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市城市经济建设与ESG生态协同研究

王连升 著

上编 理论建构与方法论

第一章 绪论:资源型城市的时代命题

1.1 全球气候治理与“双碳”目标下的城市转型

2020年9月,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标志着“双碳”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承诺不仅重塑了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发展模式,更对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资源型城市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从全球视野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德国鲁尔区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从煤炭钢铁基地到文化创意中心的蜕变,美国匹兹堡从“钢铁之都”转型为医疗与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这些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并非产业的简单替代,而是一个涵盖经济重构、生态修复和社会再造的系统性工程。

对中国而言,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共有资源型城市262个,其中地级行政区126个,这些城市承载着约4亿人口,贡献了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GDP。然而,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矛盾突出等共性问题。在“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下,这些城市的“碳锁定”效应——即高碳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深度嵌入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成为转型的最大障碍。

鞍山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其转型实践具有典型意义。这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城市,既面临着资源型城市的普遍困境,又因其独特的央地关系——鞍钢集团作为央企在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呈现出特殊的转型逻辑。理解鞍山的ESG转型,不仅有助于认识这座城市的未来走向,也为全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

1.2 ESG框架的理论演进与城市适用性

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这一概念最早源于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发布的《在乎者即赢家》(Who Cares Wins)报告,旨在倡导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此后二十年,ESG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分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流的可持续投资框架和企业治理范式。

ESG框架向城市层面的延伸,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趋势。传统的城市发展评价多聚焦于经济指标——GDP增速、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而忽略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ESG框架的引入,使得城市评价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扩展为三元分析结构:环境维度关注城市的生态质量、资源效率和碳减排绩效;社会维度关注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发展;治理维度关注政府效能、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

杨振山等学者综合运用熵权TOPSIS与主成分分析,对中国2011—2022年282个城市的ESG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发现,中国城市ESG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社会与治理维度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ESG评级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进一步将评价对象拓展至120个城市,采用六级评级体系进行量化评估。这些研究为城市ESG评价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将ESG框架应用于资源型城市分析,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诅咒”效应——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透过ESG的三维透镜加以诊断:环境维度的生态欠账、社会维度的分配不公和治理维度的体制惯性,构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重障碍。同时,ESG框架也为破解这些障碍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工具和行动指南。

1.3 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为:资源型城市如何在经济增长与ESG转型之间实现协同? 具体而言,包含三个子问题:

第一,鞍山ESG生态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其经济结构、环境状况、社会条件和治理能力呈现怎样的特征?

第二,鞍山在E、S、G三个维度分别采取了哪些转型实践?这些实践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第三,鞍山的转型经验对于其他资源型城市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其独特性与普适性何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以下工具:

案例研究法。以鞍山为单一深度案例,通过“过程追踪”方法,系统梳理其ESG转型的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

政策文本分析。对鞍山市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文件、发展规划等进行系统解读,识别政策意图与制度变迁。

定量评价。借鉴既有城市ESG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面向鞍山的专属评价框架,对其2020—2025年的ESG表现进行纵向测度。

比较研究。选取淮北(煤炭枯竭型)、萍乡(资源枯竭试点)、抚顺(东北同类)三个资源型城市作为比较对象,在差异中提炼共性规律。

1.4 结构安排

全书共分三编九章。上编(第一至二章)为理论建构与方法论,阐述研究背景、理论框架和分析对象的基本素描。中编(第三至七章)为实证分析与多维透视,分别从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展开深度考察,并构建ESG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量化评估。下编(第八至九章)为比较、综合与前瞻,通过城市比较提炼“鞍山模式”的理论内涵,并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章 鞍山:一座资源型城市的ESG基线素描

2.1 “钢都”的形成:产业路径依赖的历史生成

鞍山坐落于辽宁省中部,因市郊一座形似马鞍的山峰而得名。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钢铁紧密交织。1916年,日本侵略者在此建立鞍山制铁所,开启了鞍山近代工业化的序幕。1948年鞍山解放后,鞍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迅速恢复生产,成为共和国工业化的“长子”。

在计划经济时期,鞍钢与鞍山形成了独特的“企市共生”关系。鞍钢不仅是城市的经济支柱,更是城市的社会组织者——从职工住房到学校医院,从商业服务到文化设施,鞍钢几乎承担了城市运转的全部功能。这种深度嵌入使得鞍山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乃至社会结构都围绕钢铁工业展开,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鞍山试图发展多元化产业,但钢铁工业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鞍钢集团至今仍是鞍山经济的“压舱石”,其产值、税收和就业在城市总量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份额。这种“一钢独大”的产业结构,既是鞍山的经济韧性所在,也是其转型困境的根源。

2.2 经济现状:增长与依赖的双重面孔

2025年,鞍山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18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6.7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679.0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1374.6亿元,增长6.3%。三次产业占比为5.8∶31.2∶63.0。

从增长轨迹看,2025年上半年全市GDP为1043.2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前三季度GDP完成1619.6亿元,同比增长6.1%;全年增速5.5%。“十四五”期间,鞍山经济总量较“十三五”末增加近550亿元,年均增长4.2%。

然而,表面光鲜的数据背后是深层的结构隐忧。第二产业中,钢铁、菱镁、铁矿三大传统产业仍是工业增长的绝对主力。2025年前三季度,铁矿产业、菱镁产业和化工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4%、15%和12.2%,合计上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3个百分点。在全市36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2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6.7%。

这种“高增长、高依赖”并存的结构特征,揭示了鞍山经济的深层矛盾:传统产业的强劲增长掩盖了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一旦钢铁、菱镁等产业遭遇周期性波动或政策收紧,城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2.3 ESG三重困境的诊断

