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论“规划文化”
期刊文摘
今天，我们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编制一个能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的“十五五”规划。我们在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的精神时，必须深刻认识制定规划（计划）这件事内在的文化意蕴。也就是说，为领导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连续制定五年规划（计划），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现象，完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文化”。
一、“规划文化”属于制度文化
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众所周知，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或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但是，像中国这样不仅时间跨越70多年，而且层级包括中央和地方，都能够通过制定规划（计划）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多。在我们中国创造的成功经验中，一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现象，就是制定和实施规划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新颖的文化现象。
这是因为，文化是在人类活动中产生并能够在人类活动中交流和传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礼仪习俗、科学知识、艺术样式等。文化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但文化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形态改变后，文化中的精华还要延续下去，被继续传承和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重视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依然重视计划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因为经济体制甚至经济制度都可以改变，但贯穿于其中的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会继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并可以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于这样一种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行之有效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规划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问题研究不仅具有深刻性，还具有广泛性，因为文化不仅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发展历史，都会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器物、制度打上深深的文化印记。这就是习近平强调“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原因。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日臻完善的制度性行为。现在，中国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完成前，都要由中共中央召开全会提出制定下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然后由国务院编制规划；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人民代表审议通过，成为政府五年施政的依据。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和人大也按照这样的制度设计和程序，编制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它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化的工作程序，而且贯穿着不变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工作方法、行为规范甚至行文规范。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文化。我们在这里研究和讨论的“规划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文化”。
回眸历史，我们编制五年规划（计划）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80年，编制了五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76年到1980年的“五五”计划没有形成文本）。
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到2001年编制第十个五年计划，编制了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由于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这个计划在制定时依据党的十二大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也纳入计划范围，因此计划名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96年到2000年的“九五”计划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更新计划观念，改革计划体制、计划内容和计划方法，强调国家计划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指出计划指标总体上应该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
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到今天，连同现在正在编制的“十五五”规划，编制了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为了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我们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已经把“计划”改为“规划”。从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起，到2020年已经编制了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要编制的是第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这段历史，显然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应该讲，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党并没有经验，但自那以后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一步从更新计划观念开始，不仅认识到计划不等于指令性计划，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认识到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制定五年规划是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须。与此同时，我们对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规律性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就是在这样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规划（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要制定好一个能够利国利民的好规划，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元素：（1）在思想理念上，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制定规划的目标、方针、政策；（2）在价值导向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3）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问题出发，坚持群众路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时形成的“规划文化”。这样的“规划文化”，决定了制定规划（计划）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发展、再发展的伟大意义。
于是，我们就可以对“规划文化”的科学内涵作必要的概括了。在我们看来，“规划文化”就其属性而言，是一种“制度文化”；“规划文化”就其本质和特点而言，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的体用贯通、明体达用的文化。本来，规划（计划）是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发展战略之“用”，而不是“体”。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不只是“用”，而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的规划，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划，是坚持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价值观的规划，是体用贯通、明体达用的文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规划文化”的深刻本质和鲜明特色所在。
二、“规划文化”之“魂脉”和“根脉”
深入考察“规划文化”这一制度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就可以注意到，这一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有其科学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科学思想是“规划文化”之“魂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考察，指出工业革命造就的是不同于小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应该是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但由于这种社会化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一开始就归资本家占有，因此就形成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就会出现“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案是按照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同时可以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代替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过去，我们以此为据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自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成为社会现实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些论断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实践告诉我们，社会化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化生产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桎梏后才能建立；与此同时，社会化生产也是不断发展的，“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不仅是为克服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而建立的，而且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化生产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总结了来自实践的新经验。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个论断，提出了社会化生产也是有“规律”的；强调“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些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而又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行发展（包括斗争）而非原先设想的前后相连、线性发展的新情况，邓小平据此提出了两个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二是，这样的“吸收和借鉴”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那么，什么是这种“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呢？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因此，党的十四大在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这里讲的“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精神的国家宏观调控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显然，这些新认识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以“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克服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又大大超越了这样的设想，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的国家宏观调控思想。
