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微型相机，差点把吴石和聂曦都送进死局。
台北的海边，黎晴站在礁石旁，手里攥着胶卷。聂曦追到跟前，枪口已经抬起来，指节发白。
吴石赶到时，风把他的衣襟吹得直响。他没有让聂曦开枪，只把一封信放在石头上。
那封信，写着林枫的事。
可黎晴偏要自己查。
她后来才知道，林枫不是死在所谓“共军空袭”里。他驾机起义，当局拦不住，便用另一套说法遮过去。
那一晚，黎晴拆开信，手停在纸边。纸很薄，薄得像一碰就会碎。
聂曦还在防她。
这不能怪聂曦。一九五〇年前后的台北，门口多站一个人，茶馆里多一句闲话，都可能牵出一串名字。
吴石更清楚这一点。他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留在台湾，送出的不是零碎消息，是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江防图一类要命的东西。
一九五〇年一月，蔡孝乾被捕后叛变，线索开始往吴石身边收紧。
黎晴也在那架飞机、那条线里。她看见朱枫被抬上去，自己主动留下。
她没走。
舟山军营的电话机放在木桌上，听筒乌黑。黎晴借口公务保密，把通讯兵支开，先拨聂曦办公室。
无人接。
她又拨到吴石办公室。电话接通后，她没有明说，只用暗语把朱枫被捕、信物和情报在自己手里的消息递出去。
聂曦听完，立刻去找吴石。吴石最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更险的一步，是黎晴去见毛人凤。
她不是去告密。
她这一去，明面上是把刀递给敌人，暗里却把刀锋转了半寸。
聂曦猜不透。吴石也不会想到，那个被他们一度防着的女人，会把自己的命也压进局里。
可暗线救不了所有人。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台北马场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押赴刑场。
吴石在狱中受刑，一只眼睛失明，临刑前留下诗句：“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枪声响后，四个人的名字沉进海峡风里。
多年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雕像并排立着。有人把花放在石阶前，花束一层压着一层。
风吹过碑前，像台北马场町那天一样冷。只是这一次，名字没有再被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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