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以《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为代表横空出世，到70年代意大利铅黄电影和日本超现实主义电影，直至80年代香港类型片的戏剧化光影，表现主义以强烈的主观性、夸张的变形和浓烈的情绪外化改变着影视。
然而千禧年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表现主义的强光影语汇逐渐从主流作者电影中退潮。为什么表现主义风格不再流行了？
作者：郑欣晴
编辑：姜岭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一、表现主义：直觉与表现
在表现主义风格电影中，画面和环境都是人物内心，或者说创作者内心感受的外化。在这种语境下，直觉和表现无法分开。在一些作品中，我们似乎感到角色的情感多到无法被控制，并渗透到他们周围的世界中。这种情感总是带着对某些事物的焦虑、不安和不确定感。
在1965年的心理惊悚片《冷血惊魂》中，这种从内心到环境的外化非常典型：女主角精神逐渐崩溃到最大化时，走廊的墙上突然伸出了无数双手想抓住她，对应着角色内心的恐惧、压抑与精神分裂。
在稍近一些的杜琪峰的电影中，大多数场景充满浓重的阴影与高对比度，强硬的顶光和侧逆光，烟雾缭绕的轮廓光，以及将人物面部半明半暗切割的分割光，构成了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视觉风格，人物的正邪两面和宿命感被外化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
甚至在80年代的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中，也可以看到表现主义风格的明显印记。可以说，表现主义风格电影跟随直觉展开，并且展示出叙事上的强戏剧感。
二、情感不再需要外化：叙事的去戏剧化
表现主义成为一种风格和语汇渗入电影中之后，影响着各种各样的电影类别。然而在近年的当代电影中，尤其是在欧洲艺术片和北美独立电影中，我们似乎观察到叙事逻辑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
电影叙事越来越倾向于“去中心化”和“去戏剧化”，人物不再是故事的绝对主导，叙事权威从创作者手中逐渐让渡给观众。
在这种叙事语境下，表现主义过于强烈的视觉风格反而成为一种“视觉暴力”，干扰影片叙事。同时，此类电影也不再通过打光、布景、音乐来展现强烈的情感外化，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弱设计感画面和环境音表达情绪。
前文提到表现主义影片总是带着不安和不确定感，然而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危险，那只会让观众觉得恐惧，极端的视听语言也会让观众感到违背逻辑。
表现主义风格之所以被观众接受，是因为在危险的形式之上，叠加了情感叙事和戏剧化风格。当观众对戏剧化叙事感到“过饱和”时，表现主义风格自然“无所适从”。
值得说明的是，强戏剧感不等于强情节，很多时候表现为强仪式感和舞台感的戏剧化。比如在寺山修司的电影中，布景极度人工化，叙事并不连贯而是常常被回忆或梦境接管，表现着角色的内心体验。
三、为什么电影不再喜欢带点危险感了？
表现主义电影诞生于德国混乱、焦虑的社会时期，人们渴望在电影中完成情感的放大与宣泄。而在千禧年之后，社会焦虑逐渐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疲惫，观众的审美也发生了“回摆”，开始厌倦过度的设计感。
在系统性的疲惫中观众不再期待看到一个“被视觉化的噩梦”，转而寻求真实和抚慰。电影不再聚焦于情绪与道德，转向自然主义风格的去高潮化与情感克制，危险感在此刻变得“不合时宜”。
然而疲惫带来的，还有对想象的祛魅以及欲望的丧失——环境不再是制造悬念的神秘空间，而是角色必须去适应的客观世界。现代社会信息的过载与饱和造成了观众普遍的“情感淡漠”，而欲望与表现主义风格密不可分。
表现主义电影通常具有强烈的主体欲望，恐惧、疯狂、爱欲、内疚感、救赎冲动等，这些欲望牵动着人物的意志，又被视听语言所放大。
这种手法上的“不真实”反而构建了心理上的“情感真实”。而今天，在“拟像社会”中，欲望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符号，并且越来越干瘪。
以奇幻片举例，《坠入》（2006）和《沙丘》（2021）可以很好地展现表现主义幻想到超真实自然主义的变化。在《坠入》中，幻境是男主角内心死欲和救赎冲动的外化，超现实风格的造景营造出舞台感。
而在《沙丘》中，整体色调低饱和，环境显示出一种冷峻的巨物感，人在其中非常渺小，追求呈现物理空间的真实感受。
作为宿命悲剧，古典悲剧的主角在自我毁灭中揭示人性，而《沙丘》的主角在妥协中展现了欲望的被吸收。
四、数字摄影改变了什么
在胶片电影时代，导演和摄影师需要进行精准的设计以避免浪费胶片，而数字摄影让一切都变得更安全：照亮一切、拍摄一切，然后在后期修复一切。
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然主义风格的色彩与打光更加适合数字摄影，低对比度的画面和自然光效在HDR中呈现出良好效果，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屏幕上能够保持不失真。同时，影像的去饱和也变得明显，这可能有利于流媒体的压缩处理。
电影摄影似乎不再用光来“写作”，而是将光作为一种客观环境本身。数字摄影的高感光度使低照度下的拍摄成为常态，“自然光”不再是转瞬即逝的物理限制，而变成了可以反复校正的流程，变成可以用人工光塑造的自然光形态。
数字摄影和技术的进步使进一步捕捉演员微表情和环境音成为了可能，因此电影相应的视听语言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赵婷和是枝裕和的电影中，角色的生活状态和环境音出演着重要的部分。配乐不再是叙事性的，音乐铺设在环境里变成背景的一部分。
摄像机的存在感变弱了，甚至消失了，因此光影也不再是“作者签名”。对他们的电影而言，自然主义风格为画面带来了更多人物与环境的真实状态，以及与叙事风格适配的写实感与生命力。
五、电影变得无聊了吗？
数字技术提供了对光线、色彩、声音的完全控制。然而数字工业的标准化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同质化问题。可靠的摄影以及后期处理技术减弱了画面的“个性”，一切都是让观众容易接受的，但不再富有表现力，这导致了戏剧张力的蒸发。
数字工业带来了一种“平滑的”自然主义风格，然而这种平滑很可能反而会使观众感到空洞和非真实，失去了引导观众的能力。
在许多优秀的自然主义风格电影中，戏剧张力有着真实的表现方式。然而在更多的电影以及剧集中，摄影越来越像是布景和后期制作之间的中介，这也导致了它们不再具有“比生活更强烈”的特质，对观众的吸引力变弱。情感和直觉，这两项表现主义的中心，不再引导视听语言，角色也不再生活在一个被心理状态所塑造的领域之中。
戏剧感和表现主义手法，与人类对崇高感的追求密切相关。今天的表现主义风格已不再那么主观和夸张变形，更多地在类型片中存在着。
然而生命中的欲望、孤独和恐惧会永恒存在，对崇高感和精神探索的渴求不会消失，表现主义也会一直产生新的变体。
艺术创作的意义无非是准确地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表现主义的强烈变形之下，往往是真实的情感，以及世界在物质之下更原本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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