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9号下午，东京涩谷区圆山町。
一栋叫“喜寿庄”的老木造公寓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脖子上有勒痕，身边手提包里装着28个没拆封的避孕套。
工作证上写得清清楚楚：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渡边泰子，39岁。
庆应义塾大学毕业，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
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没任何经济压力。
可警方越往下查，越觉得不对劲。
这位白天坐在东电总部大楼里写经济分析报告的女高管，从1991年起就在涩谷圆山町和道玄坂一带做站街女。
下班之后换上风衣，混进红灯区，用极低的价格接客。
她妈知道女儿在卖春，沉默了好几年。
同事和朋友完全不知情。
白天是掌控国家电力命脉的精英，晚上是红灯区里最廉价的流莺。
这身份反差，把整个日本社会都给炸翻了。
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尼泊尔籍男子，在附近餐厅打工，非法滞留。
案发现场一个用过的蓝色避孕套里，查出了他的精液。
戈文达·普拉萨德·迈纳利。
但法医鉴定报告里有个细节，让人心里发毛。
死者体内有多个不同男性的残留物，戈文达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那个避孕套里的精液，很可能是陈旧痕迹，跟案发当晚没直接关系。
2000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裁定证据不足。
戈文达无罪。
他以为能回家了。
检方可不干，立马上诉，还申请了禁止出境令把他扣在日本。
同年12月，高木俊夫法官推翻一审判决，改判无期徒刑。
2003年10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无期，终审。
戈文达到死都想不通。
明明没有任何物证能证明他跟这起命案有直接关系，怎么就从无罪变成了终身监禁？
2005年他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再审请求，结果被搁置了好几年。
转机来自日本法医学界的泰斗上野正彦。
他做了个实验，证明在充满细菌和污垢的下水道环境里，精子根本不可能在十天后还保持案发当晚的形态。
那个避孕套里查出的东西，是戈文达在案发前很久留下的陈旧痕迹。
跟命案毫无关系。
真正让这桩冤案彻底翻转的，是检方迫于压力解封的一份DNA鉴定报告。
死者的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大衣血迹中混入的血液、体内深处残留的样本，没有一项指向戈文达。
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全部指向同一个未知男性。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检方早就知道死者胸口提取的唾液是O型血，而戈文达是B型。
这份能直接证明他无辜的证据，在审判中被全程隐藏，从未向辩护律师公开过。
2011年7月，东京高等检察厅终于同意重新做DNA鉴定。
结果推翻了一切定罪基础。
2012年6月，东京高等法院决定重审，同时停止执行刑期。
戈文达被释放，遣返尼泊尔。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被捕，已经过去了15年。
同年11月，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宣判无罪。
2013年，东京地方法院裁定日本政府支付约6800万日元国家赔偿。
戈文达出狱后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东京地方检察厅在2011年9月被迫公开了一大批此前刻意隐藏的证据。
包括凶手遗留在现场的详细DNA图谱、遇害者死前与不明男子有暴力性接触的确认报告、当年调查期间已经锁定的多个可疑人员名单。
日本调查记者后来发现了一条被警方完全无视的线索。
死者的电车定期券，被人在距离案发现场十公里外的巢鸭刻意丢弃。
案发后恰有一名神秘男子从圆山町搬到了巢鸭，就住在定期券发现地附近。
这条线索之所以在当年没人追，原因简单得让人心寒：戈文达这个替罪羊太好用了。
一个非法滞留、没钱没背景的外国人，最适合拿来交差。
此案把日本司法体系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
检方可以随意隐藏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证据开示制度对违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威慑力。
外国人一旦被卷入刑事案件，司法系统优先考虑的是完成指标，不是公正。
2012年11月，戈文达在加德满都召开记者会。
他说日本警察、政府和司法机关应该向我、我的家人和尼泊尔人民道歉。
日本司法体系一团糟。
说实话，我查资料看到那份被藏了14年的DNA报告时，心里咯噔一下。
两根体毛，一纸被藏了14年的DNA报告，揭开的不只是一个尼泊尔人被冤枉的故事。
它告诉所有人，一个无辜的人可以因为检方选择性隐藏证据坐15年牢，一个真凶可以因为同样的原因逍遥法外至今。
戈文达等到了68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没人能补给他那15年的自由。
那个未知的真凶，至今没有落网。
东京电力OL杀人事件，依然是日本平成年代最著名的悬案，也是日本司法在二十世纪留下的一道最可耻的伤疤。
这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换做是你，被关了15年，最后换来一句轻飘飘的“赔偿”，你能接受吗？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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