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屈原故里之争，现在非常热烈，主要是网上民科争的厉害，见到有人发布屈原不是出生于秭归，就有人狂怼。
本人学习了一些的先秦文献和考古资料，列出几点个人看法，仅供网友参考。
首先，秭归地方反复引用的只有《水经注》"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一条孤证。而对于西汉东方朔："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个“国”一些人硬要强词夺理说是楚始都丹阳。屈原是战国时期人不是春秋人，与丹阳根本扯不上。《归州志》讲秭归是屈瑕的封地，屈原是屈瑕的后代，屈瑕与屈原隔了几百年，屈原家是王族，应该早已跳出了那穷乡僻壤了。
西汉王逸《楚辞章句》：又何怀乎故都，言众人无有知己，己复何为思故乡，念楚国也。视而不见。先秦时期，“国”就是国都，王逸讲：“怀乎故都是思故乡，念楚国也。”但是秭归有人要歪扯辨说：“国”不单指国都，也指“国”以外的地方。思故乡就是思秭归。不是思楚国国都。在先秦时期，受封贵族的封地往往是遥远的边地，而贵族本人及其家族世代居住于国都，参与朝政。屈瑕作为楚武王之子、莫敖（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其本人及后代必然居住在郢都（今荆州纪南城）。屈原的父亲伯庸官至左徒，屈原本人也官至左徒、三闾大夫，只能住于国都，才能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读书做官。
史记中记载的屈瑕是“食采于屈”，不是“被封于屈”。屈瑕只是受封于屈地，是食邑，人根本不需要到屈地。只要有头脑的人会想想，屈原他妈会离开国都，跑到边远山区去生娃吗？儿时的屈原如何在山沟沟中读书识字。
说秭归是屈原的出生地，几千年来只有不断的引用各种史料的引证，旁证，再就是传说和神话。从来没有直接文物证据。
一、历史与考古资料：
秭归最早的原住民是濮人，以后是巴人，而在秭归一地，《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当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也就是在汉代，当地还是以黍、以稷为主，没有水稻。端午粽子，里面是米，外面是芦叶。而五彩绳出自汉代五行阴阳学说，是古老汉族传统习俗。芦叶产于湖区。山区不会有芦苇。用黍、稷包成粽子不可能，用竹筒做成筒黍才有可能。秭归说用白糯米包成清水粽子，是纪念屈原的一生清白，则是后来的一种附会。
糯米在中国出现很早，在《山海经·南山经》里提到其祠之礼…糈用稌米（糯米），《巴志》中记载的巴当时是黍、稷为主，现在的考古在楚墓中（如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楚墓、安徽武王墩墓）均发现了供祭祀的角黍，这种供祭祀的角黍是用槲叶包包裹，里面是未脱壳的稻谷，角黍在楚墓中发现。说明粽子是楚人的祭祀习俗，所以秭归的粽子习俗也是以后由楚地传入。
槲叶及槲叶粽子
芦叶粽子
由粽子、端午等节日习俗，由此，可以肯定。端午节应该出自汉文化圈的夏代（因为夏已经有了完整的夏历），不会出自秭归巴文化区，划龙舟应出自平原湖区，不会出自三峡山区；挂艾草昌蒲驱蚊，则应是湖区不是山区，因为蚊子最喜爱的生活环境是湖区不是高山区。
从自然环境与习俗产生的关联性出发，确实能解释很多端午习俗的地理分布特点。结合“以地证史”思路，梳理端午节与夏文化、巴文化的关系，以及习俗与地理环境的匹配性：
1、 端午节与夏文化的直接渊源
从文献记载和民俗学研究来看，端午节与夏文化确实有着深厚的渊源：
（1）夏至节气的直接关联
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明确记载："夏至节食粽，周处谓为角黍"，说明吃粽子原本是夏至的习俗；
应劭《风俗通》：”人并以新竹为筒稯。栋叶插（头）。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隋代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也指出："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
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更直接说："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
夏代的节日雏形
上海社科院毕旭玲研究员通过对《夏小正》等文献的研究发现，早在夏代，先民就有在五月采集佩兰、煎煮沐浴的习俗，这正是端午节浴兰汤习俗的雏形；
夏代历法中，五月被称为"恶月"，需要通过各种仪式驱邪避疫，这与端午节的核心功能高度契合
（2）龙文化的同源性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指出，端午节是龙的节日，而夏文化的核心正是龙图腾崇拜；
夏代君主大禹被视为龙族领袖，夏人自称"龙的传人"，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正是龙图腾祭祀的延续
1）巴文化与端午节的关系辨析
关于巴文化是否是端午节的起源，目前学术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主要原因有：
