，对母亲的身体也有好处。
方砚秋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给父亲倒酒。
吃完饭，方砚秋没有像往常一样急着走，而是跟着父亲进了书房。我不知道他们在书房里谈了什么，只记得方砚秋出来的时候，眼眶又红了。
他走到门口，转过身，看着父亲，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句：“叔，您多保重。”
父亲站在书房门口，朝方砚秋摆了摆手，笑了一下：“砚秋，你也是，好好干。”
方砚秋走的时候，我站在窗户边看他的背影。他走在路灯下面，影子拉得很长，脚步有些沉重。
我回头看向书房，父亲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那天晚上的画面，就像一张发黄的旧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去省城上任后的第二年，身体就出了问题。
开始只是觉得疲劳，胃口不好，以为是水土不服，没太在意。后来发展到右上腹隐隐作痛，母亲催着他去检查，他总说工作忙，一拖再拖。
直到有一天，他在单位开会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了会议桌上。
送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我永远记得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天。我站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往下坠。
母亲靠在墙上，脸色惨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父亲反而很平静。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我和母亲，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没事，人有生老病死，正常的。”
方砚秋是连夜赶来的。
他推开门走进病房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他走到病床前，看着消瘦了一大圈的父亲，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父亲看见他，抬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砚秋，别这样，坐。”
方砚秋坐在床边，一直握着父亲的手，低着头，肩膀在轻轻颤抖。
那天晚上，方砚秋执意要留下来陪夜。我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见他坐在父亲床边，一整夜没合眼。
天亮的时候，方砚秋从病房里走出来，眼睛红肿得厉害。他在我身边坐下，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说：“怀瑾，你爸他……”
他的话没说完，声音就哽住了。
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的那种悲痛，不是装出来的。
那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儿子对父亲才会有的悲痛。
## 第七章
父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
从确诊到去世，前后不到四个月。
那四个月里，方砚秋每周都要从市里赶到省城，有时候是周末，有时候是工作日下班后连夜开车过来。每次来都带着各种土特产和补品，虽然父亲已经吃不下了。
他会坐在父亲床边，跟父亲说工作上的事，说老家的变化，说新修的公路通车了，说老百姓还惦记着宋县长。父亲听得很认真，有时候听到高兴的地方，会露出笑容。
有一次，父亲精神稍微好了一点，让方砚秋把床头摇高，半坐着跟他说了好一会儿话。
我当时正好出去打热水，回来的时候在病房门口，听见父亲在说：“砚秋，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这身衣服，和对老百姓的承诺。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
方砚秋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他说：“叔，您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砚秋，怀瑾这孩子，性子像我，认死理。以后我不在了，你帮我多照看着点。”
方砚秋的声音有些发抖：“叔，您放心。只要我方砚秋活着，就不会让怀瑾受一点委屈。”
我靠在门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父亲走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雨。
方砚秋当时正在从市里赶来的路上。父亲最后的时刻，一直在看门口，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
母亲把耳朵凑过去，听了好几遍，才听明白他说的是：“砚秋……砚秋……”
方砚秋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二十分钟。他冲进病房，看见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很平和，像是睡着了一样。
方砚秋在门口站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慢慢地走到床边，跪了下去。
他握着父亲已经冰凉的手，额头抵在床沿上，发出了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低吼。
那声音不大，但像一把钝刀子，把在场的所有人的心都割碎了。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不收礼金，不摆排场。但来送行的人还是排成了长队，有市里的领导，有县里的老同事，最多的，是那些自发赶来的老百姓。
有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灵堂前，扑通就跪下了。他一边磕头一边哭：“宋县长，您是个好官啊，您修的那条路，让咱们村子的人再也不愁出门了……”
那老大爷后面还跟着很多人，黑压压地跪倒了一片。
方砚秋从头到尾都在，他帮着料理后事，迎来送往，每一个环节都处理得妥妥帖帖。他眼圈一直红着，但始终没有在人前掉一滴眼泪。
直到葬礼结束，人都散了，他才一个人走回灵堂，站在父亲的遗像前面，呆呆地站了很久。
我走过去的时候，听见他在低声说着什么。
听清了之后，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他说的是：“叔，您走了，我方砚秋这辈子，再也没有可以叫爹的人了。”
## 第八章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跟着垮了。
她原本身体就不好，父亲走后，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主心骨，不到一年时间就老了好多。
方砚秋来省城看望母亲的次数更勤了。每次来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陪母亲说话，帮她收拾屋子，有时候还会下厨做几个菜。
母亲总说：“砚秋啊，你工作那么忙，不用总往这儿跑。”
方砚秋只是笑：“嫂子，我不忙。您一个人住着，我不放心。”
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方砚秋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赶过来了。他到医院的时候，我正守在母亲床边，他推门进来，额头上全是汗。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他语气很急。
我说只是急性肠胃炎，没有大碍，他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方砚秋又执意要留下来陪夜。我劝他回去休息，他摇了摇头：“怀瑾，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吧。当年你爸走的时候，我没能陪他最后一程，这是我心里永远的遗憾。”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看见他眼角有光在闪。
我什么都没再说，把位置让给了他。
母亲的病住了十来天院就好了。出院那天，方砚秋亲自来接，还特意做了母亲最爱喝的冬瓜排骨汤，用保温桶装着。
母亲喝了一口汤，眼眶就红了。她放下勺子，看着方砚秋，叹了口气：“砚秋，这些年，我们家欠你太多了。”
方砚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嫂子，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当年要不是叔收留我，我方砚秋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了。”
母亲摇摇头：“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你叔在世的时候，从来没觉得你欠我们什么。他总说，你们老方家要是还有人，你也不至于一个人苦成那样。他把你当成半个儿子看。”
方砚秋听了这话，手里的碗慢慢放下了。
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哑着嗓子说了句：“我知道。”
那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完成了学业，参加了工作，进入基层一步步锻炼。方砚秋则在仕途上稳扎稳打地走着，从市里调到省里，级别也越来越高。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他都会来家里看望母亲，有时候带些水果，有时候带些保健品，从来不空手。我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也会向他请教。他从不敷衍，每次都是认认真真地帮我分析，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有一回，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特别难缠的对手，差点翻了船。方砚秋知道后，连夜给我打了个很长的电话，帮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
电话最后，他说：“怀瑾，你记住，做官也好，做人也罢，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底线。你父亲一辈子最珍视的就是那身衣服的干净，你也要守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给他丢人。”
我在电话这头，郑重地点了点头。
## 第九章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转眼间，我在仕途上一步步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从基层办事员到科长、副处长、处长，再到副市长、市长，一路踏踏实实，没有任何投机取巧。
组织上对我的评价是：作风扎实，清正廉洁，群众口碑好。
每当听到这样的评价，我都会想起父亲。要是他还在，应该会为我感到骄傲吧。
去年年底，我接到了一纸调令——调任江南省委书记。
江南省，就是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方砚秋现在任职的省份。方砚秋当时是江南省的常务副省长，政绩斐然，口碑也很好。
接到调令的那天晚上，我给方砚秋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语气很平静：“怀瑾，我听说你要来了。”
我说：“方哥，以后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你现在是书记，我是省长，得注意影响。”
我也笑了：“哥，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夜色中的城市，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从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方砚秋，到现在整整四十年。四十年来，他从一个瘦削拘谨的年轻人，变成了一省之长。而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男孩，变成了省委书记。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调令下达后有一段时间的交接期，我利用这段时间，把江南省的情况好好地摸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不太寻常的事情。
是关于方砚秋的。
他在常务副省长任上的最后两年，经手了几个重大项目。这几个项目的审批速度异常地快，而且中标的企业中，有一家叫“德海实业”的公司，拿到的是最大的一块蛋糕。
德海实业。
我盯着这个公司名字看了很久。
周德海。
我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发现德海实业的法人代表虽然不叫周德海，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周德海的女婿。换句话说，这家公司的背后，就是周德海。
而方砚秋在审批这几个项目的时候，没有任何违规记录。所有的程序都合法合规，挑不出半点毛病。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隐隐的不安。
方砚秋和周德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压下心中的疑虑，决定先不动声色。
今年年初，方砚秋的任命下来了——江南省省长。
按照惯例，新省长上任，省委这边要组织一个欢迎会。通知发下去后，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那天下午，我带着省委办公厅的几个人，提前到了会议室。
三点整，门被推开了。
方砚秋走了进来。
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见面了。他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也多了很多皱纹。但他的身形依然挺拔，目光沉稳有力，整个人透出一种久经宦海的气度。
他身后跟着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人，一行人走进会议室，气氛一下子庄重起来。
我主动迎上去，朝他伸出了手。
“方哥，欢迎你来江南。”我笑着说。
这是我上任后和他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我选择了一个最亲近的称呼，既是真心实意地表达对长辈的尊重，也是想给在场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方砚秋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凉，力道很轻，蜻蜓点水一般握了一下就松开了。
然后他淡淡地应了一声：“嗯。”
就一个字。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和他之间来回游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我的秘书小刘站在旁边，脸都僵了。
我倒是很平静，笑了笑，侧身让开：“请坐吧，方省长。”
方砚秋点了点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坐下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正眼看我一眼。
欢迎会按照流程走完了。方砚秋发了个言，中规中矩，该说的都说了，但语气从头到尾都是公事公办的冷淡。
会议结束后，他第一个起身离席，没有和任何人寒暄，带着他的人径直走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了，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微妙。
小刘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宋书记，方省长他……”
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工作去吧。”
小刘识趣地闭了嘴，退开了。
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方砚秋刚才坐过的那个位置，陷入了沉思。
那一声冷淡的“嗯”，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冷淡。
那里面有东西。
而且是很深的东西。
## 第十章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打开电脑，调出了德海实业的所有资料。
德海实业，注册于十二年前，法人代表叫马文博，是周德海的女儿周晓雯的丈夫。
公司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在江南省拿下了不下十个重大项目，总标的额超过两百亿。
而方砚秋作为分管经济的常务副省长，这些项目无一例外都经过他的手。
我调出了每一个项目的审批流程，翻来覆去地看了整整一夜。
程序上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该招标的招标，该公示的公示，该专家评审的专家评审，所有环节都合规合法。
但问题就在于——太合规了。
合规到像是有人精心设计过的。
我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深知一个道理：真正的猫腻，往往不会藏在违规的地方，而是藏在那套看似滴水不漏的程序里。