从ESG框架审视,鞍山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环境困境(E维度) 。作为全国重要的钢铁和菱镁生产基地,鞍山长期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大气污染曾是这座城市的“城市名片”——鞍山曾长期位居全国重污染城市前列。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矿山生态修复等任务艰巨。据统计,鞍山城区燃煤曾居全省第一位,4项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曾居全省首位。这些历史欠账构成了环境维度的首要挑战。

社会困境(S维度) 。传统重工业城市面临产业衰退与就业压力并存的社会风险。虽然“十四五”期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8.9万人,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压力不容忽视。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弱势群体救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任务依然繁重。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覆盖率等社会公平指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治理困境(G维度) 。资源型城市的治理往往面临“路径依赖”——长期的单一产业主导容易形成体制惯性。地方政府在推进转型时既需要平衡经济增长与环保约束之间的矛盾,也需要协调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鞍钢集团作为央企在鞍山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何构建有效的央地合作治理机制,是鞍山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命题。

2.4 转型的逻辑起点

上述困境并非鞍山所独有,而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普遍挑战。鞍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转型不是被动应对危机的“生存式转型”,而是在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的背景下主动寻求的“突围式转型”。2025年鞍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省前列。这种“增长中转型、转型中增长”的特殊状态,为研究资源型城市的ESG转型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样本。

正如鞍山市委书记王忠昆所言:“工业绿色转型这条路走对了。”这句话既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方向的宣誓。

中编 实证分析与多维透视

第三章 环境(E)维度的转型实践:从“黑色工业”到“绿色制造”

3.1 钢铁产业的绿色革命:鞍钢集团的先行探索

鞍钢集团的绿色转型,是鞍山E维度转型的核心引擎。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共和国长子”,鞍钢在绿色制造领域的探索具有行业标杆意义。

氢冶金的技术突破。 2025年8月28日,全球首套绿电绿氢流化床氢冶金中试线在鞍钢鲅鱼圈钢铁基地实现全流程工艺贯通,已稳定产出金属化率达到95%的绿色近零碳直接还原铁产品。该项目由鞍钢集团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和上海大学等单位于2022年9月启动建设。氢冶金项目通过“绿电制氢—绿氢还原”短流程彻底重构生产链,用绿氢替代传统高炉碳还原炼铁,标志着从“碳冶金”向“纯氢冶金”的革命性跨越。项目所需绿电来自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风电机组,绿氢采用先进的碱水电解制氢技术制取。2024年5月,鞍钢集团发布绿色低碳主品牌“angreen”和低碳钢工艺路线图,其中“流化床氢气炼铁工艺技术”成为首批被授权使用“angreen”的工艺技术。

超低排放改造的规模效应。 在传统工艺的清洁化改造方面,鞍钢同样投入巨大。截至2025年,累计完成547个钢铁超低排放改造项目。鞍山本部、朝阳钢铁顺利通过全流程超低排放公示,朝阳钢铁晋级环境绩效A级企业。30台6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鞍钢股份2025年环保投入达50.33亿元,主要用于超低排放改造、节能降碳及绿色能源设施建设。

污染物排放的显著下降。 根据鞍钢股份2025年度ESG报告,公司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51,034,980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比下降1.23%。在具体污染物控制方面,二氧化硫排放量4360.6吨(目标值≤7125吨),氮氧化物排放量13,971.26吨(目标值≤17,730吨),颗粒物排放量3657.18吨(目标值≤4516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51.39吨(目标值≤70吨)。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为1.89吨标准煤/万元(目标值≤1.98吨标准煤/万元),水重复利用率达98.55%。公司已制定“短期达峰、中期平台、长期中和”的碳达峰碳中和路径。

矿山生态修复的“鞍钢范本”。 在矿山生态修复领域,鞍钢的成就尤为突出。截至2025年年末,鞍钢集团已成功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5200公顷。国内规模最大的露天采坑生态修复工程正在曾经的“亚洲最深露天铁矿”——鞍钢矿业大孤山铁矿采场有序推进,这项工程每年能处理尾砂3400万吨。鞍钢矿山生态园将昔日排岩场打造为集旅游、科普、休闲健身、生态农业开发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实现了“春有芳、夏有艳、秋有韵”的崭新变化。从昔日灰蒙蒙的“疤痕”到被外交部点赞的绿色生态园,这片土地上呈现出“灰”“绿”“红”三色转变,有力展示了鞍钢集团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显著成效。

3.2 菱镁产业的整合升级:从“散乱污”到高端化集群

鞍山菱镁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海城素有“中国镁都”之称。但长期以来,粗放式开采、低端化加工、高污染排放等问题突出。辽宁省于2025年全面完成轻烧反射窑淘汰与产能压减任务,菱镁行业整体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在产业升级方面,鞍山深化与中核集团、中国建材等央企合作,推动菱镁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25%。鞍山持续完善以钢铁、菱镁产业为核心的“2+N”科技创新中心体系,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摆脱路径依赖。海城钢铁2025年累计投资8亿元用于更新改造除尘、脱硫、脱硝设备,并新建烧结机,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

在产品碳足迹认证方面,鞍山走在了全省前列。2025年全省共核发7张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鞍山独占5张。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评审,鞍山凭借菱镁产业优势,成为全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的重点发力区域。省市场监管局在调研后认为,鞍山“探索出了一条贴合菱镁产业特点的绿色转型路径,为全省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菱镁产业的绿色转型体现了ESG框架中“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可能性——产业升级本身即是减排增效的过程,环保约束倒逼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创造新的市场空间。

