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廖汉生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新华网《雁门关伏击战》、人民网党史资料库、《廖汉生同志生平》（新华社200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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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南京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刚结束，廖汉生把行李收拾好，等着去新疆报到。
他在西北前后待了十几年，从1949年率第一军解放青海，到1952年主持西北军区工作，那片土地他熟得很，熟到连哪条沟里产什么粮食、哪个民族聚居在哪一片山头都门儿清。
组织上原来的意思也是让他去新疆，给新疆军区的王恩茂搭把手。
当时王恩茂一个人挑着三副担子——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忙得脚不沾地，廖汉生去了正好对口。
消息来了，彻底把他整懵了。
不是去新疆，是让他留在南京——接任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当南京军事学院的新院长。
刚从这所学院拿了毕业证的人，转头就要坐上院长的位子，还是接刘帅的班。
廖汉生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听错了，他这辈子打过的仗多了去了，啥大场面都见过，可这句话，真的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湘西走出来的人
廖汉生，1911年11月14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长瑞乡，土家族。
父亲廖兰湘是贺龙的副官，人称"廖师爷"。
这层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决定了廖汉生这一生大半的走向。
他六岁进私塾，十一岁入桑植县高等小学，十三岁那年，贺龙出资，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小念书。
一年半之后后续学费交不出来，廖汉生回到桑植县立高小就读，最终以全班第五名的成绩毕了业。
桑植那时候已经乱了。
1926年前后，湖南的农民运动打得热火朝天，随后反动武装反扑，湘西一带腥风血雨。
廖汉生因为是贺龙资助过读书的，名字上了反动武装的盯梢名单，在家里一天都待不下去，收拾了包袱投奔贺龙的队伍。
那年他十七岁，从长瑞乡那条山路走出去，再没真正回过头。
1927年，廖汉生积极投身农民运动。
1928年3月，贺龙在桑植发动工农武装斗争，廖汉生跟着走上了这条路。
1929年7月，他当选为桑植县苏维埃代表，在县农民协会和县苏维埃工作。
1930年，红军主力东下洪湖，廖汉生跟着贺龙大姐贺民英的游击队留在湘鄂边苏区，与游击队一起在大山里坚持斗争，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一直坚持到1933年贺龙重回湘鄂西。
1933年5月，廖汉生出任湖北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同年7月，被调到红三军军部任书记员。
就在当年，贺龙、关向应亲自出面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党证上的日期，他记了一辈子。
入党之后，廖汉生的职务一步步升起来。
先是红三军政治部秘书，再是第七师党委书记，接着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参与了黔东苏区的开辟。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廖汉生出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率部转战开辟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春，他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其间两次火线受命代理第四师政治委员；8月在澧县大堰当战斗中负伤；伤愈后重回第六师，接着干政委。
这一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正式踏上长征之路。
出发前五天，正巧是廖汉生二十四岁的生日，第六师驻地离他家不过几十里地，骑马一个小时就到。
他没有回去，忙着给部队做动员，检查突围准备。
他的母亲和妻子肖艮艮听到风声，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送行。
这是他和家乡最后的告别。
长征路上，第六师的遭遇极为惨烈。
出发时全师3303人，一路打一路走，同时在沿途收容掉队的战士——有红二方面军的，有红四方面军的，甚至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第六师是整个长征队伍实际上的总收容队。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开始进草地，第六师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踏入这片死亡之海。
走了整整十七天，到阿坝时粮食已经绝了，宿营地周围的野菜全被前面的部队扫光，留下的只有无法掩埋的尸体。
就在阿坝，第六师一天饿死了十几个战士。
廖汉生和师长贺炳炎带着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撑着往前走。
找不认识的野菜，两个人就轮流先吃一口——没毒，才推广给战士们。
马皮、皮带、草根，能往嘴里塞的全往里塞。
一次警卫员从哪里找来一小块干牛皮，刮洗干净烤得焦黄，端到廖汉生面前——战士说：政委，你饿了吧，快吃吧。
廖汉生把牛皮推回去给了更需要的人，眼睛里却有泪水。