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项目的评审专家中，有几位出现了不止一次。按照常规做法，大型项目的评审专家应该是随机抽取的，同一个专家连续多次出现在同一家公司中标的项目评审中，这种概率不是没有，但确实不太寻常。
我把那几位专家的名字记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给省审计厅的厅长老吴打了个电话，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老吴是我在省委上任后第一个主动接触的部门负责人。他这个人我提前摸过底，业务能力强，性格耿直，在审计系统干了三十多年，谁的面子都不给，得罪过不少人，但也因此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老吴来了之后，我开门见山地说：“吴厅长，我想调阅过去五年省内所有重大项目的审计报告，尤其是和德海实业有关的。”
老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那么一瞬间的惊讶，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宋书记，这些报告我可以给您调。但是我想提醒您一句，德海实业在省里的根基很深。”
我说：“有多深？”
老吴沉默了一会儿，说：“深到不好碰。”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报告你尽快拿来，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老吴站起来，郑重地点了点头：“宋书记，你放心。”
老吴走后，我站在窗前，看着省政府大楼的方向，心里翻涌着很多念头。
方砚秋，你到底在做什么？
还是说，你被什么人拿住了什么把柄？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件事都不能贸然行事。
我决定暂时不打草惊蛇，先从外围入手，把事情的真相一点一点地挖出来。
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方砚秋打来的。
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
“方哥。”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方砚秋的声音传过来，语气比昨天在会议室里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然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疏离。
“怀瑾，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 第十一章
我们约在省委家属院附近的一家私房菜馆。
这家馆子藏在一条老巷子里，门脸不大，里面只有四五个包间，不对外挂牌，来吃饭的都是熟人介绍。以前父亲在省城的时候，偶尔会带我们来这里，母亲喜欢这里的清蒸鲈鱼。
方砚秋订了最里面那个包间。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里面了。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清淡的家常菜，中间那条清蒸鲈鱼格外显眼。
方砚秋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茶，正看着窗外。听见门响，他转过头来，朝我点了点头。
我注意到，他今天穿的不是正装，而是一件深灰色的夹克，看起来随意了很多。但眉宇之间那股紧绷的气息，依然没有散去。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我坐下后，他给我倒了杯茶，推到我面前。然后自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看着我。
“昨天在会议室的事，别往心里去。”他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现在是省长，你是书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好太随便。”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方砚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放到我面前的碟子里：“你小时候最爱吃鱼，每次你妈做鱼，你都能多吃一碗饭。”
我低头看着碟子里那块鱼，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方哥，你还记得这些。”
“怎么不记得。”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低沉，“当年在你家住了那么多年，你小时候的事，我比谁都清楚。”
说着，他又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自己碗里，却没有吃，只是用筷子轻轻地拨弄着菜叶。
“怀瑾，你爸要是还在，今年该七十三了。”他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是，属龙的，七十三。”
“七十三，八十四，都是坎。”方砚秋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空洞，像是在想着很远的事情，“当年你爸走的时候，才多大？五十一。人生啊，真他娘的没意思。”
我很少听方砚秋骂粗话，有些意外地抬起头看他。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摆了摆手，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怀瑾，我想问你一件事。”他放下杯子，看着我的眼睛。
“您说。”
“你来江南，是自己选的，还是组织安排的？”他的目光很犀利，像是要把我看透。
我坦然地说：“组织安排的。但江南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我也愿意来。”
方砚秋听了，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像是在心里确认了什么事情，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那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江南这潭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省委书记想碰就能碰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继续说：“你来江南，好好做你的书记，把经济搞上去，把民生改善好。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太较真，对谁都没好处。”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方哥，你说的‘有些事情’，指的是什么？”
方砚秋没有正面回答。他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有些东西，你看看就知道了。看完了，自己想清楚。”
我拿起信封，感觉到里面是一沓照片。
“现在别看。”方砚秋制止了我，“回去再看。”
我收起了信封，看着方砚秋的眼睛。
“方哥，我从小到大，你一直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父亲在的时候总说，你是个好人，让我跟你多学。这些年，我也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方砚秋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我继续说：“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希望你能相信我。也希望能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
方砚秋沉默了很长时间。
包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然后，他缓缓地放下了茶杯，看着我，眼睛里有那么一瞬间的湿润。
但那丝湿润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
“怀瑾，你长大了。”他说，“很像你父亲。”
说完，他站起身来，拿起外套。
“账我已经结了。照片你回去慢慢看。看完了，如果想找我谈，随时可以打电话。”
他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终，他只是说了句：“保重。”
然后推门出去了。
包间的门轻轻合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桌上那条几乎没怎么动的清蒸鲈鱼。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个信封，手指摩挲着牛皮纸的质感。
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 第十二章
回到省委宿舍已经快十点了。
我关好门，拉上窗帘，坐到书桌前，打开了那个信封。
里面是七八张照片，拍的都是同一类内容——方砚秋和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在不同的场合见面。
那个男人，就是周德海。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这些照片，心跳越来越快。
照片的拍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一张，右下角的时间戳显示是六年多前。最晚的一张，就在两个月前。
拍摄地点各不相同。有茶楼、有饭店、有高尔夫球场、还有一张是在某个私人会所的门口。
每一张照片里，方砚秋和周德海都显得很熟稔。有一张里，周德海正凑在方砚秋耳边说着什么，方砚秋微微侧头，表情很专注。
最让我心惊的，是最后一张。
时间是一个多月前，地点看起来像是某个私人别墅的院子。照片上方砚秋和周德海并肩坐在凉亭下，面前的石桌上摆着茶具和几碟点心。周德海手里举着一个酒杯，正在向方砚秋敬酒。方砚秋也举着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这张照片的背景里，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凉亭的柱子上，挂着一幅字，虽然拍得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认出了那几个字。
“厚德载物”。
落款是一个名字，我眯着眼睛仔细辨认了一下，心跳漏了一拍。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这幅字，是父亲当年送给方砚秋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父亲到省城任职的前一年，方砚秋过生日，父亲亲手写了这四个字送给他。父亲说，砚秋，你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厚道，我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厚道。
方砚秋当时接过那幅字，郑重其事地裱好，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
而现在，这幅字出现在了一个私人别墅的凉亭里。出现在了一张方砚秋和周德海觥筹交错的照片里。
我盯着照片，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直窜到头顶。
方砚秋给我这些照片，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看清他和周德海的关系，然后知难而退？
还是说，他想通过这些照片告诉我什么信息？
我把照片翻过来，发现最后一张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很小的字。
字迹很潦草，但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方砚秋的字。
上面写着：“德海山庄，春山路十八号。周每月的第二个周六在这里招待客人，名单在书房保险柜里。”
我的瞳孔骤然收缩。
方砚秋不是来警告我的。
他是来给我提供线索的。
但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要借吃饭的机会，把这些照片偷偷塞给我？
他大可以直接跟我说啊。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一个念头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方砚秋被监控了。
或者说，他被人盯着，不方便直接跟我说话。
所以他用了这种方式，用一个看似警告的姿态，把最关键的线索交到了我手里。
昨天在会议室里的冷淡，今天在饭桌上的试探，包括那些“有些事别碰”的告诫，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想让我知道什么。
但他不能明说。
我的后背冒出一层冷汗。
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那意味着江南省的水，比方砚秋说的还要深。深到连一省之长都不敢轻举妄动。
我重新拿起手机，翻出方砚秋今天打来的那个电话号码，盯着看了很久。
最终，我没有拨出去。
如果他被监控了，这个电话未必是安全的。
我把照片和那个信封一起锁进了保险柜，然后坐在黑暗里，开始认真地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 第十三章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在省城西郊的陵园里，位置很好，背山面水，墓碑前摆着一束已经有些枯萎的菊花，应该是母亲前几天来过了。
我站在墓碑前，看着碑上父亲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目光温和而坚定。
“爸，我来了。”我蹲下身，把新买的菊花放在碑前，然后坐到了旁边的石阶上。
陵园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松柏的沙沙声。远处的城市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爸，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我望着墓碑上父亲的照片，声音很轻，“方哥他……可能遇到麻烦了。”
没有回应，只有风吹过。
“他手里有很多关于周德海的证据，但他不敢交出来。他连跟我说句话都要偷偷摸摸的。爸，江南省的水到底有多深？周德海的背后，到底站着谁？”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交握在膝头的双手。
“方哥还是像当年一样，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他给我那些照片，是想告诉我真相，但他又不想把我卷进去。爸，您说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性子。”
说着说着，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爸，我不会让方哥一个人扛的。当年他豁出命来救您，又花那么大力气帮您洗清冤屈。这份情义，儿子都记着呢。如今该轮到我来做了。”
我在父亲墓前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整座陵园。
临走的时候，我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您在天上看着。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不给您丢人。”
回到省委大院，我把秘书小刘叫了进来。
“刘秘书，帮我查一个人。”
“您说。”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有没有一个叫龚建民的人？”
小刘想了想，说：“有，龚建民，经侦总队副总队长，从警三十多年，专办经济大案，破获过好几个全国有名的大案。不过他前年因为身体原因，主动申请退居二线了，现在在省警校挂了个副校长的闲职。”
“身体原因？”我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小刘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宋书记，坊间有一些说法，说龚建民当年在查一桩经济大案的时候，查到了不该查的人，被人按下来了。他所谓的身体原因，其实是被人整的。”
我心中一动：“什么案子？”
“听说和德海实业有关。不过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毕竟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点了点头，让小刘先出去了。
然后我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省警校的号码。
“你好，我是省委宋怀瑾，请帮我找龚建民副校长。”
## 第十四章
龚建民今年五十六岁，个头不高，身形精瘦，脸上沟壑纵横，一看就是长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老公安。
我和他在省警校的操场上见面。这是他自己选的地点，说操场开阔，说话方便。
我们绕着四百米的跑道慢慢地走，边走边聊。
“龚校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些事情。”我开门见山。
龚建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几分无奈：“宋书记，您来找我，应该不是想了解教学工作情况吧。”