3.3 能源结构优化与循环经济突破

能源结构优化是E维度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新能源布局上,三峡新能源岫岩350MW风电项目3台风机已实现并网发电;与葛洲坝集团合作的岫岩龙潭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成功签约,投产后将与“绿电点亮鞍山”工程联动,大幅提升区域绿电消纳能力。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新能源企业年发电量约27亿千瓦时。

循环经济领域,鞍山的实践尤为亮眼。鞍山将年产5000万吨至6000万吨的工业固废从“发展负担”转化为“资源富矿”。2024年,全市循环经济产值近百亿元;2025年上半年,这一产值同比增长54.2%,创下“十四五”以来最高增速。鞍山创新构建尾矿、冶炼废渣与建材、钢铁、化工等多行业协同耦合的循环经济新模式,资源综合利用行业产值超百亿元规模。上半年废钢行业产值同比增长61.4%;已有10户企业成为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公告企业,准入产能达到760万吨。

鞍钢尾矿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入选国家绿色低碳示范清单,带动全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7%。鞍钢将铁矿生产加工的副产品——铁尾砂转化为土壤基层改良材料,与院士团队合作研发出铁尾砂土壤化利用、铁尾砂改良剂制备等技术,成功应用于吉林、河北等地的盐碱荒地改良,改良后水稻亩产可达千斤以上。这一从“废弃物”到“资源品”的跨越,使得环境治理不仅减少了碳排放和废料堆存,还产生了跨行业的外部经济价值。

3.4 环境质量改善的量化评估

经过系统治理,鞍山的环境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改善。

空气质量。 截至2025年10月12日,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降至32.1微克/立方米,较去年同期改善9.6%,变化率全省排名第三。截至11月28日,全市PM2.5浓度34.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3.7%,全省排名第三;优良天数达标率89.5%,同比改善幅度全省排名第一。鞍山大气环境质量已连续3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截至8月13日,优良天数累计达198天,同比增加17天,达标率88%,同比改善7.9%,变化率全省排名第一。“抬头见蓝、推窗见绿”成为市民生活的日常。

水环境。 鞍山水环境质量实现连续6年同比改善。2025年1至9月,全市10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考核目标,城市水质指数4.52,全省排名第七,同比改善4.41%;优良水体比例达90%,优于省定80%的考核标准。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始终保持100%。1至7月,城市水质指数4.41,全省排名第六,同比改善3.05%。

在督察整改方面,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345个环境信访案件已全部办结并销号备案,18项整改任务已按时保质完成15项。市生态环境局在全省率先建立并实施“区验收、市复核”机制。

这些数据背后是系统性的治理投入和制度化的推进机制。通过建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机制,鞍山将整改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既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也为后续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章 社会(S)维度的深层审视:公平、包容与民生福祉

4.1 就业结构调整与重点群体保障

鞍山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就业结构的调整是社会维度面临的首要挑战。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岗位形成了挤压;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尚不足以完全吸纳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在就业总量方面,“十四五”期间鞍山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8.9万人。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不少于3.5万人。在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鞍山积极推进“舒心就业”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2025年,针对离校未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六大重点群体,组织100家企业参加专场招聘会,提供381个就业岗位、2249个用人需求,吸引了5000余名求职者入场。

在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方面,鞍山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体系。辽宁省就业困难人员范围涵盖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距退休年龄5年以内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等十类人群。鞍山针对这些群体设立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同时,公益性岗位开发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可享受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鞍山市就业政策服务清单(2025年第三版)》根据享受政策对象分为惠企稳岗扩岗政策、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政策三个部分。

4.2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创新

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这些劳动者行动节奏快、场所流动强、社会保障薄弱,是传统劳动保障体系难以覆盖的群体。鞍山在这一领域的制度创新值得关注。

在服务阵地建设方面,鞍山整合多方资源,通过改建、共建、新建等方式,建成各类爱心驿站400余个。其中43家为专为新就业群体服务的“‘鞍’心驿站”,提供免费饮水、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2025年,36家“鞍”心驿站完成地图上线工作,新就业群体通过手机就能“一键查找、一键导航”身边的服务站点。

在权益保障方面,鞍山推行集体协商制度,指导行业签订集体合同。鞍山市总工会牵头为新业态劳动者推出医疗互助保险和专项意外伤害保障项目,覆盖7家单位的3684名从业人员,工会补贴资金达73680元。鞍山市总工会已连续两年开展在职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累计为2000余名职工纾困解难,支付互助金超400万元。鞍山成功化解了多起快递员报酬争议,这得益于“一站式调解工作室”的建立。

更为深层的是治理理念的创新。鞍山将快递员和网约配送员纳入基层治理体系,招募其担任“流动网格员”,利用其熟悉社区民情的优势随时随地发现并上报安全隐患。这一做法让新就业群体从城市管理的“局外人”转变为共建共治的“局内人”,实现了服务对象与治理主体的角色融合。

4.3 弱势群体救助与社会公平建设

在弱势群体保障方面,鞍山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

社会救助的制度化。 鞍山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机制。明确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清单,对包括困境儿童、失能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精准的救助保障。发现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但可能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告知相关救助政策,按规定及时启动救助程序。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涵盖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残疾人权益保障。 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享受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鞍山已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关爱服务体系,多项工作获得省残联肯定。鞍山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市残联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鞍山成立市级助残志愿服务支队,持续强化社区扶残助残的氛围。

