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传》（唐宝林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张闻天年谱》、《民国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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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3日，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缓缓打开。
走出来的人，头发全白了，脊背也不再挺直，五年的铁窗生涯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
他叫陈独秀，1879年生人，安徽怀宁人，曾是《新青年》的创办者，曾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局书记。
出狱这天，国民党方面在监狱门口备好了招待所，派人候着，等他跟着走。
陈独秀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等候的人，摇了摇头，转身就走。
老友罗汉在不远处等着他。
两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陈独秀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家人，不是问时局，而是直接说，他想去延安，想请罗汉帮忙传个话。
罗汉没有多问，点头应下来。
这句话传出去之后，延安那边经过慎重商议，给出了原则上同意的答复，但随之附上了三个前提条件。
然而，当条件传到陈独秀手里，他逐字看完，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缓缓放下那张纸，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话，从此，他与延安之间那扇门，再也没有打开。
【1】一个名字，半部近代史
1879年10月9日，他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幼名庆同，字仲甫。
家中书香绵延，祖父陈章旭曾任县学训导，父亲陈衍中早逝，他自幼由祖父抚养长大。
祖父管教极严，幼年的陈独秀在私塾里背不出文章便要受罚，那股倔劲儿，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根，此后一生，始终没能拔掉。
1896年，他参加县试，考中秀才。
按照当时的路子，这是一个读书人走向仕途的正经起点，可他很快便对八股文章生出了深重的厌倦。
彼时清廷日薄西山，甲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知识界，陈独秀和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和日本，在另一条路上摸索着救国的可能。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补习学校就读。
在日本的街头，他头一次近距离看见了一个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整齐的马路，飞速运转的工厂，书店里琳琅满目的西方译著，报纸上汹涌而来的政论文章。
这一切，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彻底动摇了他对中国传统路径的最后一点信心。
回国之后，他没有安分下来，而是开始在各地奔走，参与反清活动。
1901年到1915年之间，他数度往返于中日之间，参与创办了多份具有革命色彩的刊物，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思想上完成了从改良到革命的重大转变。
这十几年，是他的蓄力期，也是他为后来那场思想风暴积聚能量的时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敬告青年》，明确呼吁青年人做到六条：自主、进步、进取、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
字字句句都在向旧文化、旧道德宣战。
《新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高高举起，在沉寂已久的知识界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去，再也无法平息。
彼时在日本留学、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新青年》创刊号，随即给陈独秀写信，两人就文学改良的主张展开了热烈的通信讨论。
胡适在信里提出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陈独秀读完，回信写道，这个方向是对的，白话文的路子必须走，而且要坚决地走。
鲁迅最初对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颇为犹豫。
他和钱玄同有一段著名的对话，他说写文章喊几声呐喊，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见，喊了又能怎样。
钱玄同把陈独秀的意思转告给他，说你但写无妨，总会有人看的。
后来鲁迅写了《狂人日记》，投给了《新青年》，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篇章，也由此开始了他与陈独秀之间长达多年的精神联结。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排众议，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两人见面的时候，蔡元培开门见山：
"仲甫，北大的风气，需要一场彻底的革新，我请你来，就是要你来做这件事。"
陈独秀没有推辞，点头应下来。
他到任之后，北大的风气为之一变。
大力延揽各路人才，不问门户出身，只看学识见解。
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受聘北大，李大钊在校内推介马克思主义，鲁迅在课堂上讲中国小说史，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各据一方，把自己的学问倾囊而出。
北大讲台上热气腾腾，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最活跃、声音最嘈杂、也最有生命力的角落。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这场运动的火种，与《新青年》多年来的思想播种密不可分，与北大在这几年里积聚的精神能量密不可分。
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亲自上街散发传单，被北京警察厅逮捕，关押了八十三天。
出来之后，他对来探望的友人说："关我八十三天，他们以为能关住我说话，关不住的。"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两人多次长谈，反复探讨中国的出路。那是1920年前后，李大钊在一次长谈里对他说：
"仲甫，我觉得俄国布尔什维克走过的那条路，或许是中国能走得通的路子，你怎么看？"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地看马克思，看列宁，看俄国到底做了什么。"
1920年，他开始在上海筹划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与各地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络，一步一步推动着一件日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渐渐成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随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全部议程。
陈独秀因在广州从事工作，未能亲身出席，但在代表们的推选下，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
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建党之初，力量极为弱小，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动着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他先后经历了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足迹遍及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数度面临当局的追捕，每一次都险象环生。
每次脱险之后，身边的人都会劝他低调一些，少出头，他总是摆摆手：
"我这个人，天生不会低调，叫我低调，不如叫我闭嘴，闭嘴这件事，我这辈子学不会。"
建党初期，他在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纺织工人之间奔走，推动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发展，亲眼见过工厂里十二三岁的童工，亲耳听过工人在罢工之后被资本家逐出工厂、全家无处安身的遭遇。
这些，都深深刻进了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里，也坚定了他认为改造中国必须依靠底层力量的基本立场。
然而，1923年之后，局势开始复杂起来。
这一年，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
这一决策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深度介入，也有国内革命形势的现实考量。
围绕这一策略的执行方式，党内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陈独秀在这一过程中的决策和判断，也在此后的历史记述中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迅速高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整个革命形势呈现出一片看似不可阻挡的浪潮。
然而就在这浪潮之中，危机已在暗处积聚，一场彻底改变历史走向的剧变正在悄悄逼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参与者遭到逮捕和杀害，鲜血染红了上海的街道。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落幕，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摧残。
这场惨败，历史将相当一部分责任归到了陈独秀身上。
1927年7月，他被撤销中央领导职务，不再主持党的工作。