我也笑了：“明人不说暗话。我想了解德海实业的事。”
龚建民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他沉默着走了几十米，才开口说话。
“宋书记，您知道我是怎么退下来的吗？”
“听说过一些。”
“那您应该知道，这件事不好碰。”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听出那平静下面的波澜。
“德海实业背后的人，已经超出了经侦总队的管辖范围。我当年查到这个份上，才知道自己碰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座山。”龚建民停下来，转身看着我，“宋书记，您是省委书记，论级别您比他们高。但有些力量，不是级别能压得住的。”
我看着他：“龚校长，我不想绕弯子。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摇头。我不为难你。”
龚建民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
“德海实业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周德海？”
龚建民点头。
“周德海在省里，是不是有保护伞？”
龚建民沉默了几秒，又点了点头。
“这个保护伞的级别，是不是在省部级？”
龚建民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说了一句话。
“宋书记，我父亲是个老公安，他教过我一句话——办案子，就像拆炸弹，剪哪根线，什么时候剪，都得看准了。剪错了，炸的是自己。剪早了，炸的还是自己。”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你觉得，现在到了该剪的时候吗？”
龚建民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最后，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在泥土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用脚把那几个字抹平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低头看着那片被他抹平的泥土，心中翻涌着惊涛骇浪。
虽然字迹已经被抹去了，但我还是看清了。
他写的是一个名字。
一个曾经在江南省官场呼风唤雨，如今已经退休但余威犹在的名字。
范仲远。
## 第十五章
范仲远。
这个名字，在江南省的历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他今年快八十了，从基层一路做到省委副书记，在江南省深耕了将近五十年，门生故吏遍布全省。虽然已经退休快二十年了，但他在江南省的影响力，依然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方方面面。
我曾经听父亲提起过这个人。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有一次父亲和几个老同事在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有人提到了范仲远。父亲当时端着酒杯，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句：“那个人，不简单。”
当时我还小，不明白父亲这四个字的深意。后来我慢慢长大，才知道范仲远在江南省官场的分量。
他在位的时候，江南省的干部提拔任用，几乎都要经过他的点头。退休之后，这种影响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他的人遍布各个关键岗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而周德海，就是这张网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周德海最早起家，靠的就是范仲远的儿子范明远的扶持。范明远虽然没有走仕途，但凭借着父亲的关系网，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他名下有好几家公司，涉及房地产、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资产规模惊人。
周德海最早就是范明远手下的一个包工头，靠着范家的关系，一步步把生意做大。后来周德海自己单飞，成立了德海实业，但他和范家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
换句话说，德海实业的背后，站着的是范家。
而方砚秋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因为范家的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一个刚上任的省长，根基不稳，如果贸然出手，不但扳不倒范家，反而会把自己搭进去。
所以他用了最笨也最聪明的办法。
他用六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搜集证据，一点一点地接近周德海，取得他的信任，进入他的核心圈子。
那些照片，不是别人拍的。
是方砚秋自己让人拍的。
他用这些照片作为投名状，让周德海相信他是“自己人”。
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拿到那份名单——那份藏在德海山庄书房保险柜里的名单。
名单上的人，才是这张利益网的真正核心。
理清了这些，我只觉得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方砚秋这六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每天和周德海称兄道弟，每次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每次看着父亲那幅“厚德载物”的字挂在周德海的别墅里，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想起他在饭桌上说的那句话。
“人生啊，真他娘的没意思。”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句话里的全部苦涩。
## 第十六章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表面上按部就班地处理省委的日常工作，该开会的开会，该调研的调研，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暗地里，我开始着手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摸清德海实业的底。
我让省审计厅的老吴把德海实业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全部调了出来，一份一份地仔细研究。表面上看，德海实业的账目很干净，该交的税都交了，该走的程序都走了，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但老吴给我指出了一个细节。
德海实业中标的项目中，有将近一半都出现了预算追加的情况。也就是说，中标的时候是一个价，做到一半又追加了预算。追加的幅度虽然每次都不大，在合理范围内，但次数多了，累积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是在钻制度的空子。”老吴说，“单看每一次追加，都是合规的。但如果把这些项目串联起来看，就能发现一个规律——追加预算的审批，几乎都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审批的人是谁？”我问。
老吴翻了翻材料，抬头看着我：“省发改委原来的主任，去年调走了。现在发改委负责审批的，是他的老部下。”
“调走的主任叫什么？”
“范学勤。”
我心里咯噔一下。范学勤，就是范仲远的侄子。
第二件事，是暗中接触龚建民，让他帮我梳理德海实业的违法证据。
龚建民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他在经侦系统干了三十年，手上有大量的案源线索。这些线索当年没能用上，但他一直留着，没有销毁。
“宋书记，这些材料我可以给您。”龚建民在电话里说，“但我必须提醒您，光凭这些，动不了范家。您需要一个突破口。”
“什么样的突破口？”
“一击必中的那种。”龚建民的语气很严肃，“周德海的生意不干净，这谁都知道。但每次查他，都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他总能提前把屁股擦干净。您要是想动他，就必须出其不意，拿到铁证如山的东西。”
我握着话筒，脑子里飞速地转动着。
方砚秋给我的那张纸条上写着，周德海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会在德海山庄招待客人，名单在书房的保险柜里。
下一个第二个周六，就在五天后。
第三件事，是寻找一个可靠的执法力量。
这件事的风险极大。如果行动泄露，打草惊蛇不说，方砚秋这六年多的卧薪尝胆就全白费了。我必须找一个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来执行这次行动。
思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人。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郑远征。他是我在中央党校的同学，为人刚正，嘴巴严实，最关键的是，他和江南省本地官场没有什么瓜葛，是三年前从外省交流过来的。
我约郑远征在省委大院后面的小巷子里见面。那条巷子有一家卖馄饨的老店，开了三十多年了，老板是个聋哑人，店里连个监控都没有。
我要了一碗馄饨，等郑远征来了，给他也叫了一碗。
“老郑，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忙。”我一边吃馄饨一边说。
郑远征搅着碗里的馄饨，看着我：“你说。”
“我需要你的人，执行一次秘密行动。这次行动不经过省公安厅的正常程序，直接由我指挥。行动的目标、时间、地点，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这次行动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果出了事，我会承担全部责任。但你必须保证，你的人绝对可靠，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郑远征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吃了一个馄饨，又吃了一个，然后放下勺子，看着我。
“怀瑾，你我认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吧。”
“十五年。”郑远征点了点头，“这十五年来，你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对不起良心的事吗？”
“没有。”我回答得很干脆。
“那我信你。”郑远征说，“人我给你，要多少？”
“一个小组，六个精锐。加上你，七个。”
“行。”郑远征站起来，把馄饨钱压在碗底，“什么时候行动？”
“五天后。具体的时间地点，我会在行动前三个小时告诉你。”
郑远征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怀瑾。”
“嗯？”
“别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你可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死不起。”
我被他这句话逗笑了，摆了摆手让他赶紧走。
等郑远征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我才收起笑容，低头看着碗里剩下的馄饨汤。
汤已经凉了，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油花。
我端起碗，一口一口地把凉汤喝完，心里默默地盘算着五天后的行动方案。
## 第十七章
五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这五天里，我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在各种场合和方砚秋碰面。我们之间的互动依然冷淡，他见了我还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也没有主动示好。
整个省委省政府大院，都在传我和方砚秋不和的消息。有人说方砚秋瞧不上我，觉得我比他年轻，却做了他的上级。有人说我和方砚秋之间有旧怨，关系很僵。
这些传言越传越广，最后连省里的老干部都听说了，还有人专门打电话来问我情况。
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
这样的传言，正是我需要的。
周六终于到了。
那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批阅文件。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还和几个厅长聊了一会儿天。下午三点，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拉上窗帘。
然后我拨通了郑远征的电话。
“老郑，今晚十点，春山路十八号，德海山庄。目标是一间书房里的保险柜，我需要里面的所有东西。行动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以内。人员装备你自己安排，但有一条——不许开枪，不许伤人。”
郑远征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我说，“行动结束后，所有材料直接送到我这里，不许任何人经手。你的人，每个人都要签保密协议，由你亲自负责。”
“放心。”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空。
今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我拿出手机，给方砚秋发了一条短信。这是我到江南后，第一次给他发短信。
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哥，今晚下雨，记得带伞。”
这是我和他之间约好的暗号。
如果行动成功，我会给他发“记得带伞”。如果行动失败，我会发“伞坏了，不用送了”。
方砚秋没有回复。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晚上九点半，我坐立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窗外的雨终于下了起来，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九点五十，郑远征发来一条消息：“就位。”
十点整，第二条消息：“行动开始。”
我攥着手机，指节捏得发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十点零四分。
十点零五分。
十点零六分。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十点零八分，手机终于亮了。
郑远征的消息只有两个字：“得手。”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整个人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郑远征站在门外，浑身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滴。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鼓鼓囊囊的。
“东西都在里面。”他把公文包递给我，“保险柜里的所有材料，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接过公文包，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辛苦了。”我说。
郑远征摆了摆手，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怀瑾，那里面的人……”他顿了一下，“周德海在不在？”
“在。”我说。
郑远征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我们进去的时候，周德海在客厅里睡着了。他喝了不少酒，趴在茶几上，呼噜打得震天响。保险柜在二楼书房，密码是开着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密码是开着的？”
“对。”郑远征点了点头，“保险柜没有锁，一拉就开了。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像是专门准备好等着我们去的。”
我的脑子里飞速地闪过一个念头。
方砚秋。
一定是他。
他今天也在德海山庄。
他用了某种方法，灌醉了周德海，提前打开了保险柜的密码锁。
他早就知道今晚有行动。
他一直在配合我。
## 第十八章
我连夜翻看了保险柜里的所有材料。
那是一份又一份的名单、账本、银行流水、合同副本，以及大量足以毁掉一个省级利益网络的证据。
德海实业这些年拿下的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一笔回扣。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工程招标、款项拨付，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分一杯羹。回扣的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分给谁的、多少比例、通过哪个壳公司走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范仲远的名字，在账本上出现了不下五十次。他的儿子范明远，更是德海实业的真正幕后老板之一。