冬季取暖救助。 2025年冬季供暖季,相关困难群众享受到取暖费减免的救助优惠政策。看似不多的费用减免,体现的是民生保障的温度和精度。

4.4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空间重构

在城市更新领域,鞍山五年改造老旧小区163个,新建口袋公园618个。这些改造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也重塑了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加装电梯、管网更新、公共空间优化等内容,直接惠及大量中低收入居民。口袋公园的建设则将城市“边角料”空间转化为社区公共活动场所,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社区归属感。

然而,城市更新中的利益协调始终是难点。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拆迁安置、危旧房治理等民生工程的持续推进,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考验政府的协调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如何在城市物理空间更新的同时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即确保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公平地分享城市更新的红利——是S维度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

4.5 食品安全与公共安全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性保障。2025年,鞍山市场监管领域在食品安全流通经营环节推行包容审慎执法,对19起轻微违法行为直接免罚,累计免罚102起,免罚金额达525万元。鞍山推动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人员“终身禁业”措施全面落地,出台校园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农村食品经营规范化率达84.61%。

在公共安全方面,鞍山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食品安全检察工作,推动形成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格局。这些措施既保障了食品安全这一基础性的社会公平权利,又在执法尺度上保持了柔性空间,体现了治理精细化与社会包容度的双向提升。

第五章 治理(G)维度的制度创新:央地合作与治理现代化

5.1 央地合作的制度化演进

央地合作是鞍山治理创新的核心抓手,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资源型城市的最显著特征。

组织保障的制度化。 鞍山成立由市级主要领导挂帅的实体化央地合作专班,打破部门壁垒,建立“高位推动、问题解决、长效沟通、跟踪督办、信息报送”五大机制。专班统筹28个市直部门、10个县区联动发力,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各司其职。先后出台《鞍山市央地合作项目谋划和落地协调保障机制》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产业对接的精准化。 鞍山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敲门。组建“敲门”招商领导小组,针对钢铁、菱镁、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逐一梳理100家央企主营业务与本地“8+1+4”产业布局的契合点,建立起涵盖256个合作机会的《央地合作信息库》和《谋划项目清单》。仅2025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累计带队拜访82家重点央企,开展洽谈226次。

项目推进的体系化。 近三年,鞍山围绕全链条建立项目推进体系,累计滚动储备央地合作项目147个,总投资达2462.18亿元;成功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1436.46亿元,其中31个项目入选省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606.44亿元。这些项目中,既有支撑传统产业升级的“压舱石”,也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

标志性项目的示范效应。 西鞍山铁矿项目创下“审批时间缩短29个月”的行业纪录。2025年3月,鞍山市与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合作的“齐大山露天开采扩建工程项目”和与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岫岩龙潭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北京成功签约。鞍钢供应链66家域外供应商扎堆落户,鞍山燃气与华润集团重组首年扭亏为盈。航天科工AI智能经济孵化基地落地生根。

央地合作的核心创新在于,它将央地关系从传统的“输血—受血”模式转变为“战略协同—价值共创”的新模式。央企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技术、人才、管理和市场渠道;地方政府提供的不仅是土地和政策,更是产业配套、营商环境和服务保障。这种双向赋能的关系,构成了鞍山G维度转型的制度基石。

5.2 “腾笼换鸟”:闲置资产激活的城市更新治理

鞍山老城区面临闲置楼宇密集、烂尾项目多、土地资源少的窘境。鞍山的应对策略是“盘活存量、重构业态”。

在具体操作上,鞍山将闲置12年的激光产业园楼宇引入鞍钢自动化公司,带动停工多年的高端酒店和高品质住宅项目重新启动,总投资达20亿元。2021年至今,鞍山市盘活闲置厂房153宗、164.75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251.44公顷,累计启动停缓建项目21个。

这种“以存量换增量”的治理策略,在经济维度上降低了转型成本——相比“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的资金投入更少、周期更短;在社会维度上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在治理维度上体现了精细化、人性化的施政理念。这正是ESG框架中“社会”与“治理”两个维度的集中体现。

5.3 营商环境优化的制度供给

鞍山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探索,体现了G维度治理效能的提升。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坚持“无计划不检查”原则,实现对企检查事前审批全覆盖。依托“扫码入企”系统,实现执法全程留痕、实时核验与在线评价,累计扫码入企476条,企业评价满意率保持100%。充分运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和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减少入企检查频次,共推送在线数据线索3406条。

包容审慎执法。 严格执行《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等“四个清单”,2025年对28起轻微违法行为,在企业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前提下依法不予处罚。落实正面清单制度,将正面清单企业由88家增至98家。同时,针对主观故意、恶意违法排污行为依法严格查处,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5起,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2起。

制度创新。 实施“环境体检”制度,在执法检查时针对立行立改的环境问题填写“生态环境体检单”,帮助企业明晰相关环境要求。制定《“生态+营商”双优环境执法人员手册》,系统整合行政检查流程、服务规范等11项内容。出台《鞍山市生态环境系统关于加强作风建设若干举措》。

这一制度设计平衡了环境监管刚性与企业经营弹性之间的矛盾,既保障了E维度的环境底线,又优化了G维度的治理效能。它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有效的ESG治理不是简单的“加码约束”,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约束与激励的动态平衡。

5.4 鞍钢股份ESG治理架构的深度解剖

鞍钢股份的ESG治理架构,是理解鞍山G维度治理的微观样本。

治理架构。 鞍钢股份已构建由董事会领导的ESG治理架构。截至2025年底,董事会共9名成员,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4名,占比44%。董事会下设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公司已构建由董事会领导的ESG治理架构。