虽然文献记载的缺失，但从目前所有关于端午节的早期文献记载，均来自中原和楚地，没有任何战国时期巴人活动区域（今三峡地区）关于端午节的记载。
2）直到唐代，三峡地区才出现关于端午竞渡的记录，显然晚于中原和楚地。
（3）习俗形态的差异
巴文化的核心是白虎崇拜，而端午节的核心是龙图腾崇拜，二者信仰体系完全不同；
三峡地区早期的竞渡活动，更多是与祭祀水神、祈求航运平安相关，与端午节的驱疫、祭龙等核心内涵差异较大；
1）地理环境的限制
三峡地区山高峡窄，水流湍急，并不适合大规模龙舟竞渡这种需要开阔水面的活动，在同治《归州志》中也是记载山高险滩多。
从考古发现来看，三峡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没有发现与龙舟相关的器物：
（4）划龙舟习俗与地理环境的匹配性
划龙舟习俗确实更适合在平原湖区产生和发展；
1）地理条件限制，先秦产生不了龙舟的条件
巴、 蜀、 南中， 即今所谓大西南者， 开化虽与中原同时， 而以地形险阻， 僻在边方， 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 尤以古代巴蜀， 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 文物有独具之特色， 其与中原文化有较大差异。
《巴志》中有：永兴二年，巴郡地勢剛險， 皆重屋累居， 數有火害。 又不相容， 結舫水居五百餘家。 承三江之會， 夏水漲盛， 壞散顛溺， 死者無數。“舫”，按【史記·張儀傳】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舫就是舟的大船。所以，在江水湍急的三峡地理环境中，先秦产生不了龙舟的条件。龙舟竞渡，一般应在静水条件下的湖泊，操桨才行，龙舟不是舫。
三峡江水湍急，两岸险滩暗礁很多，行船，下水顺流，要靠撑杆，桨没有用。上水要靠拉纤，历史上有名的川江号子流传千年。在沅湘洞庭一带，河流中划龙舟要击鼓，这是楚国舟战的历史印记，论语“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击鼓进攻，鸣锣收兵，这是中原先秦战场上的规则，峡区的巴人打仗，靠吹号。《巴志》：巴師勇銳，歌舞以淩， 殷人倒戈。 故世稱之曰， 「武王伐紂， 前歌後舞」 也。三峡山高路险没有车战和舟战的条件，所以巴人以步战为主，因此“巴师勇锐”。 “天性勁勇； 初為漢前鋒， 陷陣，銳氣喜舞。 帝善之， 曰： 「此武王伐紂之歌也。」 乃令樂人習學之。 今所謂《巴渝舞》 也。
今峡区长阳有雕像廪君，就是手持长角号腰插短剑的勇士。
2）地理环境的要求
龙舟竞渡需要开阔的水面，平原湖区（如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自然条件，按龙舟要奋力操桨，显然是在湖区静水区或缓流的平原河道才行。
三峡地区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不利于开展这种需要多人协作、匀速划行的活动。
3）考古发现的佐证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独木舟，证明了长江下游平原湖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发达的舟楫文化；
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龙舟形铜器，也证明了楚地（平原湖区）在战国时期就有成熟的龙舟文化。
4）历史文献的印证
最早关于龙舟竞渡的记载出自《荆楚岁时记》，描述的是楚地南郡，一般指郡治中心地带今江汉平原湖区，决不会是峡江山区的习俗；
吴越地区的龙舟竞渡记载也更早于三峡地区，与平原湖区的地理环境相匹配；
（5）挂艾草菖蒲习俗的地理适应性
蚊子生活环境与习俗的关联性，从民俗学和生物学角度看都非常合理：
从蚊虫分布与地理环境分析
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水流缓慢，夏季高温潮湿，是蚊虫滋生的理想环境；
三峡山区海拔较高，气温相对较低，蚊虫密度远低于平原湖区。
1）习俗产生的实用需求
艾草和菖蒲主要生长在湿润的平原湖区，三峡山区并不适合其生长；
挂艾草菖蒲的习俗核心是驱虫、避疫，平原湖区的蚊虫问题更严重，自然产生这种需求的概率更高。
2）文献记载的地域分布
早期关于挂艾草菖蒲的记载，均来自中原和江淮地区，这些都是典型的平原湖区；菖蒲是水生植物，在高山区不会有生存。
挂艾驱蚊，三峡地区直到明清时期才普遍出现这一习俗，明显是从平原湖区传入的。
3）先秦时峡区的江中交通
一般 而言，在山区河流，民间使用的竹筏、木筏，原来是用做一种水上运载工具，至今仍有沿用。不过将筏当做运载工具者已日见其少，绝大多数竹筏、木筏本身就是被运载的货物。如在山区采伐下来的竹、木材，主要靠山间小溪或小河漂流到山下集中，然后编结成筏，顺江、河漂流下运。南宋诗人陆游，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入蜀任夔州通判。所著《入蜀记》写下沿长江所见：在江中“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白、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文献通考.兵》：“楚子为舟师自康王始。”秭归山区，很难产生舟师。
二、关于龙舟竞渡