除此之外，名单上还涉及了省里多名厅局级干部、市县的处级干部，甚至连已经调走的那位范学勤，也在名单之中。
这些证据，足以把这张盘踞在江南省几十年的利益网，连根拔起。
但与此同时，我也在账本上看到了一个让我触目惊心的名字。
方砚秋。
在一份记录项目审批回扣的账本中，方砚秋的名字赫然在列。账本显示，他在近三年间，一共收受了德海实业超过两千万元的回扣，分多次通过不同的壳公司打入他指定的账户。
我盯着那几行字，手里的纸张微微颤抖。
是真的？还是周德海故意做的假账？
按照方砚秋的性格和这些年的为人，我绝不相信他会受贿。但这份账本，如果作为证据提交上去，方砚秋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且，如果这份账本是真的，那意味着方砚秋为了取得周德海的信任，用了最决绝的手段——他亲手把自己的把柄交到了周德海手里。
一个身家清白、前途无量的高级干部，为了扳倒一张利益网，不惜自污其身，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上了赌桌。
这不是胆识。这是赴死。
我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话：“砚秋这孩子，仁义。”
仁义到，把自己都豁出去了。
我合上账本，手指按在微微发烫的封面上，心中百感交集。
方砚秋，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情？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份账本，不能原封不动地交上去。
我必须想办法，把方砚秋的名字从账本中摘出来。
这件事我不能假手任何人，只能自己来做。
账本的每一笔记录，对应的时间、地点、金额、走账路径，我全部逐条做了标注。然后调出方砚秋这三年的工作日程、会议记录、出差记录、通话记录，一条一条地比对。
连续一个礼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关起门来逐一排查。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饿了就啃几块饼干。办公室的烟灰缸里，烟头堆得像座小山。
排查到第四天夜里，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疑点。
账本上记录，前年三月十二日，方砚秋在省城某酒店与德海实业的人见面，收取回扣现金一百万元。
但方砚秋的出差记录显示，那天他根本不在江南省——他去了北京，参加为期三天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全程没有离开过驻地。
也就是说，这笔所谓的回扣，是空穴来风。
紧接着，第二个疑点出现了。
账本上记录的另一笔回扣，走的是境外账户。我顺着账户信息查下去，发现这个所谓的“方砚秋指定账户”，实际上是范明远名下的壳公司。
方砚秋的名字，是被有意写进账本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拉他下水。
那笔两千多万的回扣，从头到尾，方砚秋没有拿过一分钱。他只是在周德海的账本里，被迫做了一个垫背的。
我继续往下查，又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
账本中有一页，夹层里面藏着另一份名单——一份更加精简的名单，手写体，字迹我认得，是方砚秋的。
那份名单上，全是范家利益网络的真正核心成员。名字、职务、涉案金额、证据线索，写得清清楚楚。
落款处，是方砚秋的签名。
他把这份名单藏在周德海的保险柜里，就是等着有朝一日，有人能发现它。
这个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
但不管是谁，方砚秋已经做好了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
因为他在签名下面，还用极细的笔画写了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
“宋叔，砚秋没给您丢人。”
我看着那行字，视线瞬间模糊了。
## 第十九章
拿到证据后的第十天，我去了一趟北京。
临行前，我给方砚秋发了第二条短信：“伞已备好，择日送还。”
这次他回复了，只有两个字：“小心。”
我带着全部证据材料，走进了中纪委的大门。
负责接待我的是中纪委的一位副书记，姓廖，年近六十，目光如鹰，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他在办公室里看完了我带来的所有材料，看了整整四个小时。
期间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偶尔皱一下眉头，偶尔用手指敲击桌面。
看完最后一页，廖副书记摘下老花镜，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宋怀瑾同志，”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你知道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我平静地说，“意味着江南省盘踞了五十多年的一张利益网，要被连根拔起。”
“不止是江南省。”廖副书记摇了摇头，“范仲远的人，不只是江南一个省。你这份材料，牵扯的范围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如果全部查实，恐怕会是一场大地震。”
他顿了顿，又说：“你想清楚了？你今年才四十七岁，前途无量。这件事如果抖出去，你会得罪很多人。有些人，不是范仲远，但和范仲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拿掉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片人。”
“我想清楚了。”我说，“我父亲生前教导我，做官不是为了让人夸，是为了对得起良心。”
廖副书记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你父亲是宋岳亭？”
“是。”
他点了点头：“你父亲是个好官。当年他在县里做的几个项目，后来被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可惜走得太早了。”
我说：“谢谢您记得他。”
廖副书记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这年头，有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有人敢碰硬，坏事是容易碰得头破血流。”
他转过身：“材料我收下了。但你给我几天时间，我需要做一些核查。”
“需要多久？”
“短则一周，长则半个月。”廖副书记说，“你回江南，等我消息。这段时间，你正常上班，正常开会，一个字都不要提。这件事出了这个办公室的门，你就要把它烂在肚子里。”
“我明白。”
走出中纪委大门的时候，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碎的雪花。
我站在门口的石狮子旁边，裹紧了身上的大衣。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方砚秋发来的短信。
“今晚六点，老地方见。”
## 第二十章
这一次，我们约的不是私房菜馆。
方砚秋换了个地方，在城南一条老街的羊肉汤馆里等我。馆子很小，七八张桌子，墙上糊着泛黄的报纸，灶台就在门口，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翻滚着奶白色的羊肉汤。
我到的时候，方砚秋已经坐在最角落的那张桌子前了，面前摆着两碗羊肉汤，一盘刚出锅的葱油饼。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羽绒服，领子竖着，看起来很普通，就像这条街上随便一个大叔。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坐下，端起羊肉汤喝了一口。汤很浓，放了胡椒粉，热辣辣的一股暖流从喉咙滑到胃里，浑身都暖和了起来。
方砚秋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天去北京了。”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我放下碗，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猜的。”他低头搅着碗里的汤，声音很轻，“你拿到保险柜里的东西，算算时间，也该去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方哥，你早就知道我会动手。”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从你来江南第一天，我就知道你会动手。你和你父亲一个性子，认死理。看见不对的事，非要把是非对错分得清清楚楚不可。这样的性子，在官场上容易吃亏。但也是这个性子，让我知道，我可以把那些东西交给你。”
“那些照片，是你给我的线索。”
“那些照片，是你给我的信号。”
“嗯。”
“保险柜的密码，是你打开的吧？”我问。
方砚秋夹了一块葱油饼，慢慢地嚼着，没有否认。
“六年，我等了整整六年，才等到这个机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对自己说，“周德海这人疑心很重，前几年他从来没真正信任过我。直到去年，范家出了一件事，急需有人帮他们在省里压住局面，我才算是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核心圈子。”
“什么事？”
“范明远在临省的一个矿，出了安全事故，死了五个人。范家花了大价钱把事情压下去了，但在省里层面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帮他们兜底。”方砚秋的嘴角扯了一下，“我就是那个‘有分量的人’。是我帮他们开了绿灯，让他们逃过了一劫。从那以后，周德海才把我当成自己人。”
“那五条人命……”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放心，该留的证据我都留了。”方砚秋的目光冷了下来，“这笔账，迟早要算。”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汤。
“方哥，账本上为什么有你的名字？”
方砚秋的手顿了一下，然后他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那名字是周德海让会计加上去的。他想拉我下水，又不敢逼得太紧，所以自己伪造了几笔虚假走账，准备等哪天我不听话了，拿这个来要挟我。”他顿了顿，声音里多了几分自嘲，“不过也正好，有这份账本在，周德海对我的戒心彻底没了。他觉得我和他一样，身上都沾着洗不掉的脏东西。”
“可你根本没拿过那些钱。”
“这不重要。”方砚秋摇了摇头，“重要的是，账本上写着我的名字。如果这份账本作为证据提交上去，我一样要接受调查。最好的结果，也是被调离岗位，仕途到此为止。”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你早就想好了这个结局？”我问。
“六年前就想好了。”方砚秋端起汤碗喝了一口，然后放下，“六年前我决定接近周德海的时候，就知道这条路走到最后，我自己的脚上也沾着泥。但你父亲当年教过我一句话——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这身衣服脏了可以换，良心脏了，洗都洗不干净。”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坦荡。
“怀瑾，我不怕被查，也不怕仕途到此为止。我怕的是，范仲远那张网再这么织下去，整个江南省都要被他们蛀空了。你父亲当年是怎么护着老百姓的，你是亲眼见过的。如今这江南省，是他当年拿命护过的地方。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烂在这些人手里。”
羊肉汤的热气在我们之间升腾，模糊了方砚秋的脸。
我看着眼前这个人，看着他已经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眼角深刻的皱纹，看着他左手食指上那道永远消不掉的伤疤。
忽然之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 第二十一章
方砚秋放下汤碗，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看着我说：“怀瑾，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廖副书记是我在北京最信任的人。你去找他的事，他刚刚已经跟我通过气了。”
我愣住了：“你认识廖副书记？”
“何止认识，他是你父亲的老战友。当年你父亲能一步步做到那个位置，廖副书记在中间帮了不少忙。”方砚秋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敲，“廖副书记明年就退了，但他手里的权限，足够在退之前把这件事办完。这是天时。”
我看着方砚秋，久久说不出话来。原来从头到尾，他布的局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他背后还有廖副书记这样的人物，还有一张我至今没有完全看清的关系网。
“你跟廖副书记约定了什么？”
“他配合调查，收集证据，协调中央层面的力量。我们这边负责地方层面。两份证据同步推进，不给范家反应的时间。”方砚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摊在桌上，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和账本夹层里那份一模一样，“这份名单上的核心人物一共有十四个人。你在江南稳住局面，廖副书记在北京动手。时间就定在下周一。”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问了一句：“准备好了吗？”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附近有谁家在办喜事。噼里啪啦的响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和店里碗筷碰撞的声音、食客闲聊的声音混在一起，让这个冬夜多了几分市井的热闹。
我坐在方砚秋对面，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
父亲坐在书房里批阅文件的背影。方砚秋跪在父亲遗体前的压抑哭声。老吴递给我审计报告时的凝重表情。龚建民在泥土上写下范仲远三个字时的决绝。
还有账本夹层里那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宋叔，砚秋没给您丢人。
我把最后一口羊肉汤喝完，放下碗，看着方砚秋的眼睛说：“哥，我爸要是还在，他今晚一定会跟你喝一杯。”
方砚秋的手顿了一下。他低下头，筷子在碗里漫无目的地搅了几下，好一会儿才开口：“这六年，我每天晚上闭上眼，就会想起你爸的样子。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说，砚秋，怀瑾这孩子性子像我，认死理，你帮我多照看着点。”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答应过他，这辈子不会让怀瑾受一点委屈。可到头来，我还是把你卷进来了。”
“哥，”我打断他，“你要是把我当外人，从一开始就不会给我那些照片。你早就知道我会卷进来，而且你从来就没打算拦着我。”
方砚秋抬起头看着我，眼角好像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很快就垂下眼睫，笑了一声，笑得很轻很淡：“你果然像你爸。”
“走吧，”他站起来，把那张名单折好重新装进口袋，“你今晚就回去。该准备的，一样一样来。下周一之前，别让任何人看出异常。尤其是范家的人。周德海丢了一个保险柜，用不了多久就会反应过来。”
走到门口，冷风裹着细碎的雪花扑过来。方砚秋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高处，回头看了我一眼：“怀瑾，从现在开始，到周一行动之前，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联系。电话、短信、见面，都不行。万一出了纰漏，你记住，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完转身就走，脚步很快，像是怕自己反悔似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越来越小，渐渐融进了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寒风顺着领口灌进来，浑身一阵发凉。可胸腔里有一团滚烫的东西，怎么也凉不下来。
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我坐在书桌前，把方砚秋之前给我的那个信封重新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翻看那些照片。照片上方砚秋和周德海觥筹交错的样子，现在看来，每一张都是他去赴死的证据。
翻到最后一张——德海山庄凉亭下，周德海举杯敬酒，方砚秋面带笑意，背景里父亲那幅“厚德载物”的字依稀可辨。
照片背面还留着方砚秋那行潦草的字迹。德海山庄，春山路十八号。名单在书房保险柜里。
我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张照片，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年我大概八九岁，放暑假在家无聊，跑去翻方砚秋书架上的书。他书架上有一本很旧的笔记本，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句话。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
那时候我还小，不认识那几个字，拿去问他。方砚秋笑着摸摸我的头说：“这是宋朝一个人说的，等你长大就懂了。”
现在，我终于懂了。
## 第二十二章
周一清晨六点，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