ESG绩效与薪酬联动。 依据《领导班子成员经营业绩评价办法》,鞍钢股份已将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安全生产、员工福祉、乡村振兴等核心ESG指标纳入领导班子经营业绩专项考核。这一制度设计将管理层利益与公司ESG长期绩效紧密结合。

信息披露的规范化。 鞍钢股份的ESG报告编制依据涵盖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香港联合交易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指引。这种多维度的信息披露标准,确保了ESG实践的可比性、可信度和透明度。

商业道德与合规。 2025年,公司严肃查处并通报1起商业贿赂案件,已依规处理并开展专项整改。全年开展廉洁教育1,113次,发布提醒1,619条,组织检查778次。设立举报电话并明确举报人保护机制。

鞍钢股份的ESG治理架构揭示了国有大型企业推动区域ESG生态建设的核心作用:企业层面ESG治理的系统推进,是城市层面ESG生态建设最重要的动力源之一。

第六章 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多维比较

6.1 比较框架的设计

将鞍山置于更广泛的资源型城市比较视野中审视,有助于提炼可推广的政策经验。本文选取淮北(煤炭枯竭型)、萍乡(资源枯竭试点)、抚顺(东北同类)三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作为参照,在转型路径、治理模式和ESG绩效等方面展开深入比较。

比较的核心维度包括:转型动力(主动vs被动)、治理模式(央地合作vs地方主导)、产业路径(延伸vs替代)和ESG绩效(各维度的表现差异)。

6.2 淮北经验:生态修复驱动的“被动式转型”

淮北作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曾背负着42.36万亩采煤沉陷地的“生态债”。面对资源枯竭的倒逼,淮北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修复驱动城市转型的特色路径。

在治理模式上,淮北独创“深改湖,浅造田,不深不浅种藕莲”“稳建厂,沉修路,半稳半沉栽上树”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模式。在采煤沉陷坑塘水面上陆续打造100平方公里城区中心湖带。绿金湖治理项目被联合国人居署誉为“土地再生的奇迹”。在石质山上独创“七步造林法”,将20万亩石质荒山披上绿装。

在转型成效上,“十四五”期间淮北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5.5%,超额完成省下达15%的目标。省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连续五年居全省第一。淮北积极布局新能源产业,发展光伏、氢能,利用塌陷区建设“光伏+生态”示范基地。

与鞍山相比,淮北的转型逻辑有所不同:淮北的转型是在资源枯竭的“倒逼”下进行的“被动式转型”,而鞍山的转型是在产业仍有增长动力的前提下进行的“主动式转型”。淮北“水+土地”生态修复模式的经验表明,生态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复长期工业化带来的生态伤痕。其对鞍山的启示在于:矿山生态修复与城市空间规划可以统筹推进,复垦和社区共建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层面的接受度和包容性。

6.3 萍乡经验:产业结构重塑的“主动突围”

萍乡2008年被纳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随着煤炭资源逐步枯竭、环保政策持续收紧,大批小煤矿关停退出。萍乡的转型更侧重于产业结构重塑和区域协同治理。

在产业路径上,萍乡深入实施“1+2+N”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传统钢铁陶瓷产业为基础,重点培育节能环保陶瓷、新型结构陶瓷等高附加值产业;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锚定新材料、智能制造、食品等领域。在生态修复上,萍乡对全市废弃矿山开展系统性复绿工程。

在治理创新上,萍乡与株洲同步施行《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条例》,开创跨省生态协同立法先河。在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中,萍乡积极探索“碳核算+碳预算”管理机制、碳排放影响评价、碳足迹管理体系等制度创新。

与鞍山相比,萍乡的产业基础虽不及鞍山雄厚,但其在经济体量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系统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做法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鞍山可以借鉴萍乡在“传统产业升级+关联新兴产业孵化的混合路径”上的经验,对钢铁和菱镁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精准细分,培育节能环保和高附加值衍生业态,降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

6.4 抚顺经验:东北同类城市的转型困境与突破

抚顺作为东北地区另一座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其转型困境与鞍山具有更高的相似性——同处东北、同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同面临央地关系协调的挑战。

研究表明,在“双碳”目标驱动下,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显著的省际差异性和整体偏低的特点。能源结构依赖性和市场化程度偏低是导致抚顺绿色转型动力不足的关键瓶颈。与之相比,鞍山在经济规模和央地资源上都优于抚顺,但其面临的产业结构单一、碳排放锁定等挑战具有同质性。

抚顺的教训对鞍山的警示在于:在环境与产业间的碳效应方面,鞍山需要警惕存量产业造成碳排放锁定效应的长期影响。目前鞍山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依旧偏高,新能源发电仅可满足约100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与全工业体系低碳化的目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6.5 比较结论:鞍山模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综合上述比较,鞍山在推进绿色转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鞍山央地合作的战略支点是其他资源型城市难以复制的核心资源——央企鞍钢的体量为鞍山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相比淮北在沉陷区治理中面临单纯依靠财政投入难以为继的困境,鞍山借助央地合作的制度平台,将央企的技术攻关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城市更新统筹整合起来,实现“1+1>2”的叠加效应。鞍山央地合作累计储备项目147个、总投资逾2400亿元的规模,为ESG治理的全方位推进提供了相对充裕的资金保障。

但也要看到,鞍山的ESG建设在E维度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同时,S维度和G维度的薄弱点依然突出。相较萍乡在制度创新领域的探索力度和幅度,鞍山在社会层面的精细化治理和公众参与机制仍有较大差距。持续提炼和推广鞍山经验,需要更清晰地识别这些优劣势,保持针对性的改进方向,从而为全国同类城市提供具有参照价值的“鞍山方案”。

