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山东三李一王：两位被老蒋囚禁和杀害，另两位结局如何？|中央军|山东省|李一|李仙洲|李玉堂|王耀武|陈诚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04年第二期中有一篇《民国著名军政人物并称辑略》，其中罗列了北洋三杰、士官三杰、首义三武、党人三督、嵩山四友、袁世凯十三太保、复辟党十三太保、段祺瑞四大金刚、国民党四大元老，另外还有蒋介石五虎将、八大金刚和十三太保。

这些著名人物“合集”的最后一组是“山东三李”：“黄埔一期的三位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抗战中都任集团军总司令，抗战结束后都在山东带兵。李仙洲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延年曾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李玉堂曾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此前还当过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十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绥靖总司令。‘三李’在山东统归另一山东籍将领、黄埔三期生王耀武指挥，王耀武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主席，当时山东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

山东出好汉，三李一王在抗战中的表现都不愧好汉之称，但在抗战胜利后的表现和选择的道路却不尽相同，结局也大不相同：一个被老蒋判刑，一个被老蒋杀害，还有两个在前后脚山东（莱芜和寿光）被俘又相继特赦（一个1959年第一批，一个1960年第二批），至于着四位中将总司令晚景和名声最好的是不是王耀武，就得有请读者诸君看完相关史料之后来下结论了。

“三李不如一王”，说的还真不是最后的权力和军衔，因为他们四位都是中将，有史料说李玉堂是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写得很明白：“1943年，二月二十四日李仙洲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辖第85军、暂15军；二月十七日李延年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二月二十五日王耀武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辖第73军、第74军、第100军；六月六日，刘戡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十二月二十七日改李玉堂任总司令，辖第27军、暂5军；1945年，三月二十二日俞济时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所辖同前，六月二十六日撤销该集团军。”

既然是称作“史”，就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再加上政协回忆录刊物跟该史记载一致，那么李玉堂当过三十六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就毋庸置疑了。

李玉堂在抗战中打出了“泰山军”威名，当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时间比较短，他还当过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这在《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也有记载：“第1方面军卢汉（滇军），第2方面军张发奎（旧粤军），第3方面军汤恩伯（中央军），4方面军王耀武（中央军）……第27集团军李玉堂（李为中央军，所辖部分为川军，部分中央军）、第28集团军李仙洲（中央军）。”

王耀武能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相提并论，而李玉堂、李仙洲、刘汝明、李默庵等人平级，这样看来，还是王耀武这个黄埔三期生，比黄埔一期的“山东三李”实权要大一些——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区司令和后来的兵团司令基本平级（有些绥靖区直接改变为兵团），但绥靖区司令兼省主席的黄埔生却不多，尤其是三期而为“省主席”，似乎只有王耀武一个。

李玉堂当第八军军长是带出了“泰山军”，王耀武为七十四军赢得了“飞虎旗”，李延年的第二军曾被称作“抗战三大加强军”之一，比较“差”的可能就是后来成为王耀武副手、比王耀武还早被俘的李仙洲了，但李仙洲在抗战中的居庸关之战、南怀化村之战中，都表现得十分悍勇，部队牺牲过半，李仙洲本人也身负重伤（一颗子弹擦着心脏洞穿胸膛）。

山东出好汉，这句话确实没有夸张，“三李一王”在抗战中都不失好汉本色，但这四位好汉最后两个进了老蒋的监狱，其中一个被老蒋杀害，另外两个被俘的倒是因祸得福，特赦后都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享受厅局级待遇。

李延年和李玉堂都去了台湾，这两位在抗战中战功赫赫的名将，最后都身陷囹圄，公开资料显示，陈诚力主判处李延年死刑，经多方证人鸣冤，才改死刑为十年或十二年（史料有两种说法），1974年11月17日，李延年在贫病交加中含恨而终。

李延年经多方营救免于被害，在长沙保卫战等抗战战役中屡建奇功的李玉堂，则被老蒋下令杀害了。

老蒋在内战中全面溃败，事后大肆甩锅抓替罪羊，李延年就是替“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背了黑锅，而李玉堂则是在看清老蒋真面目之后，准备走另一条道路，结果跟我们熟悉的吴石将军一样，牺牲在了老蒋的屠刀之下。

与李玉堂、李延年相比，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李仙洲，兵败济南逃至寿光被俘的王耀武，即使在战犯管理所，享受的待遇也比撤到台湾的李延年李玉堂强十倍。

有人说王耀武“晚景凄凉”，那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在淮海战役时期曾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被俘时任第5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5师师长，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李以劻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中回忆了王耀武特赦后的生活，并证实了王耀武在那十年并没有受到冲击。

李以劻回忆：“此时幸得后期同学高德昌介绍与吴伯伦相识。吴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王耀武字佐民）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在政协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照顾下，除康泽一人因特别原因被冲击外，其余（包括佐民）住在和平里11区20楼的各位委员、专员均没有受到冲击。”

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也公开辟谣，说王耀武并没有被前妻气坏：“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背叛了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

王耀武辞世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也是对他抗战之功的充分肯定，李仙洲不但在那十年没受到冲击，当了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常委后，级别比王耀武沈醉等人还高（副部级）。

《纵横》2001年第五期的《听李仙洲纵谈往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85年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大会期间，我有幸认识了李仙洲常委。”

李仙洲对自己被俘后和特赦后的生活，是既满意又感激，甚至还有惊喜：“1947年被俘后，我先后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管理人员对我不错，肯定了我的抗战之功，再一件难忘的事就是周总理召见我，与我亲切交谈，当年召见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召见以后，周总理还留我们吃饭。还请陈毅元帅和前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等作陪。总理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说：‘李大哥是山东人，爱吃水饺。’”

如果王耀武和李仙洲没有在山东被俘，到了台湾之后，老蒋肯定不会放过他们，因为老蒋被困孤岛，已经是惊弓之鸟，而且要为自己的战败找人顶缸，他才不管那些部下在抗战中立有多少战功，只要对他的统治有利，或者可能对他的宝座构成威胁，他都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压甚至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