江南省今年的冬天比往常冷，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霜花。我拉开窗帘，外面天还是青灰色，街上的路灯还没灭，偶尔有一两辆早班公交车慢慢驶过。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深吸了几口气，然后拿起手机。屏幕上躺着一条短信，廖副书记发来的，凌晨两点到的。只有四个字。
“北京就绪。”
我把这四个字看了好几遍，逐字删掉短信记录，然后拨通了秘书小刘的电话。
“刘秘书，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今天上午九点在省委第一会议室开紧急会议。所有人必须到场，不得请假。”
挂了电话，我穿上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口。镜子里的人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波澜。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胸腔里的心脏跳得比平时快了一倍不止。
省委第一会议室在办公楼三楼东侧，是一间能容纳三十人的大会议室，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墙上挂着全省地图和几幅山水画。我到的时候，大部分常委已经到了。方砚秋坐在会议桌另一侧，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低头在看。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不同。我进门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抬，就像我到江南第一天他在会议室里对我冷淡地嗯了一声一样。
所有人都到齐后，我让小刘把会议室的门关上，然后站起来，环视了一圈在座的常委们。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各位同志，今天我临时召集这个紧急会议，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通报。”我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廖副书记昨天下午传真过来的，上面盖着中纪委的大红印章，“中纪委已经正式对范仲远、范明远、范学勤等人立案调查，同时被立案的还有江南省及兄弟省份多名涉案人员。今天早上六点，中纪委工作组已经分赴各地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
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凝固，就像有人往一池静水里扔了块石头。
我接着说：“同时，省纪委、省公安厅将协同行动，对涉案人员采取必要措施。郑远征同志已经带领专案组，正在执行任务。”
会议室里静了大概有五秒钟，然后就像一滴水落进了滚油锅。一个副省长脸色铁青，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另一个省委常委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好像想发信息，又像想起了什么，默默把手机放回了桌上。所有人的目光在我和方砚秋之间来回游移，表情各异——有震惊、有惶恐、有难以置信，也有人虽然刻意控制，但眼底还是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方砚秋从头到尾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他面前的茶杯冒着淡淡的白汽，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动作慢条斯理，像是这场风暴与他毫不相干。
上午十点，郑远征的电话打进来了。
“宋书记，第一批十二名涉案人员已经全部控制。其中包括省发改委副主任一名、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一名、建设厅处长两名、以及德海实业实际控制人周德海。”
“周德海在哪儿找到的？”
“德海山庄。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床头柜上放着半瓶喝剩的白酒，满屋子酒气，看样子昨晚喝了不少。”
又是德海山庄。又是喝醉。我心里隐约猜到了几分——方砚秋昨天晚上大概又和他“喝了一顿”。
“证据呢？”
“书房保险柜昨晚已经重新锁上了，但我们有了上次的密码，打开后拿到了全部材料。另外周德海的私人电脑里存储了大量转账记录和内部名单，和上次保险柜里的材料完全吻合。”郑远征顿了一下，“宋书记，还有一件事。”
“范仲远今天早上被中纪委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据说他听到敲门声的时候，人还在院子里打太极。中纪委的人亮出证件，他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差点没站稳。范明远在机场被抓，正准备飞往国外，随身行李里有三本护照和大量现金。”
我握着话筒，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窗外。远处城市的天际线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金色，这座被利益网笼罩了几十年的城市，终于在这一天露出了本该有的光亮。
## 第二十三章
当天下午，廖副书记的电话来了。
“宋怀瑾同志，你们江南省的配合工作做得不错。范仲远和范明远已经被带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初步核查的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范家的资产初步估算超过五十亿，涉及违规审批的项目有七十多个，还不算临省那边的。”
五十亿。七十多个项目。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攥紧了电话。
“中央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廖副书记继续说，“范家利益网盘踞江南省几十年，腐蚀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次能一举拔除，方砚秋功不可没。”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方砚秋办公室的方向：“廖副书记，方砚秋的事情……”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廖副书记的声音沉了下来，“方砚秋在调查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关于他的问题，我已经向中纪委主要领导做了专门汇报。你交给我的那份账本夹层里，有他自己手写的一份完整材料，把他在整个卧底取证期间的所有行为，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哪些是真做的，哪些是表面配合实际留了证据的，全部都有据可查。”
我屏住呼吸，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看了那份材料，”廖副书记的声音似乎有些发紧，“说实话，我在纪委系统干了几十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案子，但像方砚秋这样——为了扳倒一张利益网，不惜六年时间深陷泥潭，把自己的名声、前途、甚至自由都压上去的，我没见过。”
“那结果呢？”我追问。
“中纪委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认定方砚秋同志在卧底取证期间，虽然有部分行为在程序上有瑕疵，但主观上是为了获取关键证据，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损失，且所有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他都提前留了完整的证据链。综合以上情况，决定对方砚秋同志不予追究。但他的问题需要向中央政治局做一次专门报告，等程序走完，正式的结论就下来了。”
我握着手机，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到眼眶微微发热。
“还有一件事，”廖副书记的语气变得郑重起来，“中纪委主要领导让我转告你，你们父子两代人，一个守着江南省的老百姓，一个在关键时候敢碰硬，都是好样的。”
挂掉电话的时候，窗外的夕阳正好透过玻璃照进来，把整个办公室染成了一片金色。我坐在那片金光里，很想给方砚秋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结果。但我知道，在正式的结论没有下来之前，我和他还是不能走得太近——因为调查还没有完全结束，范家的人虽然进去了，但余波未平，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的半个月，是江南省近几十年来最不平静的半个月。中纪委工作组进驻江南省，展开全面调查。省纪委、省公安厅、省审计厅多部门联动，对涉案人员逐一审查。德海实业被依法查封，公司账目被全面清查。周德海在看守所里一开始还嘴硬，说什么“我后面有人”“你们动不了我”。可当审讯人员把他保险柜里那份他亲手记录的账本摊在桌上的时候，他盯着那密密麻麻的数字看了很久，整个人一下子垮了，交代得比谁都快。
## 第二十四章
范仲远的案子在整个官场掀起的波澜，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光是直接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就有十四个，处级干部超过四十人，涉及项目金额累计高达数百亿元。中纪委后来把江南省这个案子列入了年度典型案例，专门编了一期通报发到全国各省，据说好几个省的老干部看了之后都沉默良久。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方砚秋始终平静地配合一切审查。中纪委的人找他谈话，他把六年来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连时间线都不需要看笔记本，哪一天在哪个酒店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递了什么材料，全都记得分毫不差。办案的人后来跟我说：“方省长那个记忆力，不去做刑侦可惜了。”
一个月后，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范仲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通报。通报很长，措辞严厉，提到范仲远“长期在江南省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同时还提到范明远“利用其父影响，大肆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通报里没有提方砚秋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但我注意到，通报有一处表述写的是：“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相关同志积极配合组织，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六个字——相关同志，就是对方砚秋这六年最高的褒奖。
三月末，江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的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宣布了对方砚秋的正式结论。大会在省委礼堂举行，台下坐满了人，我在主席台上远远地看见方砚秋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还是那件深蓝色的夹克，坐姿端正，表情平静得像一面不起风浪的湖水。
中组部的领导念到结论的最后一段：“方砚秋同志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规工作方式，虽在程序上存在可商榷之处，但动机纯正、方向正确、成效显著，为摧毁范仲远等人长期经营的利益网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对方砚秋同志不予追究，予以正式肯定。”
礼堂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掌声响了起来。先是主席台上有人带头鼓掌，接着前排、中间、后排，整个礼堂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方砚秋在掌声中站起身，朝主席台微微欠了欠身，又朝身后的与会人员欠了欠身，然后重新坐下，脸上的表情依然没什么变化。但我看到，他坐下去的时候，垂在身侧的右手，指节攥得发白。
散会后我让人去请他。小刘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时，天已经擦黑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站在门口等他，看着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过来，脚步不快不慢，身板挺得很直，和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院子里见到他时相比，背微微驼了一点，头发白了很多，但眼神还是那种温和里带着韧劲的眼神。
“方哥。”我叫了一声。
他停下脚步，站在我面前，看着我。
“怀瑾，”他开口了，声音很轻，“我……”
我上前一步，一把抱住了他。这个动作我从来没对方砚秋做过——从小到大，他一直是我敬重的长辈，是父亲身边那个沉稳干练的方叔叔，是我仕途上可以请教的前辈。我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像现在这样，抱住这个比我还瘦一圈的男人，下巴抵在他肩膀上，感觉到他身上微微的颤抖。
方砚秋僵住了。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两只手垂在身侧，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才慢慢抬起来，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他的手掌落在我后背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隔着衣服传来的温度，还有手指间细微的、控制不住的颤抖。
“好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都当省委书记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我松开他，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相对站着，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窗外是江南省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光亮铺满了整座城市。多少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可以清清白白地亮着，不必再有阴影笼罩着那些最亮的灯光。
方砚秋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我也走过去站在他身边。远处有一片灯火通明的地方，是省委家属院的方向，再远一点，是那条老巷子——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方砚秋曾经住过的地方，那棵老槐树不知道还在不在。
“方哥，”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槐树吗？”
“记得。”方砚秋的声音很轻，“每年夏天开花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妈在槐树下腌咸菜，你在槐树下写作业，你爸下班回来，自行车还没停稳就喊——砚秋，今天有红烧肉。”
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了，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窗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倒影，看不清表情，但我看到他抬手在脸上很快地抹了一下。
“走，”他转过身来，声音恢复了平静，“去看看嫂子。这几个月忙得脚不沾地，有阵子没去了。”
他说的嫂子，是我母亲。父亲走后，母亲一直住在省委家属院的一套小房子里，八十多岁的人了，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昨天吃了什么饭都想不起来。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方砚秋。
## 第二十五章
我们去的时候，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盖着一条毯子，茶几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热牛奶。听见门响，她抬起头，先是看到了我，然后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到了我身后的方砚秋。
母亲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她先是怔怔地看了方砚秋几秒钟，然后眼睛慢慢亮了起来，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砚秋来了？”她撑着沙发扶手站起来，动作比平时快得多，“你这孩子，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了？”