第七章 鞍山ESG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

7.1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框架

构建面向鞍山的ESG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实现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诊断”的方法论跃升。指标体系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性。指标选取有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借鉴杨振山等(2025)对282个城市ESG评价的方法论经验,以及清华大学SDG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ESG评级指标体系研究报告》的评级体系。

代表性。指标能够反映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核心特征和关键问题。

可操作性。指标数据可获取、可量化、可比较。

基于上述原则,本文构建面向鞍山的ESG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如下:

E维度(环境) 设置四个二级指标:(1)环境质量——PM2.5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2)资源效率——单位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生态修复——矿山生态修复面积、森林覆盖率变化;(4)低碳转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钢铁行业碳强度下降率。

S维度(社会) 设置三个二级指标:(1)民生福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2)就业保障——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登记失业率、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率;(3)社会公平——城乡收入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困难群体救助覆盖率。

G维度(治理) 设置三个二级指标:(1)治理效能——营商环境评分、央地合作项目落地率、政府债务率;(2)公众参与——政务公开指数、投诉举报办结率;(3)制度创新——ESG政策文件数量、绿色标准制定数量。

在权重确定方面,可综合采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城市治理维度的权重普遍最高(约50%),社会维度次之(约三分之一),环境维度相对较低。但对于鞍山这样的资源型城市,鉴于其产业绿色转型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在指标体系中可适当提高E维度的权重设置,以更好地反映其“环境优先”的转型逻辑。

7.2 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数据来源包括三个渠道:

统计数据。主要来自鞍山市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等官方数据。

政策文件。来自鞍山市政府工作报告、各部门政策文件、发展规划等。

企业报告。主要来自鞍钢股份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在测度方法上,综合运用熵权TOPSIS与主成分分析。熵权法用于客观确定指标权重,TOPSIS用于计算各年度ESG综合得分,主成分分析用于验证指标结构的合理性。

7.3 鞍山ESG指数的纵向测度(2020—2025)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方法,对鞍山2020—2025年的ESG指数进行趋势分析:

E维度指数。在“十四五”期间持续走高。PM2.5年均浓度从2020年的较高水平降至2025年的32.1微克/立方米,大气环境质量连续3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累计超5200公顷。钢铁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累计完成547个。E维度成为鞍山ESG指数提升的最大贡献者。

S维度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十四五”期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8.9万人,但产业结构性失业压力和城乡差距依然是制约因素。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弱势群体救助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为S维度加分,但整体提升幅度小于E维度。

G维度指数。在央地合作深化和“扫码入企”等制度创新的推动下实现较大跃升。央地合作项目从零散对接走向制度化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但G维度的绝对得分仍然偏低,反映出治理能力提升的普遍困难。

7.4 鞍山与同类城市的横向对标

将鞍山与淮北、萍乡、抚顺进行ESG分项比较:

E维度。鞍山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和矿山生态修复方面的投入和成效均优于三个比较对象。大孤山铁矿生态修复成果入选外交部典型案例,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S维度。鞍山在就业保障和弱势群体救助方面与淮北、萍乡相当,但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有所创新。与抚顺相比,鞍山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完善。

G维度。鞍山在央地合作的制度化和规模化方面显著优于三个比较对象。147个储备项目、2462亿元总投资的规模,是其他资源型城市难以企及的。但在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萍乡的跨省生态协同立法经验值得鞍山借鉴。

综合比较,鞍山的ESG总指数在四个城市中居于前列,E维度贡献最大,G维度潜力最大,S维度短板最需弥补。

下编 比较、评价与前瞻

第八章 理论建构: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鞍山模式”

8.1 “央地协同—技术赋能—制度嵌合”三位一体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鞍山模式”——一个由央地协同、技术赋能、制度嵌合三个维度构成的三角形架构。

央地协同是转型的组织保障。鞍山将央地合作从零散的项目对接升级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协同不是简单的“拉郎配”,而是建立在产业契合度精准分析、合作机制系统设计和项目推进全流程管理基础上的战略协同。央企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土地、服务形成双向赋能,为ESG转型提供了组织化的推进力量。

技术赋能是转型的动力引擎。从氢冶金中试线的全球首发到超低排放改造的大规模推进,从尾砂固废综合利用到绿色矿山的智能化开采,技术创新贯穿了鞍山E维度转型的全过程。技术赋能不仅解决了“能不能减排”的问题,更解决了“减排是否经济”的问题——当绿色技术能够创造新的市场价值和成本优势时,ESG转型就获得了内生的经济动力。

制度嵌合是转型的治理基础。从央地合作五大机制的确立到“扫码入企”系统的运行,从ESG指标纳入领导班子考核到包容审慎执法制度的实施,制度创新将ESG理念嵌入到政府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日常运作中。制度嵌合的核心功能是降低转型的交易成本——通过明确的规则、透明的程序和有效的激励,使各行为主体的ESG行动可预期、可协调、可持续。

三个维度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强化:央地协同为技术赋能提供了资源支持(央企的技术和资金),技术赋能为制度嵌合提供了实践基础(可量化的减排成效),制度嵌合又为央地协同提供了规则保障(明确的合作机制)。三者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8.2 ESG三维的耦合机制

鞍山的实践揭示了ESG三个维度之间的深层耦合关系:

G→E:治理推动环境改善。央地合作机制的完善推动了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营商环境优化中的“环境体检”制度和包容审慎执法在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促进了环境合规;ESG指标纳入领导班子考核则从激励机制上确保了环境治理的持续推进。

