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德国历史学家穆阿梅尔·贝奇罗维奇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动态，引发了各国网民的热议。他说：“一位备受尊敬的欧盟外交官最近对我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我和所有主要大国的最高官员都共事过，但只有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我感觉坐在桌边的没有一个是白痴。”
贝奇罗维奇的这条动态是他在当地时间6月30日这天发到X上的，而就在此前一天，X上正好出了一桩能够印证这个说法的舆情。
默茨发这条帖子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却引发了截然相反的舆论效果。
这已经不是默茨第一次翻车了，自2025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以来，有关他的争议几乎从未间断。去年10月，默茨在谈及移民问题时声称，德国的“城市景观”存在问题，并表示要将“遣返”视为解决方案。面对舆论批评，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还让批评者“去问问你们的女儿”。
在经济治理上，他曾在竞选中坚决捍卫严格的债务刹车政策，而上台后却为争取社民党支持，转而同意设立巨额特别基金并放松限制。这种180度大转弯的态度，引发了党内保守派的强烈不满。而他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未能兑现承诺，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0.2%，其个人执政支持率也一度跌至16%。在能源政策上，他多次批评德国放弃核能的决策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结果却在任上炸掉了德国最大的两座核电站。
而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他的立场同样充满争议。今年6月，他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公开呼吁欧盟，效仿1985年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对进行中国施压。他不断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至少30%”。
默茨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放眼望去，如今整个欧洲政坛似乎都在经历着一场集体降智。
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025年9月，她公开质疑中俄在二战中的贡献，称“中俄打赢了二战并击败了纳粹？……这倒是件新鲜事”。她还曾将中欧经贸关系比作“癌症”，鼓吹要用“化疗”等手段方式切断与中国的供应链联系。此外，她多次散布诸如“中方协助训练俄军”等不实信息。因为在立场上实在过于激进，最后导致法德等国不得不联手推动改革，收回了卡拉斯手中的部分实权。
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民众为高昂的电费和取暖费焦头烂额的时候，她却抛出了“最便宜的能源是不使用能源”这样言论，其脱离现实的程度令人瞠目。
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之后，马克龙发帖称委内瑞拉人应该感到“欢欣鼓舞”，被国内舆论痛批“白宫的传声筒”，指责他让法国“沦为美国的第51个州”。最终，法国政府发言人不得不出面改口澄清。
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他将特朗普称为“爸爸”的言论在欧洲政界更是引发了强烈反弹。
从柏林到巴黎再到布鲁塞尔，欧洲的领导人似乎集体患上了某种失语症。要么是说出与事实相悖的话，要么做出与民意相悖的事，要么就作出与现实脱节的决策。而且，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欧洲政坛的流行性疾病。
表面上看，这些争议事件各有各的成因：默茨是因为情商欠费，卡拉斯是因为意识形态偏执，冯德莱恩是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但如果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结构性原因。
欧洲在安全上深度依赖美国，导致其在外交上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从委内瑞拉到对华贸易，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欧洲高官的很多争议言论本质上是在复读美国立场，而不是基于欧洲自身利益的独立判断。
欧盟外交决策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种机制导致最终产出的往往是最低限度的共识。既不敢得罪美国，又不想失去中国市场；既要对俄罗斯强硬，又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下，欧洲政客为了迎合政治正确而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往往比不说话还要糟糕。
战略上不能自主，制度上难以决策，经济上信心丧失，同时还脱离现实。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一团糟。欧洲现在面临的处境，已经超出了当前这套旧体系所能应对的范围。如果一个政治体系总是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它的代言人看起来自然就显得降智了。但既然欧洲还有外交官能说出：“和各国的白痴高官共事得越多，我就越喜欢和中国打交道”这种话来，就说明欧洲还是有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的，只不过在欧盟现行的政治体系下，这群人往往会沦为边缘化的异类。
默茨的翻车、卡拉斯的偏执、冯德莱恩的脱离现实——这些看似荒唐的个体表现，本质上是同一个制度筛选机制的产物。当一个体系不再奖励独立思考，而是奖励政治正确时，那么坐在桌边的自然就只剩下“白痴”了。清醒是一回事，能不能改变这个体系，是另一回事。在欧洲政坛，最悲哀的事情或许不是没有明白人，而是明白人只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牢骚，却对那些坐在谈判桌上的“白痴”无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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