方砚秋快步走过去，扶住母亲的手臂让她重新坐下，自己蹲在沙发旁边，仰着头看母亲的脸：“嫂子，我没瘦，是您记错了。”
母亲伸手摸了摸方砚秋的脸，又摸了摸他花白的头发，叹了口气：“都白了这么多头发了，还说没瘦。你呀，跟你叔一个德性，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你叔在世的时候我就说他，砚秋这孩子，将来得吃大苦头。”
方砚秋低着头，没有说话。母亲的手还在他的头发上轻轻抚着，像是在摸自己的孩子。
“嫂子，”过了一会儿方砚秋才开口，声音很轻很轻，“我做了件大事。”
“什么大事？”
“我把江南省打扫干净了。”
母亲的手停住了。她低下头看着方砚秋，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光。她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出来一句话：“你叔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
那天晚上，我在厨房里煮面条。母亲和方砚秋在客厅里说话，隔着半掩的厨房门，能听到他们零零碎碎的对话。母亲说谁家娶了媳妇，方砚秋就说那家媳妇的舅舅他认识。母亲说小区里的桂花今年开得晚，方砚秋就说今年秋天雨水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家常话，可他们两个人就这么聊了一个多小时，像是要把这几个月、这些年欠下的家常都补回来似的。
面条端上桌的时候，方砚秋正在帮母亲调电视的遥控器——母亲说最近有几个台收不到了。方砚秋拿着遥控器，眯着眼睛一个键一个键地试，跟二十年前他在我们家修收音机的时候一模一样。
“好了，”方砚秋调好台，把遥控器放回母亲手边，“中央一台和戏曲频道都调出来了。”
母亲看着电视屏幕，忽然说了一句：“砚秋，你叔走得早，怀瑾这些年一个人在官场上打拼，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你在省里，要多帮帮他。”
方砚秋端着面条碗的手停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用筷子挑了一口面条，慢慢嚼完，才说：“嫂子，您放心。我答应过叔的事，这辈子都算数。”
吃完饭收拾完碗筷已经快十点了。方砚秋起身告辞，母亲非要送他到门口。方砚秋拗不过她，只好让她挽着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母亲站在门框里，一直看着方砚秋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才慢慢转过身来。
“怀瑾，”母亲忽然叫了我一声。
“怎么了，妈？”
“你方哥这个人，一辈子没成家，没有孩子，老了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母亲坐在沙发上，声音幽幽的，“以后你对他好一点。他把你当亲弟弟，把你爸当亲爹。咱们家，就是他的家。”
## 第二十六章
四月，江南省的春天来了。
路边的梧桐冒了新叶，街道两旁的玉兰花开了又谢，空气里都是湿润的泥土气息。省委大院里的几棵海棠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被风一吹，飘得到处都是。
我和方砚秋搭班子也快半年了。这半年来，我们配合得默契到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主抓经济，我主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分工明确又互相补台。政府那边有什么需要省委协调的，他一个电话过来，我这边当天就落实。我这边有什么需要政府配合的，他那边效率比谁都快。曾经有媒体来江南省采访，回去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标题叫《省委书记和省长的黄金搭档》，我看了之后笑了半天，拿给方砚秋看，方砚秋扫了一眼标题，哼了一声说：“什么黄金搭档，也就是一般搭档。”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翘。
有一天下午，方砚秋到我办公室来商量一个经济开发区的事情。正事说完，他正准备走，忽然又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种我很少见到的表情——有些犹豫，又有些不好意思。
“怀瑾，周末有空没有？”他问。
“应该有空。什么事？”
“想带你去个地方。”方砚秋说，“你爸当年在县里修的青云公路，年前翻修了，路面拓宽了两米，沿线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凑钱在路边修了个凉亭，亭子里立了块碑，上面刻着你爸的名字。”
他说完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你要是忙就算了，我就是随口一提。”
我看着方砚秋，看着他有些紧张地搓着手指的样子——这个在省长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在范仲远案中卧薪尝胆六年面不改色的男人，在邀请我去看父亲的一块碑的时候，竟然紧张得像个小学生。
“去，”我说，“这个周末就去。”
周六一大早，方砚秋开了一辆很普通的黑色轿车，停在省委宿舍楼下等我。他没带司机，说今天是私事，不想兴师动众。我上了副驾驶，发现后座上放着一束白色的菊花，用旧报纸包着，系了一根很朴素的麻绳。
车子开出了省城，上了高速，又下了高速，拐进一条两旁种满杨树的县道。越往县城的方向开，路两边的景色越熟悉。远处起伏的山峦，近处绿油油的麦田，路上偶尔经过的三轮车和摩托车——这些都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画面。
方砚秋开着车，忽然开口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爸带我们去乡下调研，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走到半路闹着要吃冰棍。你爸没办法，在路边小卖部给你买了一根，五毛钱。你吃得满嘴都是糖水，你爸一边给你擦嘴一边笑。”
“记得，”我说，“那天你也在。你骑了另一辆自行车，车筐里装着你帮我爸整理的材料。”
“嗯。”方砚秋应了一声，眼睛看着前方的路，嘴角微微弯起来，“那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日子。虽然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心里不空。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人把你当一家人。”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往上开，绕了七八个弯之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横在山腰间，路面是崭新的，标线清晰，路边还装了护栏，和当年的土路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路旁的山坡上，果然立着一座新修的凉亭，灰瓦红柱，亭子里坐了几个歇脚的村民。
方砚秋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下车走过去。亭子正中央立着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几个大字——“青云公路修建纪事”，下面的落款刻着父亲的名字：时任副县长宋岳亭。
碑文记载了当年修建这条路的始末，写得很朴实，只说此路修成后解决了沿途十二个村庄近两万群众的出行困难，没有一句修饰性的语言，就像父亲这个人一样，一辈子不擅长往自己脸上贴金。
方砚秋把带来的菊花放在碑前，往后退了两步，双手垂在身侧，深深鞠了一躬。他没有说话，动作很慢，腰弯下去的时候，花白的头发被山风吹得微微飘动。
我站在他旁边，也鞠了一躬。山风吹过来，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泛着深深浅浅的绿色，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做官不是为了让人夸，是为了对得起良心。如今父亲走了快二十年了，可他修的路还在，老百姓给他立的碑还在。人这一辈子，到头来能让别人真心实意地记住你，大概就是最高的荣誉了。
从凉亭下来，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棍迎面走来。他先是看了看方砚秋，又看了看我，忽然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方砚秋的手。
“你是方助理吧？”老大爷操着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嗓门很大，“方砚秋方助理！我没认错吧？”
方砚秋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老大爷半天，忽然眼睛一亮：“您是……柳家沟的柳大爷？”
“对对对！”老大爷激动得拐棍都差点扔了，“就是我啊！当年修这条路的时候，宋县长带着你到我们村开动员会，你还帮我们家挑过水呢！”
方砚秋笑了，连忙扶着老大爷的胳膊让他站稳：“柳大爷，您身体还硬朗啊？”
“硬朗硬朗，还能上山砍柴呢。”老大爷说着，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方砚秋，“这位是……”
“这是宋县长的儿子。”方砚秋说。
老大爷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满是老茧的手掌硌得我的手生疼。
“宋县长的儿子啊！”老大爷的声音有些发抖，“你爸是个好人啊！当年这条路修通了，我们村的人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去赶集了。以前挑一担山货去镇上，来回要一天一夜，路上还要过两条河，一到发大水就过不去。你爸带着人修了路，又修了桥，我们这些山里人，这辈子都记着他的恩情啊！”
老大爷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回过头指着山坡下的村子：“你看，你看，现在村里路通了，年轻人都回来盖了新房，家家户户买了三轮车，去镇上只要半小时。这些都是你爸给我们留下的啊！”
我看着老大爷涨红的脸，忽然之间喉头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方砚秋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轻轻拍了拍老大爷的肩膀：“柳大爷，宋县长走得早，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条路。今天他儿子来看这条路，他在天上也能看得见。”
回去的路上，方砚秋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两个人都沉默了很久。车子在山路上绕来绕去，车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
快到省城的时候，方砚秋忽然说：“怀瑾，你父亲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修过的每一条路、盖过的每一间学校、帮过的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咱们当官的，说到底就是做两件事——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得起种地的人。”
他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锤子敲进石头里。他说完就继续沉默地开车，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的路况，双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天边的夕阳把他的侧脸染成了淡淡的金色，脸上的皱纹在光影里显得格外深刻，像是刀刻出来的一样。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父亲虽然走得早，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开。他把很多很多东西留在了这个世界上——留在那条蜿蜒在山间的公路上，留在凉亭里那块青石碑上，留在老百姓红着眼眶的念叨里。而这些东西，被方砚秋小心翼翼地守着、护着、收着，一个人收了整整二十年。
现在，他把这些东西交到了我手里。
## 第二十七章
五月底，江南省召开了一次廉政教育大会。
这次大会是范仲远案结案后，省委组织的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廉政教育活动。地点选在省委党校大礼堂，参会人员包括省直机关、各地市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代表。
我作为省委书记要做一个主题报告。报告稿是省委政研室提前准备的，我改了好几遍，重点围绕范仲远案剖析基层政治生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政研室的同志写得很扎实，数据详实，案例典型，每一个论点都有据可查。
大会那天，方砚秋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和其他省领导一起，认真地听我作报告。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看着方砚秋那张平静的脸，忽然之间，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又有很多话不能说。
报告按稿子念了四十分钟，快到尾声的时候，我停下来，把讲稿翻了过去，看着台下说：“同志们，报告的内容就到这里。下面我想脱稿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
台下微微有些骚动——按惯例，这种正式场合的讲话都是严格按稿子来的，脱稿讲话并不多见。政研室的同志坐在后排，面面相觑。
“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我说，“我的父亲宋岳亭，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江南省工作了半辈子。他生前职位最高只做到副市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他走的时候，有老百姓自发排成长队为他送行，有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跪在他的灵前，哭着说——宋县长修的路，让咱们村的人再也不愁出门了。”
礼堂里非常安静，几百人的会场，连咳嗽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念叨一句话。他说，做官不是为了让人夸，是为了对得起良心。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这些年我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时时刻刻都不敢忘记。”我停了一下，“但在江南省，记着这句话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的目光不经意地和台下的方砚秋碰了一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但他垂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分明地蜷了起来。
“前一阵子，我们省里破获了一起大案，揪出了一张盘踞多年的利益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这张网的覆灭，有人默默坚守了六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误解，甚至做好了把自己也搭进去的准备。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台下的气氛骤然凝重起来。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方砚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整个人像一尊雕塑。
“我无权透露更多细节，但我想借今天这个场合，向这位同志说一声谢谢。”我看着台下，看着方砚秋的方向，“谢谢你守住了底线，守住了初心，也守住了我父亲那一辈人留给我们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我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礼堂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掌声响了起来。一开始是稀稀拉拉的，后来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亮。很多老干部站了起来，他们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醒目，但腰杆挺得笔直。台上的几个省领导也站了起来。最后整个礼堂的人全都站起来了，掌声像雷鸣一样，在礼堂的穹顶下久久回荡。
方砚秋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他站起来的时候低着头，双手垂在身侧，肩膀在轻微地、不被人察觉地颤抖。他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但从我站在讲台上的角度，能看到灯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了两道反光的泪痕。
散会后人群缓缓散去，方砚秋还坐在原位没有动。等所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领，朝礼堂侧面的休息室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进了休息室，顺手把门带上。