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视积极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制定和实施，从根本上来说，来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其思想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科学思想。
同时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规划文化”之“根脉”。
自古以来，我国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谋人民之福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呕心沥血，自觉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他们为制定一个利国利民的五年规划（计划），亲自做调查研究，亲自指导规划编制，饱含着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治国理政理念。
我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题目，不仅把“治国”的问题鲜明地点了出来，而且引用的是中国古代先哲老子的名言，格外引人注目。习近平在讲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及其提出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时，把老子列在孔子、庄子之前。“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老子》第六十章中的一句名言，讲的就是“治大国”要具备一种若同“烹小鲜”一样高超的治国艺术。“小鲜”指的是鱼，“烹小鲜”即烹煎小鱼，既要了解所煎鱼的品性、掌握好煎鱼的火候和时间，又不能时不时地翻来覆去，这样就会把小鱼搞烂了。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后人有多种解释，其基本思想是强调治理国家既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全局方方面面因素，又要认真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进行人为干预，总之，要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完美的治国能力，让国家机器有序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崇高境界。
习近平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讲到的。当时，刚刚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首次出访，要去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行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自己的经历、爱好，特别是讲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他说：“我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感慨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的确，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我常说，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他还说：“对我来讲，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第二次，是在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在论述怎么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问题时，习近平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下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既有利益格局变化。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广，重大改革举措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他还说：“我们的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力求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不能随便‘翻烧饼’。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然，稳妥审慎，不能耽误了必须推进的改革。
由此可见，习近平引用中国古代先哲老子的格言，并以此自勉，一是强调他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不辜负人民的重托，把国家治理好；二是强调他的治国理念是在全面了解国情、反复论证、科学决策的同时，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又“不能随便‘翻烧饼’”，积极推进而又科学审慎地把国家治理好。前一点，强调的是为谁而治；后一点，强调的是怎么治理。需要指出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重视国家治理问题，而且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了出来。
那么，怎么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呢？纵观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科学态度，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就包括了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确定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实现战略目标的工作布局和工作安排，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且可以更为深刻地领悟中国共产党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也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归根到底，要认识到，“规划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深层次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说过，“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中轴作用”这四个字，意味着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不仅影响一定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且会影响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乃至制度建设。事实上，制度文化之所以是制度文化，就在于一定的制度都内在地含有其特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度文化的“规划文化”，如前所述，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的，体用贯通、明体达用的文化。
回顾规划编制工作的历史，特别是最近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实践，我们认识到，编制规划是党领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汇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真知灼见，集思广益制定规划；二是坚持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三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把握国家所处历史方位，把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握各个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四是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五是坚持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指导方针、战略重点，作出解决问题的战略部署；六是坚持稳中求进、留有余地，未雨绸缪、防范风险，以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这些基本做法和基本经验，体现的就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两个结合”。而“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必由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自新时代以来制定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和现在正在制定的“十五五”规划，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思想，特别是鲜明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的深刻体现“第二个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我们知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价值要求，都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都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都是这两者深度相结合的成果。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习近平还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这些重要论述，是他2014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工作和战斗过的北京大学，同北大师生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讲的。
我们在研究“规划文化”的时候重温这些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中华文化强调的那些优良文化传统，不都已经体现在我们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了吗？这就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不仅是有深厚文化根基的，而且连续70多年来接续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这件事情，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体系中创造了“规划文化”这一体用贯通、明体达用的文化新形态。
三、深刻认识“规划文化”的厚重性
通过对“规划文化”之“魂”和“根”的溯源，我们可以看到“规划文化”的厚重性。文化是管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文化自信才是最深层次的自信，文化自觉才有实践的自觉。我们应该从文化层面深入思考和阐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意义，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自觉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自觉性。
