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邓颖超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河南省光山人，生于广西南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年秋到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3月，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6年12月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被推举为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1984年任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1986年当选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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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
（一九五七年五月）
邓颖超
关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我谈不出很多东西。一则时间距今将近四十年了；再则“五四”还处在运动的萌芽时期；“觉悟”社本身存在的时间极短，加上当时我的年纪还小，才十五、六岁，是个娃娃，很幼稚。我现在只能围绕着“觉悟社”谈谈。
“五四”时，全国还没有共产主义的组织，只有进步的组织和团体。天津有“觉悟社”、“生社”两个团体，北京有“工读互助团”，湖南有“新民学会”，武汉有“利群书社”。在学生中间，我还没听说有以共产主义为名称的组织，或者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组织。当时只有受十月革命和某些杂志的影响，从互助出发，建立起来的超过学生会的进行学术研究的追求进步的组织。
“五四”时，我们对各种思潮的内容知道的很少。那时最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不多，统治者的报纸刊物不可能登载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吸收新知识，只能看《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直到我入党时，也只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后读过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能说从那时起我们这些人，要求继续学习，汲取新知识。党成立后，我们受党的宣传和影响，思想逐渐成熟，终于参加了党，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更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主席的宣传以及党的教育，这三方面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有这三种因素，“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导人，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党成立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的团体，相互影响着，推进着的。党的成立，也是先有各地小组，通过刊物交往，工作联系，才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五四”运动的领导成员，还不能说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这样说，“觉悟社”的社员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其他各地进步团体的情况多半也是这样。共产党和青年团建立后，“觉悟社”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分别先后参加了党和团的组织。这里应当说明，我们成立“觉悟社”时，并没意识到是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当时也还有这个要求。我们都是学生会的负责人，有关学生运动的事情，就到学生会讨论。（不像现在的党委、党组制定工作计划，再由党员去贯彻）。而有关学习上的问题，我们“觉悟社”的社员就不在学生会讨论了。
*觉悟社”的社员中，恩来同志和马骏同志一样，是学生会的积极领导者。他主编《学生联合会日刊》，日出两万份。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该报对学生运动起了指导作用。恩来同志除了主编会刊以外，还进行其他活动，他的《警厅拘留记》可作参考。他是“觉悟社”的中心人物。
谈到那时候我们搞爱国运动的情况，真是满腔热情，要求洗雪国耻，“奔走呼号，痛哭流涕”，这几句话形容的很恰当，那时的爱国学生的确是这样。
“觉悟社”的活动，象《觉悟》所载《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说的那样，只作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因此，你们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向我们要当时的材料。当时我们渴望学习新知识，没有书读，就请当时的名流像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刘半农等人给我们演讲，我们听信他们的演讲，但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但这不是说，当时天津文化界有谁向我们宣传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容易，是否与他们的自由主义有关系，请你们研究，我只作为问题提出来。
“觉悟社”没有头目制度，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式比较灵活、轻松。我们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阉代号。记得抓阄那天，我们写了五十个号码，放在盘子里，每人用筷子夹一个作为自己的代号，多余的是给后来入社的同志准备的。当时我们只有三十来个人。我抓的是一号，恩来同志是五号。后来恩来同志曾用过“伍豪”，我用“逸豪”作笔名。那时候，恩来在我们中间，年龄比较大，也不过二十一岁，还是个娃娃。
我们用代号，有以下几种思想情况。主要是有废除姓氏、割断历史的思想；其次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再者还有神秘思想。对于无政府主义，我们并没有把它搞清楚，至于说，我们以无政府主义作为信仰，根本没那回事。“觉悟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人看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后来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行列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觉悟社”吸收成员很严，入社者必须有三人介绍，介绍人还必须将请求入会者的优缺点详加介绍，“然后经大家讨论批评通过。
那时候，进步知识分子里有宗派情绪。思想接近的，要求差不多的，脾胃相投的，彼此愿意接近；对那些脾胃不投的，瞧人家不起，嫌别人的思想作风不好，拒绝他们参加“觉悟社”。天津“生社”，当时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成立的，他们有意识成立起来让我们看看。“生社”里面有女师的同学，例如王X×等等。这个社成立后，和“觉悟社”应该是姊妹社的关系，但我们反而不乐意。这实际上是宗派情绪的表现。
《觉悟》可能有第二期，我记不清了。《觉悟》发行时，“觉悟社”的大部分社员已离开天津，只剩下一两个人了，我记得第一期和第二期是一起寄发的，经我的手，多半是赠送的。
解答问题；
一、党成立之初，天津没有支部。我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批入团，参加天津团成立大会，没有入团介绍人。一年后，市委通知我转沩党员。以后我就担负党的工作了。
二，“平民学校”是社会党办的（该党是在辛亥革命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一支），地址在北京南横街。我母亲在这个学校教书。这个学校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惟我母亲和我由学校供给伙食。社会党提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社会党的重要人物，当时有“南龙北虎”（即陈翼龙和江亢虎）之称。
平民学校”的校长是陈翼龙。陈等义务办学，克勤克俭，收留穷人子弟入学。社会党以此校为据点，进行反袁。陈还时常到南方活动。民二年，陈被袁世凯逮捕，枪毙在宣武门外。
材料纠正：
朱韵秋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急先锋邓颖超》文中写道：“邓女士•••初进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时候，因为教务长主张学生读古文，采用全校会考制，以麻醉学生的思想，束缚学生的行动，她极力反对。会考时同大家交白卷子，作消极的抵抗，教务长怂恿校长以全体解散来恫吓学生•••后她同许多同学被学校开除了，…经过了这次的开除，她受到家长的责骂，便考进了一所教会的学校。”
这个报道不符事实。“五四”运动时，学校阻止我们进行爱国活动，国文教员强迫我们考试，我在作文试卷上斥责学校当局，为什么不准学生爱国。国文教员很气愤，问我为何在考卷上骂人。我否认驾人，并申述青年爱围的理由。学校当局原想借这次事故开除我们这些搞运动的人，结果在学生家长的共同反对下，学校才不敢开除我们。记得关于这件事我在《女星双周刊》上发表有文章。这份杂志可到天津图书馆找找看。
（王来棣、单斌访问整理，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经邓颖超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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