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应从伊朗“殉难领袖”告别仪式中看到的几点耐人寻味之处，这是对告别仪式的一篇个人、直接的分析。德黑兰——7月4日星期六，我和女儿们以及两个孙辈参加了伊朗“殉难领袖”的大型送葬队伍，现场人数达数百万。毫不夸张地说，我被数十万痛哭的人群包围着，他们为失去自己心中的象征人物而发自内心地落泪。
不过，最重要的不只是悲痛，还有他们眼中那种希望，以及继续抵抗的坚定决心。这一幕让我想起一个颇为特别的假设，我当时也向女儿们作了说明。一位知名西方物理学家曾写过一本书，详细阐述一种非常奇特的宇宙理论。简而言之，这一理论认为，在宇宙极其遥远的边界地带——远远超出我们现有探测工具所能触及的范围——存在着一个边界，所有已知物理定律都会在那里倒转。
比如，最小的质量会被视为最重的质量，黑洞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也许，鉴于中东当前的发展，西方人终于该把哈勃或詹姆斯·韦布这样的望远镜，从星空转向我们这颗星球自身的东西两端。若能像使用电子显微镜那样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他们或许终将看清，这些完全颠倒的法则，正在世界新的“人类边界”上如何运作。
西方的倒置法则试想一下，如果是伊朗轰炸了华盛顿白宫，炸死了美国总统和他14个月大的孙辈，西方会如何定义？他们会称之为恐怖主义行为。当特朗普轰炸德黑兰，炸死伊朗领袖及其14个月大的孙女扎赫拉时，西方各国政府又是如何称呼他的？除了出于怯懦而向他低头之外，他们竟给出了一个近乎荒谬的称号：“和平之人”。
多年来，西方的人道法律早已被颠倒。它们甚至全面制裁了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这个法院原本正是西方自己宣称为防止反人类罪而建立的。可仅仅因为这些法官作出了不利于内塔尼亚胡的裁决，他们就遭到制裁，法官本人甚至还受到生命威胁。
东方的倒置法则，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打过一场血腥的8年战争。而今天，卡尔巴拉、纳杰夫和巴格达——伊拉克最大的3座城市——有数百万人正热切等待为这位伊朗领袖举行送葬仪式。巴士拉和伊拉克其他城市的民众还因未能获得同样的机会而感到失落。巴基斯坦、黎巴嫩、阿富汗，甚至也门的民众，也在紧急提出类似请求。
西方人是否真相信，如果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爆发一场战争，无论战争多么短暂，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还能在对方国家，或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得到这样的送葬仪式？不到4个月前，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盟友国家基地发起袭击后，伊朗为报复阿萨卢耶遭到打击，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军民两用军事设施，甚至点燃了它们的石油设施。
然而今天，这些国家的官员却正在参加这位伊朗“殉难领袖”的悼念仪式。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本地区及世界各地的50个官方国家代表团出席了葬礼。如果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实现了他们削弱并摧毁伊朗政府的目标，这样的出席场面还可能出现吗？这种出席本身，难道不正说明该地区对伊朗的信任和情感联系，强于对特朗普这种“勒索者”的认同吗？
在战争刚刚结束后，能够组织连续7天的送葬活动，能够营造出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感，甚至形成跨境安全保障，以运送领袖及其多名“殉难”家属的遗体；再加上该地区数以千万计民众表现出的共情——这些难道不正说明，西方所谓伊朗“代理人部队”的定义是一种谎言，是只有西方自己才会宣称的欺骗说法？这正是西方对伊朗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位伊朗领袖为中东人民重新唤起了一种原型：为了自己的信念和国家，愿意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女儿、孙辈、女婿和儿媳。这让人想起14个世纪前伊玛目侯赛因的故事。尽管西方媒体及其“雇佣者”发起了种种攻击，他们却始终无法指出这位“殉难领袖”及其家族哪怕一项道德污点，或任何个人贪欲的例证。
相比之下，特朗普被指与爱泼斯坦丑闻有关，内塔尼亚胡的理念则被描述为公开建立在“成吉思汗高于基督”的优越论之上，而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局势正被用来证明这一点。由此引出的发问是：在这些对立领导人身上，能否找到同样的道德完整性？
伊朗人民的精神仿佛有一种“出厂设置”：他们会去爱那些为了他人福祉而牺牲自身安逸和快乐的人。这种品质被描述为存在于纳尔逊·曼德拉、特蕾莎修女、圣雄甘地和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这样的领袖身上，却在特朗普及许多西方领导人身上看不到，除了那些意在欺骗西方受众的傲慢表演。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当特朗普去世时，他身边的核心圈子里，甚至包括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会有人发自内心地为他哭泣吗？最后的话这场仪式不仅仅是一场葬礼，它也是对一位伟大灵魂所走道路的确认。这位领袖及其家人拒绝向当今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低头。
在这篇分析看来，西方世界那些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法则，越过这道边界之后便不再具有有效性。即便西方所有研究机构仍拒绝相信，人类价值的“引力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的自由思想者和年轻人——那些已厌倦自身纯洁心灵被利用的人——也已经开始相信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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