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衬衣，深色马甲长裤，卡其色鸭舌帽，茶色镜片后的目光依然清澈。
97岁的周焕坤，几乎每天都下楼，买菜、取快递、散步，生活全然自理。与老伴陈前玉住在这套7楼的老房子，二十余年，鲜少麻烦儿子，更不肯给政府添负担。“身体还行，搬走有些舍不得。”话语平淡，语气里透着一股老兵的倔强。
这份倔强，更刻在他“永不掉队”的信念里。每晚7时，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数十年未变。近两年，周焕坤学会了电脑打字、网上购物，微信视频号更新了156条——军装老照片配着简短文字，追忆往昔，也定格当下的珍贵瞬间。“用电脑、玩手机，看到的多是新鲜事。年纪大了，走不远，网上买东西方便，有时比店里还便宜。”他笑着，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熟练如年轻人。
这位紧跟时代的老人，曾穿越过抗美援朝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20岁的周焕坤还是石泉县中学简易师范班的学生，原本毕业便能当小学教师，可那天与两名同学去池河领取学校发放的生活费时，正好遇上前往四川的部队。“见了队伍就亲热，凭着学生的一股热情，就跟着他们走了。”
从此，周焕坤的人生走上另一条轨道。
周焕坤年轻好学，腿勤手快，反应机敏，又有文化底子，入伍后不久就从通信兵转为警卫员。1951年春节刚过，他随炮兵三十二师司令部直属部队从辽宁入朝作战。鸭绿江大桥已被敌机炸毁，美军侦察机24小时盘旋，白天渡江无异于送死。部队决定夜晚抢渡，岂料第一辆汽车还没上浮桥，敌机骤然投下数十颗照明弹，江面亮如白昼，紧接着炸弹倾泻，机枪扫射，江水瞬间被火光吞没。
“飞机来了，机枪声、炸弹声、汽车喇叭响成一片，整个江面都吼起来了。”周焕坤回忆，首长当即下令打开所有照明，全速抢渡。头顶是轮番俯冲的敌机，脚下是冰冷刺骨的鸭绿江水——浮桥仅由门板和洋铁桶用钢丝绳拴成，车一开上去便往下沉，战士们穿着棉袄，水淹至胸口，浑身湿透，冻得发颤，却无人后退一步。当晚，部队以较小损失成功过江。周焕坤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刺骨的江水和震耳的爆炸声。
在朝鲜战场，不分前线和后方，处处是生死线。做饭冒烟会引来敌机，敌机一响便要灭火隐蔽，一顿饭煮好几回，常常半生不熟。有时饭刚熟，炸弹投下，锅破饭洒。渴极了，就捧起弹坑里的黄泥水。一次接到送信的命令，路上连发子弹不时从他身旁擦过，他和运输连指导员准备扑进茅草房躲避，岂料房顶被炸弹掀翻。还有一次，三人跑进防空洞，走在后面的老邓被炮弹炸断双腿……这些生死瞬间，他极少对人提起，但在他的记忆深处，却从未忘记。
即便在炮火中，周焕坤也坚持学习，《实践论》等理论书籍随身携带，一有空便翻上几页。“不能放松，不敢掉队。”他时常有这样的紧迫感。
1952年，周焕坤奉命随部队回国，随后所在部队改编成立第五炮兵学校。1955年他又到武昌技工学校，边工作边学习。1958年转业至湖北应山县，“当地学校缺老师，就到部队挑选一部分人支援地方，一千个人里选三十多个，把我给选中了。”
“刚到学校，啥都不懂，备课、板书全不会，还以为‘备课’是‘背课’。”周焕坤忍不住笑。可正是凭着战场上练就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他拼命学、反复练，很快从普通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也是这一年，他与同乡陈前玉结婚，两人在应山教书育人，三个儿子相继出生，长大成人。
1970年，周焕坤调回石泉的申请获批，夫妻俩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此后，他先后担任中池大坝公社文书、农科所文书、农业局文书、工会主席、广播学校副校长，每份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最终在原石泉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岗位在变，不变的，是周焕坤那份“不掉队”的自觉与高度的责任心。
入党，周焕坤等了三十多年。早在抗美援朝期间，组织便曾有意培养，后因战事紧张而暂缓；和平时期再度启动入党程序，又因工作调动、档案移交等客观原因而搁置。然而，无论身处炮火还是讲台，他入党的心愿从未熄灭。1984年7月1日，55岁的周焕坤终于站在党旗下，庄严举起右拳。那一刻，他等了太久，却从未动摇。
今年元旦，他给石泉县委县政府写下一封信，字迹工整，情真意切：“我虽然年事已高，但初心未改，使命不忘。我将一如既往，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支持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我也会尽自己所能，保持革命晚节，言传身教，在建设美好家乡、教育下一代、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好自己的余热。”
周焕坤楼顶露台上，大大小小的花盆摆得满满当当——盛放的月季，结了果子的蓝莓，打着花苞的茉莉花，一派生机，一如老兵的信念，历久弥坚。从炮火中走来，在讲台上、在机关里、在离休后每一个寻常日子里，周焕坤一直在学，总在追赶，始终不曾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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