关于龙舟竞渡，《糊南通志》明确记载：最早始于武陵（沅陵曾属武陵郡）。”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也认为：龙舟节是流行于湘西一带的苗族节日，大都在农历五月初五进行。“而最有说服力的是屈原本人放逐沅澧之际，在沅陵辰河（古称龙河）亲眼见过苗人举行的盛大竞渡场面，而且有诗句记载并流传：驾飞龙兮北征，吾道兮洞庭。”（可见，当年龙舟竞渡多么壮观，都划到洞庭湖了。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见缃君》。）（今沅陵划龙舟的梁就叫桡片”，船头也都插旗子。）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对沅陵一带的龙舟，屈原还有过许多精彩的描写。例如他在《缃君》诗中对龙舟进行过赞美和祝愿：“美要渺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他认为，龙舟之所以很美，就是因为它体型修长，又在汹涌的沅水湘江上激流奋进。
在《东君》一诗中，他更是写出龙舟竞渡时的恢宏场面和气魄：”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兮忘归”。意思是说驾在那飞驰的龙船上，就像坐在轰轰的雷声之中，船上的旗子像云一样，又多又厚，舞动开来，好似一条蜿蜒行进的巨龙。歌声舞影真使人欢畅，着迷的观众都忘记回家。那种气势和场面，屈原自己做梦都想不到他殉江以后若干年，人们竟然将他曾为之高歌的龙舟赛事活动附丽成一种纪念他的民族节日活动，并且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屈原的诗中对龙舟的描写与秭归竟然没有联系，屈原写的几乎全部是武陵、沅陵辰河及洞庭的竞渡场景。
三、再比较巴人与楚人的宗教信仰区别
1、巴人；
巴人的宗教信仰核心
巴人是长江上游峡江地区的古老族群，其信仰与山水环境、生存需求深度绑定：
白虎图腾与祖先崇拜：以白虎为核心图腾，传说巴人祖先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因此将白虎视为祖先化身，家家供奉白虎神位，甚至有以人祭祀白虎的习俗；至今土家族（巴人后裔）仍保留“白虎之后”的身份认同，建有白虎庙。
自然神灵崇拜：崇拜山水、盐泉等自然力量，因巴人世代以盐为生，盐泉被视为“神赐之物”，巫咸国（巴人分支）的巫咸因制盐被奉为巫神，掌管天地沟通；同时敬畏峡江中的龙神、山神，认为它们主宰着航行安全与渔猎收获。
巫觋文化的实用性：巫师（巫咸）兼具祭司、医者、领导者多重身份，主要负责祭祀盐泉、占卜航行、治病驱邪，仪式简洁直接，多围绕生存需求展开，没有复杂的宗教典籍。
原始生死观：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化为白虎，回归祖先之列，丧葬仪式中会以虎形器物陪葬，希望灵魂能获得白虎的力量。
2、楚人；
楚人的宗教信仰核心；楚人是江汉流域的农耕族群，信仰体系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南方巫风，呈现出浪漫瑰丽的特质：
多神崇拜体系：构建了复杂的神灵世界，包括天地自然神（日神东君、月神望舒、河神湘君）、祖先神（祝融、先祖亡灵）、图腾神（凤、龙），神灵各司其职，共同主宰世间万物。
尊凤崇龙的图腾文化：以凤为最高图腾，认为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能引导灵魂升天；同时崇拜龙，龙凤常共同出现在祭祀、艺术中，象征着尊贵与力量，楚庄王曾以“凤鸟”自喻，屈原也在楚辞中多次提及龙凤。
巫鬼文化的仪式性：信巫鬼、重淫祀，巫术与祭祀深度融合，从王室到民间都有专业巫觋，仪式繁复且充满艺术感，常伴以歌舞、辞赋（如《楚辞·九歌》就是祭祀乐歌）；楚王甚至以“灵修”（巫长）自居，将宗教与政治权力结合。
浪漫生死观：认为灵魂不灭，人死后可通过巫觋引导飞升天界，或在神灵世界继续生活，因此重视招魂、祭祀，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就包含了招魂与天文历法的内容。
四、根据楚国历法十二月名称分析
1、楚的历法
目前已知的楚国月份名称主要来自出土的楚简（如包山楚简、望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等），部分月份名称与中原历法有对应关系，具体如下：
正月：刑夷、柰月
二月：夏夷、耑月
三月：享月
四月：夏柰
五月：蒐月
六月：雩月
七月：八月（楚简中部分直接记作“八月”，与中原七月对应）
八月：九月（楚简中部分直接记作“九月”，与中原八月对应）
九月：十月（楚简中部分直接记作“十月”，与中原九月对应）
十月：爨月
十一月：献马
十二月：冬夕
楚国历法属于“颛顼历”体系，以十月为岁首，与中原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存在差异，部分月份名称的对应关系是基于出土文献的考证推断。
不同楚简中记载的月份名称略有差异，上述为目前学界认可度较高的汇总版本。战国时期的巴人仍以渔猎为主，历法没有秦、楚历法的完整，农耕民族，才会有历法需求。
西汉扬雄《蜀王本记》云：“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这一段史料记载，说明蜀王原来来自于东方的荆人。当然也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荆人相应也带去了荆人的历法。
2、楚历中蒐月的含义与定位