靠着这股劲，第六师最终走出了草地，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廖汉生出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政治委员，团长是贺炳炎——又是和这个独臂将军搭档。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岁月，说起来能说很长一段，从湘西到草地，从雁门关到解放大西北，四度搭档，几乎走完了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创史。
1937年10月，忻口战役打响。
日军从大同经雁门关往忻口阵地持续运送物资，这条补给线一旦不断，正面战场的防御压力就无法减轻。
贺龙决定派716团深入日军侧后，截断这条战役补给线。
10月15日，贺廖支队由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出发，15日出发，17日赶到秦庄、王庄宿营，距雁门关约40里。
10月18日凌晨，716团主力在一名老乡引路下，沿山间牧羊小道悄然摸进黑石头沟公路西侧高地，天亮前全部潜伏到位。
黑石头沟是个绝佳的伏击地形——公路在这里向东绕了一个大弯，西临悬崖，北靠陡坡，南有石拱桥，整体地势南低北高，沟底全是乱石，居高临下，无处可逃。
10月18日上午10时许，50余辆日军汽车从北驶入伏击圈，716团以密集火力覆盖，贺炳炎独臂挥刀亲上前线。
这一仗打下来，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多辆。
10月21日，716团再次在黑石头沟设伏。
当天，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日军车队同时驶入伏击圈，总计200余辆汽车进场，716团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歼日军一部，击毁汽车10余辆，尔后主动撤出。
从10月18日到21日，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中断数日。
战后，日军后续部队在黑石头沟沟口竖起一块木牌："此地殉国六十七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这一仗，被正式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雁门关之后，廖汉生率716团继续转战晋西北，收复七城；1938年11月挺进晋察冀，滑石片一战，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日军一个大队；1939年初率部入冀中，九天内三战三捷；同年参加齐会歼灭战，代理旅长率部参加陈庄歼灭战；1940年重任716团政委，参加晋西北反"扫荡"和百团大战。
1941年，廖汉生奉命赴延安学习，先入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后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任党校组织教育科科长。
1944年10月，他以第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干部大队政委身份，率部重返洪湖地区，出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委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廖汉生历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兼中共江汉区委书记，参加桐柏战役。
进入解放战争，他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一军政委，率部保卫延安、转战陕北，参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宜川等一系列战役。
1948年2月，宜川战役中，廖汉生率部风雪兼程赶到瓦子街作战地域，顽强阻击敌军主力突围，保证了整个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的胜利，取得了"西北大捷"。
1949年2月，廖汉生出任解放军第一军政治委员，随部进军大西北，参加陕中、扶眉战役。
同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出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
1952年，廖汉生调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先后升任西北军区副政委、党委第五书记，后主持西北军区工作。
这一段在西北的岁月，让他对那片土地的熟悉程度远超大多数同级将领。
1954年，四十三岁的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成了当时部级干部里最年轻的一个。
那届国防部七位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后来授了大将，萧克、李达授了上将，七人之中，只有廖汉生一个授了中将。
不少人替他鸣不平，说一野系整体授衔偏低，他吃了编制的亏。
廖汉生自己一字未争，他觉得国防部副部长名头虽响，实际上干不了多少具体的事，不够过瘾，主动申请进军事学院学习。
1955年，廖汉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与陈锡联、韩先楚、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同窗就读，全系五十二名学员，廖汉生负责带第二学习小组。
一学就是两年多。
【二】那一纸任命，他真的听错了
1957年7月，战役系五十二名学员通过了严格的毕业考试。
廖汉生拿了优秀学员二等奖，成绩扎实。
毕业合影那天，廖汉生缺席了，同时缺席的还有陈锡联、韩先楚、温玉成、李天佑、杜义德、陈先瑞、杨尚高，各有各的原因。
组织上已经开始分头安排各人去向，廖汉生已经收好了行李，准备去新疆。
那时候新疆军区的情况，是组织上早已了解的。
王恩茂一个人同时担着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三副担子，繁重的工作量早就到了需要人手分担的程度。
廖汉生在西北待了多年，对新疆的地理、民情、边境态势都熟悉，组织上也确实有过让他去新疆的考虑，他自己也是这么预期的。