习近平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深刻地说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首次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强调的不只是制定“十五五”规划的意义所在，而且强调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五年规划的深刻原因及其重大意义所在。从文化上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一重要论断，就可以发现，正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五年规划这件事已经形成了厚重的“规划文化”，我们才能“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我们才能创造出“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我们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优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规划文化”的厚重性，集中体现为规划的“行动向导性”。“规划文化”的要义，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而其关键之点，在于能够从客观事物中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对来自实践的认识包括对自以为是“规律性的认识”，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这在过去战争年代体现得十分明显，在今天和平建设年代，没有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体现得更明显。因为这样的规划（计划）一旦制定就要付诸实施，就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施规划（计划）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规划（计划）实施的效果好不好更在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得好不好。事实上，制定规划（计划）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决策过程，就是在“实事”中“求是”，并把“是”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过程。“行动向导”，就是指导实践的方向和路径。“规划文化”的厚重性，就体现为这样具有鲜明实践色彩和指导性质的“行动向导性”。
第二，“规划文化”的厚重性，突出体现在规划的“价值导向性”。我们制定的每一个五年规划，都要先强调“指导思想”是什么。这里讲到“指导思想”，核心要义强调的就是我们制定和实施规划的“价值导向”，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在价值观或价值追求的差异。“规划文化”也是如此，各个国家可以制定各个国家的规划，但不同的价值观引领下的规划必定具有不同的追求和重点。即使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和具体任务，但只要其价值观或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之间就有连贯性。比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在“站起来”“富起来”和迈向“强起来”的三大发展阶段中，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但价值追求始终如一，由此保证了这三大阶段之间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规划文化”的厚重性，就在于它内在具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变的价值追求。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规划（计划）完成前马上制定新的规划（计划），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民富国强而奋斗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在制定和实施规划（计划）时，就体现为“价值导向”，强调的是我们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时必须坚持的根本遵循和根本追求。
第三，“规划文化”的厚重性，明显体现为规划的“战略前瞻性”。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开始，就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历史上早已形成从战略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具有宏观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等特点，在中国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战略思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内外都已经注意到，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经验。一件事，连续干了70多年，不断完善，不断规范，而且那么成功，毫无疑问，其内在的科学思想、价值导向、思维方式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战略思维特点。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系统观念丰富和发展战略思维，我们党的战略思维由此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思想体系。今天的中国之治，已经是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相统一又有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的治理之道。为保证这些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战略布局的实现，我们还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明确中长期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作出五年里国家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国防军队建设等方方面面建设的部署，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也就是说，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相联系的，是实现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规划文化”不仅因其是“文化”而具有前瞻性和长期的影响力，而且因其“规划”是“战略”的组成部分也具有前瞻性。“规划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文化。
第四，“规划文化”的厚重性，同时体现为规划的“目标确定性”。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成功，一要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是从哪个地方出发的，认清出发点的历史方位；二要心中有数，明确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三要心中有数，找到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正确道路。遇到不可预测的新情况，要调整方向，明确新目标后才能继续前进。制定规划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明确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路径。2025年11月12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来自巴基斯坦的作者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分析了西方对中国存在的认知误区后，集中讲了中国制定“十五五”规划对于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意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在一个日益失序、动荡、地缘政治分裂和技术颠覆的世界里，中国对长期规划的坚持表明了当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灵活性相结合时，这依然是面对不确定性时不可或缺的法宝。”规划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其重要特点就是体现和保持了“目标确定性”。完全可以说，“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国家发展的目标与路径，其接续实施保障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是我国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制度安排；同时，“十五五”规划有效地以目标导向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与力量，统筹调配各方资源，充分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讲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这就是重要经验；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优势，这就是重要政治优势。
第五，“规划文化”的厚重性，还体现为规划的“动态连续性”。文化的优势，就在于它是文明的赓续载体，具有“动态连续性”。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利国利民的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来制定规划，既能够从不断变动的社会实践和人民利益诉求中进行科学决策，又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在这样的文化引领下制定的规划，就能够保持其既有连续性，又能够使之不断充实新的要求和着力点。以“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这三个规划为例，“十三五”时期我们面对经济新常态，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四五”时期在继续坚持这样的思想理念的同时，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且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十五五”时期在进一步明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同时，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同时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种动态连续性，保证了中国能够在应对来自国内外急剧变动形势的挑战和风险时始终保持发展的连续性。国际社会都已经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这种“动态连续性”及其带领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2025年11月11日的《参考消息》有篇来自澳大利亚某网站的文章，文章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中国“十五五”时期蓝图的特点时，说：“此次全会并未对前一份规划设定的方向作出突然调整。这种规划上一致性与连续性带来了可预测性。投资流向、贸易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新技术的认定与优先级排序，均受益于这种具有连贯性的规划模式。这些因素都是中国持续崛起的关键所在。”“特别是过去45年来，连续实施的五年规划使中国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面临全球经济逆风，但新规划背后的缜密战略思考将为中国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文章还说：“对比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在不同经济规划间摇摆不定，其变革似乎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合理的逻辑支撑。
综上所述，“规划文化”因其具有这样的文化厚重性，因而有其长期而又深远的文化魅力。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拓展理性的视野，把制定和实施规划这件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看待，从而增强全民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自觉性，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本文选自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 李君如，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任文；初审：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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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民族教育》《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数字法治》《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新阅读》《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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