E→S:环境改善提升民生福祉。空气质量连续3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抬头见蓝、推窗见绿”成为市民生活的日常;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同比改善,“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之美让沿岸居民获得感显著提升;矿山生态园将昔日排岩场打造为旅游、科普、休闲健身的综合性场所。环境质量的改善直接转化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健康福祉。

S→G:社会诉求倒逼治理创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需求催生了“鞍”心驿站和集体协商制度;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需求推动了“舒心就业”服务站点建设和公益性岗位开发;食品安全等民生关切推动了“终身禁业”等制度创新。社会维度的诉求成为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这种“耦合—协同”关系,构成了鞍山ESG生态建设的核心逻辑。然而,这种耦合并非天然的良性循环,而是需要制度设计的有意识引导。目前鞍山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三者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8.3 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阶段性规律

基于鞍山的实践,可以归纳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阶段性规律:

第一阶段:末端治理。转型初期,企业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方式——在污染物产生之后再进行处置,如安装除尘、脱硫、脱硝设备。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投入大、见效快,但治标不治本。

第二阶段:源头优化。随着技术积累和制度完善,转型进入“源头优化”阶段——通过工艺改进和流程再造,从生产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氢冶金技术和超低排放改造即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技术含量高、减排效果好,但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

第三阶段:主动创值。最高阶段是“主动创值”——环境治理不仅减少排放,还创造新的经济价值。鞍钢尾砂土壤化利用技术成功应用于盐碱地改良、循环经济产值近百亿元、产品碳足迹认证等均属此列。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环境投入产生经济回报,ESG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中心”。

从鞍山的实践看,其钢铁产业已进入第二阶段并向第三阶段迈进,菱镁产业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中,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则直接切入第三阶段。这种梯度推进的格局,反映了资源型城市ESG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第九章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9.1 构建“三位一体”的ESG推进机制

建议鞍山将ESG框架正式纳入“十五五”规划评估体系,建立涵盖环境绩效、社会福祉和治理效能的综合评价指标。具体而言:

建立跨部门协同的ESG治理架构。参照鞍钢股份由董事会领导的ESG治理架构的经验,在市级层面设立ESG推进委员会,统筹发改委、生态环境局、人社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打破部门分割,实现跨领域协同。

将ESG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借鉴鞍钢股份将ESG指标纳入领导班子经营业绩考核的做法,将城市ESG指数纳入各区县和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形成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建立ESG信息定期披露制度。参照鞍钢股份对标GRI Standards、香港联交所指引等国际规范的信息披露实践,建立城市ESG信息的定期收集、分析和发布机制,提高ESG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9.2 深化央地合作的ESG导向

在现有央地合作框架中嵌入ESG约束条款。具体而言:

将央企投资项目与ESG目标挂钩。在新签约的央地合作项目中,明确碳减排、生态修复、社区发展等ESG绩效目标,将项目审批、资源配置与ESG绩效挂钩。

建立央地合作ESG评估机制。对已落地的147个央地合作项目开展ESG绩效评估,识别优秀实践和问题短板,形成“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

拓展央地合作的ESG领域。在传统产业升级项目之外,积极拓展新能源、生态修复、社会服务等ESG相关领域的央地合作,使央地合作成为推动ESG转型的多功能平台。

9.3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是连接ESG理念与市场机制的关键桥梁。建议:

设立鞍山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借鉴本钢成功发行钢铁行业绿色科技创新类REITs的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和新兴绿色产业发展。

开发ESG挂钩金融产品。推广鞍山银行“绿色智造贷”和碳减排贷款等创新产品经验,开发ESG挂钩贷款、转型债券等多元化融资工具。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分行绿色金融平台共推送绿色项目43个,联盟成员单位绿色贷款拟融资规模113.45亿元。

扩大绿色金融覆盖面。将绿色金融从钢铁、菱镁等传统产业拓展至新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等更多领域,使更多市场主体能够获得ESG转型的金融支持。

9.4 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ESG理念的落地需要基层治理能力的支撑。建议:

ESG理念下沉至区县和街道层面。开展基层干部ESG能力培训,使区县和街道工作人员理解ESG理念、掌握ESG工具、运用ESG方法。

培育社区参与的共治文化。借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担任“流动网格员”的经验,将更多社区居民纳入环境监督、社会服务和治理参与中,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的ESG治理格局。

加强S维度的精细化管理。针对弱势群体保障、社会公平等S维度的薄弱环节,建立更加精准的识别、帮扶和评估机制,补齐S维度短板。

9.5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受资料可获得性限制,未能对鞍山ESG生态建设进行更大样本的量化评估;对S维度的分析偏重宏观层面,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等微观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推进:

一是更长时序的ESG追踪评价。随着数据积累,可开展更长时间跨度的ESG指数测度,揭示ESG转型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特征。

二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公平议题深化。可针对不同弱势群体(残疾人、困境儿童、失能老人等)开展专题研究,深入分析ESG转型对社会公平的具体影响。

三是鞍钢ESG实践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量化评估。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评估鞍钢ESG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居民福祉的贡献。

四是将鞍山案例置于全球资源型城市比较视野中。与德国鲁尔区、美国匹兹堡等国际案例进行系统比较,提炼更具普适性的理论命题和政策经验。

结语

鞍山的转型实践表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建设与ESG生态建设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的共生过程。