行李收好了，心里盘算的都是上任之后怎么打开局面。
然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找他谈话了。
萧华告诉他：军委的意思是让他留下来，接刘伯承元帅的班，当南京军事学院的新院长。
廖汉生的第一反应，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清楚——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个刚从这所学院拿了毕业证的学员，转头就去坐院长的位子，还是接刘帅的班——刘伯承是公认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教育家，当年率红军强渡大渡河，组建四渡赤水，解放战争中指挥千里跃进大别山，都是载入史册的手笔。
廖汉生推辞，去找萧华说自己资历不够，院里那么多资深的将军教员，自己一天课都没教过，哪能挑得起这副重担。
后来他专门又去找了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想当面把这件事说清楚。
彭德怀没多说什么。
萧华再来找他谈，话说得直截了当——军委已经决定了，服从安排。
廖汉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服从了。
1957年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举行欢送老院长、欢迎新院长的大会。
刘伯承在台上完成交接，廖汉生正式接任，成了这所顶级军事院校的第二任院长。
中央军委同时任命张震任副院长，钟期光任政委。
那天当时在场的人，事后很多人都说：当时不光廖汉生自己懵，圈里一批人都纳闷，为啥偏偏选中了他？
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放在后来的历史里回头看，这步棋的逻辑其实并不难理解。
廖汉生接了这个位子，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萧规曹随。
刘帅之前怎么干的，他就接着怎么干，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学院的两位副院长张震和钟期光都是老资格，对学院情况比他熟太多，他完全放手让两人主导，不越位，不插手。
他自己一边干院长一边补课，硬是用三年时间把教学规律摸透，把一个门外汉活生生练成了内行。
那三年学院的教学秩序稳，出了一批成果，谁也挑不出毛病。
1956年学院建院五周年，他和吴克华都在院里，两个人一起拿到了二等奖。
1959年10月，廖汉生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接替赖传珠上将。
1960年1月8日，他正式到任，踏上了北京军区的地界。
到任第三天，赶上国庆阅兵彩排，他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六个小时，全程没动地方。
旁边的人劝他坐一会儿，他说刚来不摸清情况哪行，就这么硬扛着从头盯到了尾。
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战友记住——廖汉生干事的方式，从来都是这样。
【三】京畿重地的七年
北京军区政委，这个位置的分量，不能光看字面上的"政委"两个字。
北京军区的驻防范围，覆盖北京、天津两市以及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下辖八个野战军、一个卫戍区、一个警备区，加三个省军区、十多个独立师，是拱卫首都的核心力量。
这支部队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影响都是直达中央的。
在这个位置上当政委，面对的不是边疆那种开拓性的局面，而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压力——每一步都要稳，都要准。
廖汉生在北京军区政委这个位子上，从1960年1月8日一直干到1967年1月8日，整整七年，一天不差。
这七年，廖汉生做了几件事，被部队的史册记下来了。
1963年，河北、天津发生特大洪水，北京军区组织大规模抗洪抢险，廖汉生参与指挥，协调军区部队全面出动，把这场硬仗打了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那段最难熬的岁月，也是这样一步步撑过去的。
之后的大比武阶段，廖汉生推动北京军区部队扎扎实实地训练，抓基层，抓实效。
当时军内兴起"突出政治"的风气，廖汉生顶住压力，坚持认为政治工作必须落到实处，不能搞形式，不能只喊口号不抓训练，不能光做表面文章而荒废战备。
全军区在这一时期冒出来一批被国防部命名的英雄集体和个人——"爱民模范谢臣"、"英雄八连"，这些名字后来成了全军的学习标杆。
还有一件事被很多人记住——1965年，战友文工团排演《长征组歌》。
廖汉生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都是长征亲历者，文工团多次请两人来讲长征故事，核对史实，纠正细节。
廖汉生在草地里走过，知道那条路实际上是什么感觉，他能讲出别人讲不出的具体——哪处的山更难爬，草地里的草根嚼起来是什么味道，战士们在极度饥饿的时候用什么支撑着走下去。
这部作品后来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廖汉生与杨勇对它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廖汉生和杨勇搭档，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两个人把北京军区管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关系，后来被一些老将领形容为：两人一起扛着一副扁担，前后都使劲，扁担才不会晃。
这七年，北京的政治气候一直在发生变化。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政治上的气氛开始变紧；1960年代初，各种运动接连而来；到1964、1965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稠，军队也不例外。
廖汉生在北京军区的七年，走的是一条随时都可能失误的窄路，但他一步一步走下来，没有出过大的差错。
