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是谁建的?有人替800万烟台人扛下所有骂声

今天走在烟台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地三十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更少人知道,为这所学校四处奔走的那个人,最后没能亲眼看到它真正长大。

那个人叫王济夫。1928年生在荣成县崖头镇一个贫苦农家。那个年代的胶东,兵荒马乱,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王济夫十七岁入党,在文荣威联中参加革命,之后被分配到东海军分区、胶东军区司令部当机要员。整天和密电码打交道,守着电台收收发发,干的都是看不见的活。那会儿胶东是拉锯区,国共两党来来去去,一个机要员手里握着多少机密,他自己心里清楚。有人后来回忆,王济夫干机要那几年养成了个习惯——话少,嘴严,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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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机要科长一步步往上走。1966年那场运动来了,王济夫因为坚持实事求是、保护老干部,自己也跟着倒了霉,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那几年吃了不少苦,但他没垮。1969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当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济宁地委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这些经历磨得他脾气越来越硬,认准的事轻易不回头。

1981年底,王济夫出任烟台地委书记。第二年机构改革,地改市,他顺理成章成了烟台市委书记。这一年他五十三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上任之后王济夫跑了不少地方,越跑心里越急。烟台是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底子不算差,可就是没有大学。整个地区八百万人,孩子读完高中想上大学得上外地。考的好的去济南、去北京,考不好的就在家待着。时间长了,人才往外出,不往里进,长远看肯定不行。

他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商量,对方摊摊手说,市里财政就那么点钱,修路要钱、盖医院要钱、发工资要钱,哪有富余建大学。王济夫听完没吭声,闷头抽了一根烟,说了句:这事不能等。

1984年春节刚过,他听说中央领导要来烟台视察,觉得机会来了。提前好几天就让办公室准备材料,把烟台缺大学的现状一条条列清楚,连同人口数据、人才流失情况、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装订了厚厚一摞。他自己又琢磨了好几宿,见了领导怎么说、说多深、从哪个角度切入,翻来覆去想了好几个方案。

领导来了那天,烟台华侨宾馆会议室里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前面几个汇报的该说的都说了,轮到王济夫,他没有绕弯子,开口就讲:烟台八百万人口,没一所自己的大学。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满屋子人都听清楚了。接着他又讲,如果市里发动一下,每人捐十块钱,能凑八千多万,自己先想办法解决一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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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有人捏了把汗,这话讲得太直,万一领导不接这个茬,场面就尴尬了。可中央领导听完反而挺感兴趣,当场表了态: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叫烟台大学,你们山东闯一闯,闯出个新局面来。

王济夫提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可真正的难处才刚刚开始。回烟台的火车上他跟随行的干部说,上面点头了,接下来才是硬仗。

第一仗就是钱。市里财政确实拿不出太多,可王济夫已经拍了胸脯说发动群众。他让财政局的把家底算清楚,又让教育局的做办学预算,两边数字一对,缺口大得吓人。有人劝他,要不先缓缓,等财政宽裕了再动。他说不行,窗口期就这几年,错过了再想建就不是这个价了。

最后市里定了个办法,从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里暂扣一部分,单位再配套一部分,凑起来做启动资金。消息一出去烟台炸了锅。工厂工人说我才挣几十块钱,凭啥扣我十块;机关干部私下也嘀咕,修大学是好事可也不能这么硬来。反对的意见写了厚厚一叠信寄到市里,还有人直接闯进他办公室拍桌子。那段时间王济夫走到哪都有人戳脊梁骨,说他乱摊派、好大喜功,净干些撑面子的事。

他都没怎么还嘴。开会的时候就反复说一句话:没有人才烟台走不远,现在谁骂我都行,将来大家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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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应付舆论,王济夫还得跑北京。建大学不是光有钱就行,师资、设备、办学方案、审批手续,样样都得有人去跑。那时候没有高铁,从烟台到北京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硬座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他带着几个干部一趟一趟跑,半夜上车第二天到,办完事当天再赶回来。有人说你这么大个书记,何必受这个罪。他说我能坐软卧,可省下来的钱给学校买几台设备不好吗。

跑北京最重要的任务是请人。他挨个敲老领导的门,请人家出面指导办学,帮着协调教学资源。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他就坐在人家客厅里等,等到人家有空了再聊。好几位被他这份执着打动,答应出任烟台大学的顾问或者名誉职务。有人后来说,老王为了烟大连脸都不要了。他听见了笑笑,说不要脸就不要脸吧,把事办成了就行。

1984年7月1日,烟台大学在东郊一片荒滩上奠基。那天太阳挺大,风也不小,沙土卷起来扑得人睁不开眼。来的人不算多,有市里的干部、施工队的工人,还有附近来看热闹的村民。王济君站在前面,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色衬衫,领口洗得有些发毛。仪式不长,他讲话也没用稿子,就说了几句:今天咱们在这儿动土,将来这儿要出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

第二年秋天,1200多名师生在烟台市政府礼堂办了开学典礼。从图纸到开学,前后不到四百天。这个速度搁在今天也算快的,放在八十年代,几乎是个奇迹。

在同一年,王济夫还推动了另一件事——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年烟台被列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是配套的硬任务。他带着人实地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定在福山区西北的一片荒沙滩上。那地方当时什么都没有,连条正经路都没有,一脚踩下去沙子没过鞋面。王济夫站在那儿拿手比划,说将来这边建厂房、那边盖宿舍、中间修主干道,规划得有板有眼。1985年春天奠基仪式他亲自主持,站在沙堆上讲了话。当时有人觉得这地方十年八年起不来,可谁也没想到后来发展得那么快。如今开发区的面积翻了不知多少倍,占了全市将近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五分之三的进出口额。

1987年王济夫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走的那天他没让太多人送,一个人拎着个旧皮箱上的火车。在车上他跟旁边的人说,烟大才刚起步,开发区也才搭架子,好多事没干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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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之后他不光管文化口的事,心里还挂着烟台。每年总要抽时间回来一两趟,每次回来必去烟大校园转转。他不叫人陪,就自己背着手在林荫道上走,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哪栋楼又盖起来了,哪个系又扩招了。有人要给他汇报工作,他摆摆手说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们忙你们的。

1999年春天,王济夫率团去台湾做文化交流。4月6日在台中参观一个纪念馆,楼下到楼上的台阶又陡又窄,他不留神踩空了一脚,从楼梯上摔了下去。送往医院之后一直没醒过来,4月12日凌晨走了,七十一岁。

消息传回烟台那天,很多人才发现这个人已经离开山东十几年了,可心里那份感情一点没淡。烟大校园里有学生自发聚在操场边,谁都没说话,就那么站了很久。

如今烟大在校生将近三万人,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开发区里的企业一家挨一家,当年那片荒沙滩早就不见了踪影。当年那条每人捐十块的决定,被骂了整整两年,可那道坎过去之后,再没人提过反对意见。

有人问过王济夫,你干嘛非得顶着这么大的骂声干这件事。他回答得挺简单: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想做就来不及了。

有些人做事,图的不是当时的掌声,而是几十年后回头看,依然觉得应该这么做。王济夫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