这个消息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据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不出悲喜。
【2】从开除党籍到身陷囹圄
撤职之后，陈独秀没有就此沉寂。
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那几年，是他思想上剧烈动荡的时期。
大革命的失败在他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他反复思考这场失败的根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这场革命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究竟是谁的判断出了偏差，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这种追问，把他带到了托洛茨基的著作面前。
1928年前后，陈独秀开始广泛阅读托洛茨基的相关论著。
托洛茨基是苏联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斯大林掌权之后遭到排挤，被驱逐出苏联，流亡海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政治力量。
陈独秀对托洛茨基就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部分分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认为其中一些判断切中了要害。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埋头读书，写了大量的笔记和文章。
有人来访，看见他桌上堆满了密密麻麻写着批注的书页，问他在做什么，他抬起头说：
"我在想清楚一件事，我要弄明白，大革命失败的根子在哪里，不弄明白这个，我睡不着觉。"
1929年，他与彭述之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党的路线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提出了公开批评。
老友章士钊得知之后，专程找到他，在一家茶馆里面对面坐下来：
"仲甫，你这样做，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你不清楚吗？"
陈独秀端着茶杯，语气平静：
"我写的是我认为对的东西，至于后果，我从来没怕过后果这两个字。"
章士钊叹了口气：
"你这个人，从年轻时候就这样，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佩服你还是该为你担心。"
陈独秀没有回答，低头喝了口茶。
1929年11月，他以"进行宗派活动、散布反党言论"为由，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这一纸开除令，将他与自己亲手创建的党，从组织上彻底切断了。
开除之后，他并没有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是与一部分持相近观点的人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外界所称的中国托派组织。
这一组织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处境极为艰难，既受国民党当局的追查，也与中共及共产国际的立场形成了明确的对立，夹在中间，腹背受压。
1931年，中国托派各派系召开统一大会，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推陈独秀出任总书记。
这是他在党外政治活动中最具组织性的一次尝试，但力量极为有限，成员稀少，资金匮乏，在彼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始终是一支无法改变大局的边缘力量。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解至南京，关入老虎桥监狱，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被捕的那一天，据后来的记述，当局的人冲进他住所的时候，他正坐在桌边写东西，抬起头看了看来人，没有慌乱，把笔放下，站起身来，说：
"让我换件衣服。"
1933年4月，案件在南京公开开庭审理。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面对主审法官，声音洪亮：
"我陈独秀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没有背叛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我坐在这里，问心无愧。"
法庭上的这番话，被当天在场的记者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随后在各大报纸上广泛刊载，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不少知识界人士公开为其发声。
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老虎桥监狱里，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身份，他获准阅读书籍和进行写作。
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文字学研究中，在狱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稿。
五年的时间，他就这样在一间四壁冰冷的牢房里，用书本和笔墨，撑过了漫长的每一天。
偶尔有老友来探望，隔着铁栅低声说话，把外头的消息一条一条传进来。
一次，老友带来了红军长征结束的消息，陈独秀在铁栅后面听完，低头沉默了很久，才抬起眼来说：
"这支队伍，走过来了。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老友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样对视着，各自沉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消息传进监狱，陈独秀在狱中听完，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只是在当天的笔记里写下了寥寥几个字，记录了这件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谈判的消息，也一点一点透过监狱的缝隙传进来。
历史的洪流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停下脚步，它只管向前，滚滚而去，不留余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国共两党加快推进第二次合作，整个政治生态为之急剧变化，国民政府对一批政治犯的处置方式也随之出现了松动。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的铁门。
出狱那天，他五十八岁，头发全白，身形清减，可来接他的人说，他眼睛里的光，没有变。
【3】出狱之后，传话延安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监狱大门的第一件事，是拒绝了国民党安排的招待所。
等在门口的人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摆了摆手：
"不必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不去。"
来人愣了一下，还想再劝，陈独秀已经转过身，径直朝着在不远处等候的罗汉走去。
两人在附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落座，陈独秀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开口：
"汉民，你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罗汉说："你说。"
"我想去延安，"陈独秀顿了顿，眼神平稳，"告诉他们，我拥护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想去延安，参与抗日的工作。"
罗汉看着他，看着这个头发全白、脊背不再挺直却眼神依然清澈的老人，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好，我去帮你传。"
彼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在中南地区活动的重要中心，中共在此设有代表机构，负责处理统一战线的相关事务，各方往来频繁。
罗汉在武汉多方辗转，联系上了中共驻武汉的相关代表，将陈独秀的意愿完整、清楚地传达了过去。
这个请求，摆在延安面前，分量着实不轻。
1937年8月，全面抗战刚刚打响，国共两党刚刚完成第二次合作的最后确认，整个左翼政治力量的整合，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
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五四一代精神偶像式的人物，在知识界、在海外华人圈子、在整个左翼政治生态中，他的名字从来不缺分量和感召力。
他若能公开站出来，明确支持延安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无论是对外的号召力还是对内的凝聚力，都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加持。
延安方面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慎重的研究和商议，给出了答复：原则上同意陈独秀回归，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日工作，但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
这个答复，通过中间人一层一层传递，最终辗转落到陈独秀手里，已是1937年的秋天。
罗汉把那张纸递给他，看着他从头到尾读完，又从头读了一遍，然后把纸放在桌上，两手交叉，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罗汉没有催他，坐在旁边，等着。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街道上的嘈杂声，远远地传进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良久，陈独秀抬起头，拿起那张纸，一条一条地看，把三个条件逐一念出声来，对着罗汉说出了自己的回答。
然而，当他读到第一条，停顿了一下，缓缓把那张纸放下，说出了八个字，罗汉听完，心里明白，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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