这座城市用五年时间,将PM2.5年均浓度降至国家二级标准以内,将优良天数达标率提升至89.5%,将水环境质量实现了连续6年同比改善。它用全球首套绿电绿氢流化床氢冶金中试线证明了中国钢铁行业实现“碳冶金”向“纯氢冶金”跨越的可能性;用超5200公顷的矿山生态修复面积书写了“荒山重披锦绣”的传奇;用147个央地合作项目、2462亿元总投资探索出资源型城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

但鞍山的转型远未完成。产业结构的“碳锁定”效应依然存在,能源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尚需时日,社会维度的公平议题仍需深化,治理效能的提升还有很大空间。这座“钢都”正在书写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发展故事,更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时代样本。

正如鞍山市委书记王忠昆所言:“工业绿色转型这条路走对了。”这条路的方向已经明确,但道路本身仍在延伸。鞍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增长中转型、转型中增长”的独特状态下,持续深化央地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持续完善制度供给,将ESG理念从政策倡导转化为市场动力、从政府推动内化为社会共识。

这不仅是鞍山的命题,也是中国所有资源型城市的共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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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连升,研究员,深耕社会责任(CSR、ESG)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的CSR影响,绿色金融与产业实践应用、新型工业化与品牌影响力提升等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标准化落实工作。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

自2019年入职协会,加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期间: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热点问题跟踪研究支撑专项、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合规体系建设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合规监管工作推进试点专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工作专项等课题40余个。提出“精标准、强评测、铸品牌,聚技术、合服务、赋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主导编制或参与多项行业关键标准,如《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26),《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存储设备》(T/CESA 1258)等绿色制造标准,《信息技术 开源治理》(T/CESA 1270.1)规范开源技术应用中的责任管理系列标准,覆盖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参与起草IPC-1401B《电子行业ESG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2026年,三项电子信息行业ESG行业标准在研,本年度立项论证,预计2027年发布。

策划组织统筹项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评测企业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2021、2022、2023、2025绿色供应链高峰论坛,打造“国际视野 中国实践”的交流平台。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联合国妇女署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推动女性职工职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主导编制发布《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核心言论:《金融电子化》杂志发表《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杂志发表《以标准建设引领行业长远发展---谈新版《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的谋与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产业ESG治理的价值链穿透实践研究》等研究成果。

中国知网发表《论联合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欧美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北京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长三角经济带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上海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天津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深圳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重庆市的企业社会责任》《女性供应商在产供链价值重构与产业发展战略中的深层作用与实践路径研究》《从“智能肌体”到“产业神经”:2025中国智能制造的系统性跃迁与实践路径研究》《“十五五”时期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全球供应链ESG风险与出海企业的责任供应链管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欧洲供应链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硬约束”与“软共识”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深层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会责任治理与产供链企业溯源管理的协同演进: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标准引领与系统变革:中国电子产业女性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治理路径研究》《超越边界: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构研究》《创新生态失衡与组织认知陷阱: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路径研究》《河南省汝阳县从扶贫帮扶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双重视角研究》《从边缘到核心:双重约束下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范式重塑研究》《数字时代的性别重构:电子信息行业性别平等与职业女性可持续发展赋能路径研究》《科技与自然的和解:台积电水资源闭环管理体系的深度解构及其对全球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的启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范式重构:上交所《规范运作指引(2025年修订)》的深度解读与实践路径》《责任共生机制:构建人类未来可持续价值创造的伦理与实践框架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企业信誉构建:社会责任、品牌傲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全球实践、多维影响与未来路径研究》《中国绿色电力证书(GEC)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国内闭环到国际互认》《《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实践逻辑、多维价值与行业革新路径:基于标准解读与企业实践的分析研究》《从合规到核心竞争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CSR治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跨行业验证、动态平衡与技术重塑》《从“技术驱动”到“责任引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演进、挑战与优化路径》《“不出海,就出局”:集体误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基于中国出海企业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国有资产法》出台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J/T 11728-2018)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学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创新实践:基于“十五五”规划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多维透视与实践创新研究》《工信部下属198个学协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中国实践:基于中电标协社责委的机制创新与ESG融合路径》《从合规到赋能: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演进与实践路径研究》《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维整合与实践路径研究》《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绩效跃升、结构审视与战略前瞻研究》《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路径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点工作的深度分析》《从价值觉醒到生态共治:王连升思想视域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ESG治理范式重构》《企业ESG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走向可持续的智能未来》《标准价值、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联想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的量化关系研究:基于行业与规模异质性的深层次剖析》《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度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大会的观察与思考》《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务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我国首部大模型国家标准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连升CSR-ESG思想体系的深度剖析、前沿应用与全球治理融合研究》《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本土化思想在新兴治理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智慧研究》《数字化健康管理的ESG价值重构: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关键因素: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新驱动下的战略转型、财务绩效与技术实践研究》《从本土实践到全球引领:中国ESG创新的深度演进与全球化价值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王连升可持续商业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体系“战略罗盘与价值共生”研究》《基于标杆案例的深度剖析,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与研究》《网络安全企业的责任闭环: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天融信ESG实践深度剖析研究》《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以台达为标杆的可持续发展样本》等400余篇科研成果。

兼任: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

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

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

北京ESG研究院专家顾问

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特聘顾问

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

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

证券日报特约专家

大学客座教授等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兼总编辑。

参与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IPC中国电子制造业年会等国内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或对话,阐述了产业在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领域的实践研究。

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10万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

2020-2025年间,被评为

“2021年度中国产业研究突出贡献者”

“2022年度电子信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突出贡献者”

“2024年度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准委员会杰出服务服务个人”

“2025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委会杰出服务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