楚历的蒐月对应中原历法的五月，“蒐”在古文中指春季狩猎活动，《周礼》记载“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古代四季狩猎的固定称谓。楚国将五月命名为“蒐月”，大概率是沿用了中原对狩猎季节的划分，虽对应中原夏季，但可能是楚国历法岁首错位导致的名称滞后。早期的楚人处于渔猎环境，荒野的山林水泽，春季狩猎充满危险，也是一种“恶“境 。
恶月的起源与指向
中原历法中的五月被称为“恶月”，起源于汉代的阴阳五行观念：
五月正值仲夏，阳气极盛，阴气萌生，被认为是阴阳相争的“凶月”；
汉代文献《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可见五月的“恶”主要与疫病、灾异相关；
恶月的说法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但是在出土的楚简文献已发现有楚国将五月视为恶月的记载。如文献证据：《夏小正》（成书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明确记载此日蓄兰为沐浴，即夏代已有五月采兰洁身的仪式；《礼记·月令》中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反映周代已将五月视为恶月，需行祓禊、佩香草、悬艾禳灾。
考古证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载有“五月毋娶妻、毋盖屋”的禁忌条文，说明战国晚期民间普遍奉行五月禁忌体系。而对于巴人地区的考古，按当地的考古结论：
1、按《归州志》中所记载的屈沱、楚王城、东平里；自三峡开工，考古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结果进行了否定。
（1）1979年，湖北省博物馆对秭归鲢鱼山遗址进行了勘查，未发现两周时期的文化遗物、遗迹和相关地层，认为不是楚国早期都城丹阳所在地（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秭归楚王城勘探与调查》，《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2）1980年和1981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部分发掘，并没发现楚文化遗存；又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文化性质明显属于商周时期的早期巴文化（杨权喜、陈振裕：《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杨权喜：《西陵峡商周文化的初步讨论》，《中国考古学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网上有一篇《屈原生于乐平里新证》文章中说：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曰：“屈原……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这些史籍所述“田宅”、“玉米田”，指乐平里“玉米三丘”之田及“屈原旧宅”。另外，乐平里尚有屈原庙、屈原读书咏诗之地一读书洞、洗漱照面之处一一照面并等古遗址等在上世纪的考古全部被否定。
（3）屈原旧宅的玉米田。
按张中一《屈原新考》：郦道元所说在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的屈原故里乐平里，“其地是一个极小的扁圆形谷地，其直径最长处约500米，最窄处约100米，四周高山环抱，交通极其不便。实地考古勘探表明，在第四纪红色网纹土屋没有发现唐宋以前的文化遗存和遗址，更不见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基葬，累石的屈原故宅屋基遗存时代很晚，没有先秦房屋建筑的遗风。遗址区只发现有零星的明清时代的陶、瓷瓦片，其址无论如何不能上溯到唐宋时期，…两千多年来，乐平里没有出土一件战国时代的文物，也没有发现一件有关战国乐平里的历史资料，先秦的历史资料中根本没有见过乐平里这个地名”。按长500米，宽200米面积仅有10000平方米，仅为150亩，楚国时期的里一里有72家。得有900亩。乐平里的土地，实际条件是150亩，相差太大了。
尽管有不少考古证据，但是有些史学家，仍要坚持：考古证据不能否定历史记载。因为那是历史形成的记载，记载错了也是对的。
三。两者核心区总结
WORD制表
四、结语，
在秭归的传说中，乐平里有玉米田，牛耕不用牵绳，秭归还有屈原读书的藏书洞。但是在乐平里，考古迄今没有发现古水稻田，也没发现与牛耕的有关的犁铧等农具遗存。现在的人都知道，楚国的书籍是竹简，秭归到现在半支竹简也没有发现。秭归用神话、传说作证据，采用文献也采取选择性硬配，屈原故里，不是历史事实。在《巴人寻根 》这篇文章中，以考古证据说明，楚文化在春秋时期一步步西进，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秭归是楚文化持发源地，楚文化不是东进而是西 进。
注：本文内容包含AI内容。主要参考资料；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巴人寻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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