休息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方砚秋背对着我站在窗边，窗外的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搞什么名堂。”他的声音有些哑，没转过身来，“讲稿上又没有那段。”
“我有权临时发挥。”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低低地笑了一声，笑声里夹着鼻音：“你比你爸会煽情。”
“这话我就当是夸我了。”
方砚秋转过身来，他的眼睛还有些红，但脸上的泪痕已经擦干净了。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我以为他要握手，结果他在我肩膀上重重擂了一拳。
“行了，”他说，声音恢复了正常，“别跟我在这儿煽情了。晚上去食堂吃饭，今天食堂有糖醋排骨。”
## 第二十八章
六月的江南，进入了梅雨季。
连着下了七八天的雨，空气里潮湿得能拧出水来，衣服晾在阳台上三天都不干。路上到处是积水，西湖的水位涨了将近半米，断桥边的荷花倒是开得格外精神。
方砚秋在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范仲远案之后，德海实业被查封，相关资产处置工作千头万绪。十几个未完工的项目需要重新招标，几十个涉案人员被清理之后留下的岗位空缺需要及时补充，几个被违规审批拖了好几年的民生工程也趁着这个当口重新启动了。方砚秋带着省政府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去休息。
我这边也不轻松。范仲远落马后，全省干部队伍需要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调整和整顿。关键岗位的干部选拔任用尤其要谨慎——既要选对人，又不能因为过于谨慎导致工作断档。好在我和方砚秋配合默契，我这边定了干部标准，他那边配合着调整政府口的人事安排，两边一起推进，效率反而比平时高出不少。
有一回，我临时有个急事要跟方砚秋商量，晚上九点多了，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没人接。打手机，也没人接。我只好打给他的秘书，秘书小声说：“宋书记，方省长在城东那个项目工地上呢。今天下午施工方说发现了一点地基问题，方省长不放心，非要亲自去看。现在正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跟人开现场会。”
我挂了电话，想了想，让司机送我去城东。到了工地，雨下得正大，工地上到处是泥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工地入口处，车灯亮着，里面没有人。我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远远看见一座临时搭的帆布棚子里亮着灯，棚子里围了七八个人，中间站着的那个正是方砚秋。
他没打伞，从车上下来就直接走过去了，身上那件半旧的夹克湿了大半，裤腿上全是泥点子，头发被雨淋得贴在额头上。他面前摊着一张施工图纸，正用一支圆珠笔在图纸上圈圈画画，跟施工方的人说着什么。雨声太大，我听不清他说的话，但能看到他的表情——严肃、专注，眉间拧成一个结，和我记忆中父亲在工地上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身边的人给他撑着伞，他摆了摆手把伞推开，说淋点雨没关系，先把问题搞清楚再说。那把伞在他头顶悬了一会儿，又被他推开了。
我在棚子外面站了好几分钟，没有进去。雨水顺着伞沿淌下来，溅在我的皮鞋上。我就那么站着，看着棚子里那个浑身湿透的、对着图纸较真的男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这就是方砚秋。他可以一个人扛着天大的秘密，在周德海的酒桌上谈笑风生面不改色。也可以为了一个地基的问题，冒着大雨跑到工地上，浑身湿透了也顾不上。大事上拎得清，小事上不敷衍，做什么事都较真，对自己比对别人还狠。这就是父亲当年选中的人，这就是六年来独自扛着一切的那个人。
那天晚上方砚秋在工地上待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把地基的问题完全搞清楚、当场拍板了整改方案，才跟着施工方的人一起走出棚子。他一抬头，看见我撑着伞站在雨里，整个人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他快步走过来，眉头还拧着，语气里带着责备，“大晚上的跑工地来干什么？明天还有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你不回去休息在这儿淋雨？”
“你不也在淋雨吗？”我说。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是省长，经济工作归我管。”他说的理直气壮，好像半夜冒雨跑工地是一个省长分内的职责。
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条干毛巾递给他。这条毛巾是我出门前特意带上的——我知道方砚秋这个人，下雨天从不知道打伞，淋了雨也不知道擦。以前我妈就总说他，说砚秋这孩子，下雨天出去回来，头上顶着水珠子也不知道擦一把，湿着头发就往文件上趴，迟早得落下头疼病。
方砚秋接过毛巾，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擦了擦头发和脸。毛巾是深蓝色的，很普通的超市货，擦完之后他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走吧，”我说，“我送你回去。”
他点了点头，跟我一起往外走。走到车旁边，他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雨已经小了很多，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路灯的光照在雨丝上，像是给夜色罩了一层薄纱。
“怀瑾，”他忽然开口了，“有时候我觉得你爸就在天上看着咱们。我今天在工地上跟施工队的人说——这个地基必须按图纸来，一厘米都不能差，这是老百姓的钱盖的房子，不是你们做样子的道具。”
他转过身看着我，路灯的光映在他的瞳孔里，微微发亮：“说完那句话，我自己都愣了一下。这话是你爸当年在青云公路工地上说的，一个字都不差。”
雨还在下着，细密的雨丝落在他的肩头上，落在我的伞面上。远处工地上的探照灯照出一束光柱，光柱里千万颗雨滴缓缓飘落。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上车吧，方哥。明天还有会。”
## 第二十九章
梅雨季过后，盛夏像一团烈火般席卷了江南。
气温连着半个月在三十八九度居高不下，空气热得像蒸笼。省委大院里的知了从早叫到晚，院里的几棵老樟树叶子都被晒得卷了边。小刘每天在我办公室里放一盆冰块，不到中午就化成了一滩温水。
方砚秋在这个夏天干了一件让全省都侧目的事。他带队下去调研，专挑最热的天、最偏的村、最难走的路。每次调研回来，皮肤都晒黑了，人也瘦了一圈。他秘书偷偷跟我说，方省长下乡调研，中午不休息，晚上不看材料到半夜不睡觉，同行的年轻干部都熬不过他。
“他那个身体又不是铁打的，”秘书小周跟我诉苦的时候都快哭出来了，“书记，您劝劝他吧。”
我找方砚秋谈过一次。他坐在我对面，听我说完，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说了一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
“当年我陪你爸下乡，一天骑自行车跑七八十里山路，晚上回来点着煤油灯写调研报告写到天亮。那时候条件还不如现在十分之一。”
他说的是实情，我无法反驳。
八月中旬，我带队去北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会期三天，议程排得很满。会议结束那天晚上，我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小刘从省里打来的电话。
“宋书记，方省长住院了。”
我拿着电话的手一下子收紧了：“怎么回事？”
“中暑加过度劳累，今天上午开完省长办公会后脸色就不太好，下午调研回来走到办公楼门口，人晃了两下就倒了。送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急性心肌缺血，需要住院观察。”小刘的声音有些着急，“他不让告诉您，说您在北京开会，别影响您。是周秘书偷偷跟我说的。”
“哪家医院？”我一边说一边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
“省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告诉他，我明天就回来。”
第二天上午的飞机，中午落地后我直接让司机开往省第一人民医院。到了医院门口，我让小刘去买了一个果篮——方砚秋不爱吃补品，但新鲜水果他从来不拒绝，尤其是水蜜桃。
走到心内科病房门口，我正要推门，忽然听到里面传出说话的声音。是方砚秋，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
“医生说了还要再观察两天，你这么着急出院干什么？”这个声音我一下子没认出来。
“就是点小毛病，躺了一天好多了。桌上那堆文件还等着我签呢，好几份是急件。”方砚秋的声音，听着比平时虚一些。
我推门进去。病房里，方砚秋靠在病床上，换了一身蓝白条的病号服，左手手背上扎着输液针。病床边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护工，正端着水杯劝他喝水。方砚秋一脸不情愿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抬头看见我进来，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心虚。
“你不是在北京吗？”
“开完了。”我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拉了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认真地看了看他的气色。脸色确实有些苍白，眼窝下面一圈青色，但精神还算不错，至少还有力气瞪人。
“小周告诉你的？”他问。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医生让你再观察两天，你就老老实实躺两天。省政府那边的事，你先放一放，急件可以让秘书长先处理。”
方砚秋张了张嘴，想说设么。我抢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嘴：“方哥，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五十二。”他闷声说。
“五十二了。不是二十五，也不是三十五。你一个人扛了六年，身体早就在透支了。现在案子结了，什么事都走上正轨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非要像我父亲那样，把自己累倒在岗位上才甘心？”
方砚秋沉默了。他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输液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落，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输液泵轻微的嗡嗡声。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吵到谁似的：“怀瑾，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辈子只会干一件事，就是把工作做好。你爸当年把我领回家，给了我一口饭吃，我没什么能报答他的，只能把他教我的东西做好，做到极致。这些年，我只要一停下来，就会想起你爸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他说，砚秋，以后我不在了，你帮我多照看着点怀瑾。那时候我就想，我这一辈子，不会成家，不会有孩子，你爸对我的恩情，我只能用这条命来还。”
他把目光从天花板收回来，转头看着我。他的眼眶没有红，但眼神里有种很深沉、很沉重的温度，像冬天炉膛里没有明火但依然滚烫的余烬。
“所以你别劝我休息，我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干下去。这是我答应你爸的。”
我坐在病床旁边，看着方砚秋消瘦的脸和花白的头发，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伸手把他床头柜上的那杯水端起来，试了试水温，不凉不热正好。我把水杯递到他手里。
“好，我不劝你休息。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以后你身边随时得有人，不管是秘书还是司机，不许一个人硬扛。你今天在办公楼门口晕倒，幸亏旁边有人，要是哪一天你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出了事，没人知道怎么办？我妈上回还念叨，说砚秋这孩子，没人照顾不行。”
方砚秋接过水杯，低头喝了一口。他喝水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身体虚。喝完水他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靠回床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行，听你的。”他终于松了口，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过你嫂子那边，别跟她提我住院的事。省得她担心。”
“嫂子”就是我母亲。方砚秋叫了几十年，改不了口。
“晚了，”我说，“小刘已经告诉她了。估计明天一早，她就拎着鸡汤来查房了。”
方砚秋的表情瞬间变得像被老师抓到作弊的学生，又是无奈又是心虚。我看着他那副表情，忍不住笑了出来。方砚秋瞪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阳光从病房的窗户照进来，落在白色的床单上，落在方砚秋瘦削的脸上。窗外的梧桐树在微风里轻轻摇曳，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 第三十章
秋天来的时候，江南省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城东那个安置房项目竣工验收，方砚秋带队去现场检查。这个项目是范仲远案之后重新招标的第一个民生工程，方砚秋从头到尾亲自盯着，从打地基到封顶，工地上跑了不下五十趟。
检查那天，方砚秋在小区里转了整整一个上午。他带了卷尺，带了水平仪，一块地砖一块地砖地敲，一面墙一面墙地摸。施工方的项目经理跟在他屁股后面，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单元门口的台阶，砖缝宽度超了三个毫米。返工。”方砚秋蹲在台阶前，头也不抬地说。
项目经理擦了擦汗，连声说马上整改。
检查完正要走，一个老大娘拄着拐杖从旁边的楼里走出来。她大概七八十岁，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碎花衬衫，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眯着眼睛打量了方砚秋好一阵，忽然颤巍巍地走过来，拉着方砚秋的袖子问：“同志，你是不是姓方？”
方砚秋愣了一下，点点头说：“是，大妈，我姓方。”
“你以前是不是跟着宋县长干过？”
方砚秋整个人一下子定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位老大娘，语气变得很轻很小心：“是。大妈，您是……”
“哎呀！”老大娘一拍大腿，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真是你呀！方助理！二十多年前你跟着宋县长来我们村里动员修路，你还帮我们家推过碾子呢！你忘了？我是刘家洼的，我姓马！”
方砚秋握着她的手，声音微微发颤：“马大妈，是您啊。我记得，记得。您当年家里养了两头猪，一头卖了给儿子交学费，一头留着过年。您还说等路修好了，请宋县长来吃杀猪菜。”
“对对对！”马大妈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拉着方砚秋的手不松，“宋县长后来没吃上我们的杀猪菜，人就调走了。我一直惦记着这事，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她说着说着，声音哽住了，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方砚秋扶着她，低着头没有说话。旁边的人谁也不敢出声，风吹过新栽的桂花树，带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清香。
马大妈抹完眼泪，又拍了拍方砚秋的手背，破涕为笑：“不过现在好了，我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就是这个小区的安置房。我今天第一天搬进来，就碰上你了。宋县长不在了，你替他吃了这顿饭吧。今晚我包饺子，韭菜鸡蛋馅的，你爱吃不爱吃？”
方砚秋站在那里，愣了好长时间。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秋风灌进小区的中庭，吹动了他花白的头发，吹起了他手里那份被翻了无数遍的检查报告。
最后他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爱吃，我最爱吃的就是韭菜鸡蛋馅。”
晚上我给方砚秋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还在城东，刚吃完马大妈包的饺子，正往回走。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轻松，甚至带着一点很少见的笑意。
“怀瑾，你知道马大妈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
“说什么？”
“她说，宋县长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方砚秋说：“我说，我这辈子能遇到宋县长，就是最大的好报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月色铺满的街道，心里翻涌着很多说不清的情绪。