这段平稳日子的结束，来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
在廖汉生到任北京军区政委七年之后，一场风暴正悄悄成形，而他是挡在风眼里的人。
【四】1967年1月8日，廖汉生消失了
这一节，得从1966年秋天说起。
1966年10月，廖汉生从一些间接渠道得知，林彪有了一句话——"要削其羽翼"，对象是贺龙。
贺龙的那些老部下，被排除在知情范围之外，廖汉生是事后很久才辗转听到风声的。
他感觉到，有些事情开始在回避他了。
这一年，廖汉生主持军区政工干部谈心会，作了一次主动的自我批评，梳理了自己近年来工作上的几处问题：一是1964年抓大比武时跟得很紧，1965年批大比武时转弯慢；二是工作作风有时急躁、简单；三是抓政治落实方面没做到底。
他真的以为，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找出问题所在，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
他哪里知道，等着他的不是批评会，是五年半的牢房。
1967年元旦过后，廖汉生带着工作组去了保定，在驻保定的某炮兵团指导年终总结和四好连队评比，不过是寻常的下基层。
1月4日，从北京传来消息——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倒了。
廖汉生接到通知，次日必须赶回北京开会，1月6日当天回到了北京。才离开几天，军区机关已经天翻地覆。
1月8日上午，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在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廖汉生走进会议室，扫了一圈，发现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对，压得人喘不过气。
会议刚刚开始不久，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闯进会场，点名要廖汉生去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
会场瞬间沉默。
廖汉生环视了一圈，把手里那个记有机密内容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对负责保管的党委秘书说了一句：你替我保管好。然后昂着头，走出了会议室。
他就是这样，带着讽刺又带着倔强地走出那扇门的，明知道去了是什么结果，还是自己走出去的。
这一去，廖汉生失去了自由，整整五年半。
从他被带走的那一刻，扣帽子就开始了。
"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帽子一顶顶摞上去，他摘掉了领章帽徽，被关进北京军区大院一间小房子，由军区保卫部负责，看守是军区警卫营的一个班。
廖汉生1960年1月8日到北京军区报到上班，到1967年1月8日被关押，整整七年，一天不差。
这个日期上的巧合，他后来提起过，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意味。
被关押的第一天，廖汉生就开始要求谈话，搞清楚被关的理由，搞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多次提出这个要求，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没有什么好谈的。"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这件事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大概是1967年9月前后，批斗少了，专案组开始正式审查。
第一个问题，是说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是"地主土匪武装"。
廖汉生清楚地知道，那是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贺民英和贺戊姐1933年春为掩护大队突围壮烈牺牲，长征结束后整支队伍只剩下了廖汉生和另外一个人。
第二个问题，是质疑他是"假党员"，说他档案里没有入党申请书和党员登记表。
廖汉生哭笑不得——战争年代根本没有那套完整手续，干部档案都是全国解放后才正式建立起来的，而关向应1946年已在延安病逝，当年支部会议的其他参与者多数在战争中牺牲，什么都没法核实了，专案组就这么乱说一气。
1968年12月，对廖汉生的审查达到高峰。
整个十二月，除了几天审问两三次之外，其余全部是一天四个时段：凌晨一点到五点，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晚上八点到次日零点。
临近年底某一天，审到凌晨三点，审问人员自己都熬不住回去休息了，回去前交代看守：不准廖汉生睡觉，必须再思考两小时。
车轮战术，长时间罚站，不准喝水，逼供诱供——招认就是对党的态度好，不招认就是立场有问题。
1969年10月，廖汉生被押到邯郸某师遗留的营房。
1970年1月，当地说要发生地震，他被搬到露天，只有一床旧棉被，在冰天雪地里硬熬了整整一个星期，几乎因此送命，直到地震警报解除才搬回室内。
1970年春末，他被押到石家庄，关进北京军区后勤部七分部的一处偏僻小院，西靠猪圈，北靠狗棚，臭气熏天，夏天蚊虫成群。
廖汉生曾经跑遍北京军区所属部队，汽车刚开进大门他就认出来了，是后勤部七分部，后来他听说，这里原来关的是杨勇，两人对换了。
1972年5月，廖汉生被带到石家庄市内一所军队招待所，见到了几个孩子，还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小外孙。
到6月底，他的待遇略有改善，伙食标准从每月15元提高到18元，房子从西房换到北房，挂上了蚊帐。
十天可以洗一次澡，安排在晚上十点以后，先派半个班战士把澡堂清场，等所有人洗完、烧锅炉的工人撤走，再由另半个班押着廖汉生过去。
看病也是晚上十点以后，北京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几个医生接诊，除了问病情不讲别的。
廖汉生感叹，过去身居高位，哪次出行也没有这么"兴师动众"过。
就在1972年，被关了五年多的廖汉生，等来了真正的转机——这个转机，来自一个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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