好人会有好报。这句话，是老百姓对官员最高、也最朴素的评价。父亲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方砚秋用六年赴死般的坚守践行了这句话。而我，我该用这江南省的岁月，对得起这句话。
窗外月色如水，照在这座父亲和方砚秋用大半辈子守护的城市上。远处的居民楼亮着万家灯火，星星点点，温暖而安宁。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户人家，有父母妻儿，有烟火四季。
守好这些灯火，就是最大的好报。
## 第三十一章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到江南省快两年了。
这两年，江南省的变化很大。经济增速稳步回升，民生项目一个接一个落地，干部队伍的风气焕然一新。中央巡视组来了一趟，走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评价，说江南省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
我知道，这一切离不开方砚秋。
他依然是那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每天早上第一个到省政府大楼，晚上最后一个走。周末也不休息，要么去项目现场，要么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我让小刘安排省委办公厅的人轮流盯着方砚秋的秘书，一旦发现方砚秋连着加班超过三天，就想办法给他安排一个不得不去的活动——要么是老干部座谈会，要么是基层走访，总之是能让他离开办公桌、出去透口气的差事。
方砚秋后来知道了这个安排，专门跑到我办公室来抗议。他说我把他当小孩管，堂堂一省之长，连加不加班都要被人盯着，传出去像什么话。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说你要是不服气，可以去我妈那儿告状。
方砚秋噎了一下，瞪了我半晌，然后气呼呼地走了。但从那以后，他加班确实少了一些，至少不会连着好几天熬通宵了。
今年春节，母亲执意要请方砚秋来家里吃年夜饭。
“砚秋一个人在江南，连个亲人都没有，年夜饭不在咱们家吃，他还能去哪儿？”母亲在电话里说得理直气壮，“你告诉他，他要是不来，我就亲自去请。”
方砚秋听了这话，沉默了三秒钟，然后很老实地答应了。我说：“你倒是拒绝啊。”他说：“你 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她真能亲自来。”
除夕那天下午，方砚秋提着一袋子年货来了。一箱车厘子、两瓶黄酒、一盒龙井茶、还有一大包超市买的各种零食——他说是给“嫂子”看电视的时候嚼的。母亲接过那包零食，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起来了，嘴上却说他浪费钱。
年夜饭是我下厨做的，做了六道菜——清蒸鲈鱼、糖醋排骨、红烧肉、蒜蓉西兰花、凉拌木耳，还有一大盆冬瓜排骨汤。都是家常菜，但每一样我都做得很用心。方砚秋帮着端菜摆碗筷，在厨房和餐厅之间进进出出，和我妈两个人说说笑笑，热闹得像一家人过年该有的样子。
方砚秋爱吃红烧肉，这是我从小就记得的事情。母亲那时候每次做红烧肉，都会特意多夹几块到他碗里。这次我做的红烧肉，是按照母亲当年的配方来的——五花肉先焯水，再用冰糖炒糖色，小火慢炖两个小时，炖到肉皮透明、肥而不腻。方砚秋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几下，筷子停住了。他低着头看着碗里的肉，好一会儿没说话。
“怎么了？不好吃？”我问。
“不是，很好吃，跟你妈当年做的一个味道。”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看见他夹菜的手在微微发颤。他没有抬头，继续低头吃饭，把碗里的饭大口大口地扒进嘴里。
母亲坐在旁边，侧过头去假装看电视。电视里春晚正好演到一个小品，笑声一阵一阵的。母亲的视线落在电视屏幕上，但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悄悄攥紧了衣角。
十二点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和烟花声，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漫天的烟火，方砚秋也走出来，站在我旁边。冷风灌进来，他缩了一下脖子，但没有转身回屋。
“方哥，新年快乐。”我说。
“新年快乐。”他说。烟花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他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眼神很温和。远处有人在放那种特别响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炸开，把半边天都映亮了。
过完年没几天，方砚秋忽然到我办公室来，关上门，递给我一份文件。他的表情很严肃，我以为是什么急事，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干部交流的建议方案，抬头写着“关于推荐宋怀瑾同志赴中央交流任职的建议”。
“你帮我看看，措辞有没有问题。”方砚秋一本正经地说。
我翻开文件，里面是方砚秋亲笔起草的推荐信，从我在江南省的工作业绩、政治素质、群众口碑等各方面做了详细陈述，洋洋洒洒写了满满三页纸。信的结尾写道：“综上所述，我认为宋怀瑾同志已经完全具备赴中央交流任职的条件，特此郑重推荐。”
我合上文件，看着方砚秋：“你要把我推荐走？”
“不是我要把你推荐走，”方砚秋纠正我，“是组织程序需要。你在江南省已经干了快两年了，成绩有目共睹。按照常规节奏，省部级干部在一个岗位上的时间不宜过长，该交流的时候就要交流。”
他把文件从我手里抽回去，说了一句“文件还没定稿，我还要再改改”，就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我只是推荐，具体怎么安排，还得中央定。”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
方砚秋在做什么，我心里很清楚。他不是要把我“推荐走”，他是在为我的前程铺路。在省委书记任上有拿得出手的成绩，有省长的郑重推荐，这对下一步的交流任职至关重要。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替别人想得周周到到，对自己却从来不上心。我升上去了，江南省他一个人扛着，他又要累成什么样？
可他不会想这些，他只会想，怎么对得起父亲当年的嘱托。
## 第三十二章
中秋那天，我又去了一趟父亲的墓地。
今年的秋天来得早，陵园里的银杏树已经开始黄了，金灿灿的叶子铺了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父亲的墓碑前干干净净，不知道是谁已经来过了，碑前放着一束新鲜的菊花，用麻绳系着——和去年方砚秋带去青云公路凉亭的那束一模一样。
我在墓碑前坐下，把带来的月饼放在碑座上，掰了一半，留了一半。月饼是莲蓉蛋黄的，父亲生前最爱吃这个口味。
“爸，我来看您了。”我靠在墓碑旁边，像是在跟一个坐在身边的人说话，“今年江南省的各项指标都完成得很好，中央对咱们的工作很满意。方哥还是老样子，工作起来不要命。我安排了人盯着他，有一点效果，但不大。您也知道他的脾气，劝不动的。”
风吹过来，银杏叶子簌簌地落下来，有一片刚好落在墓碑上父亲的名字旁边。我伸手轻轻拂去那片叶子，指尖触在冰凉的石面上。
“方哥打算推荐我去中央交流任职。他写的推荐信我看过了，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好话都写上去了，就差直接写‘这个人必须重用’。文件还没正式提交，但我知道他那人，决定要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顿了顿，低声说，“爸，有时候我在想，我宋怀瑾何德何能，让方砚秋这样对我。他对您，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我，是把您当年给他的恩情，加倍地还在了我身上。”
风更大了，银杏叶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是一场金色的雨。远处的守陵人慢悠悠地推着小车走过，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隔着老远听不太真切。
我在墓碑前坐了很久，把心里攒了几个月的话都倒了出来。说的都是些琐事——母亲最近身体还好，就是记性越来越差；省委大院里的老槐树今年又开花了，比往年都香；方砚秋上次下乡调研，被一个大娘拉去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他吃了整整一盘。
说到最后，我站起身，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您放心。方哥那边，我会照顾好的。您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也会守好。这条路还长，但我不怕。因为我身边有方哥，天上有您。”
下山的路上，手机响了。是方砚秋。
“在哪儿？”他问。
“刚看完我爸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方砚秋说：“晚上来我这儿吃饭。今天中秋，我炖了汤。”
方砚秋住在省政府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房间不大，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月饼，还有一盘洗好的葡萄。厨房里的砂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是冬瓜排骨汤。
吃饭的时候，方砚秋忽然放下筷子，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这个，给你的。”
我接过来，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泛黄的老照片。
第一张是我七岁那年，站在院子里，手里举着方砚秋给我的那颗水果糖，笑得露出豁了门牙的嘴。第二张是父亲和方砚秋在工地上的合影，两个人站在推土机前面，穿着雨靴，满身泥巴，但笑得特别灿烂。第三张是母亲在槐树下做针线活，方砚秋蹲在旁边帮她穿针，阳光透过槐树叶洒在他们身上，画面温暖得不像话。
最后一张，是我和方砚秋的合影。就在去年秋天，青云公路的凉亭前面。我们并肩站在父亲那块碑旁边，山风吹着，背后是连绵的青山和蜿蜒的公路。
我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可能是随行的秘书偷偷抓拍的。照片上方砚秋难得地笑得很舒展，眉眼间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方哥，这些照片……”
“你爸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搜集和你们家有关的东西。”方砚秋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小时候的照片、你爸工作时的照片、你 妈的照片，只要我看到的，都会收起来。这些年攒了不少。”
他看着那些照片，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你爸走得早，你妈年纪也大了。我怕将来有一天，这些记忆会慢慢变淡。所以我想，能留多少就留多少。将来你有了孩子，有了孙子，可以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宋家，出过一个好官。”
他低下头，慢慢地喝着汤，好像刚才那番掏心窝子的话只是随口一提。
我看着手里那些照片，看着照片上父亲的笑容、母亲的侧影、方砚秋年轻时的模样，看着那个站在槐树下举着水果糖傻笑的自己，视线一点一点地模糊了。
窗外，一轮满月安静地挂在天上。月光洒进这间小小的屋子，洒在方砚秋花白的头发上，洒在那盘还没吃完的月饼上，洒在我手里泛黄的老照片上。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把你当成家人的人？父亲遇到了方砚秋，我遇到了方砚秋，老宋家两代人，都遇到了他。
这是老宋家的福气。
也是我的福气。
## 第三十三章
日子像江南的河水一样，不紧不慢地往前流着。转眼又过了一年，方砚秋五十三岁了。生日那天他照常上班，中午在食堂吃了碗长寿面，晚上加了个班，就算把生日过完了。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气得说了他一顿。他倒是振振有词：“你爸五十三岁的时候，生日也是在工地上过的，我这是继承传统。”
我无话可说。
这一年江南省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和方砚秋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几乎到了不用说话就能猜到对方想法的程度。省政府那边的重要决策，方砚秋都会提前跟我通气。省委这边的重大部署，我也会第一时间跟他商量。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工作关系，更像是一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兄弟。
有一天，方砚秋忽然对我说：“怀瑾，回头想想，你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看到你做到省委书记。他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
“我知道。”
“但他现在可以放心了。”方砚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方，嘴角微微弯起来，“你没给他丢人。”
那几个字从方砚秋嘴里说出来，分量比什么中央的嘉奖、媒体的报道、老百姓的口碑都要重。我知道，这是他能给出的最高的评价。
方砚秋的那份推荐信，最终还是交上去了。我找他谈过一次，说江南省现在局面刚刚稳定，我不想这么快就走。方砚秋只说了一句：“组织有组织的考虑，个人有个人的前程，两码事。”语气不容商量。我知道这个人是劝不动的，只好由他去了。
去年秋天，我陪着方砚秋又去了一趟青云公路。路还是那条路，山还是那座山，凉亭还在，父亲的碑也还在。方砚秋在碑前站了很久，山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他弯腰把一束新摘的野花放在碑座上——不是菊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不知名小花，黄的白的紫的，扎在一起倒是好看得很。
“叔，”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怀瑾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他在江南省干得很好，老百姓都夸他。您可以放心了。”
他顿了顿，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那块碑，就像当年拍父亲的肩膀一样。
“走吧，”他转身对我说，声音恢复了正常，“回去还要开经济调度会。三季度数据不太好看，得想想办法。”
这就是方砚秋。他可以在父亲的墓碑前流露出最柔软的情感，也可以在下一秒瞬间切换成雷厉风行的省长模式。这世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能同时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而他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我快步跟上他，一起朝停车的方向走去。身后是连绵的青山，是父亲修过的路，是父亲守过的土地。身前是蜿蜒向前的公路，是江南省的未来，是我们还要继续并肩走下去的路。
车子发动的时候，方砚秋忽然说了一句：“怀瑾，等我老了，退了休，我想回老家的县城住。离你爸近一点。”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我从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上，看到了微微泛白的指节。
“那我就在县城给你留套房子。”我说，“离我家近一点。”
方砚秋没有接话，但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窗外的阳光照在公路上，路面亮堂堂的，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路两旁的杨树在风中轻轻摇摆，田野里的麦子黄澄澄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尾声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锁着一张照片。
那是我七岁那年，在老家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一个瘦高的年轻人弯着腰，把一颗水果糖递到小男孩手里。年轻人抿着嘴唇，眉眼温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小男孩仰着脸，笑得露出豁了门牙的嘴。他们身后的老槐树投下斑驳的树影，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他们之间，像是撒了一把碎金子。
这张照片的背面，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字，墨水已经褪色发淡，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摄于一九八四年夏。方砚秋赠宋怀瑾水果糖一颗，此子欣然接受，吾心甚慰。——宋岳亭记。”
父亲，方哥，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在这张小小的照片里重逢。
而江南省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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