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盼头，怎么只剩上岸和退休？|中产阶级|生活|职场|超脱

《超脱》

经济下行时期，人生的付出与回报好像越来越不成比例。即便是曾经以“chill”著称的“中产阶级”，如今也过得如履薄冰。

这些人拿着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在大城市赚到的月薪也远不止最低工资标准，却仍然被种种因素裹挟着，只能日复一日疲于奔命。

“读书改变命运”的信条正在瓦解。高校里的青年教师为了不被“非升即走”卷破头皮，“双一流”的本硕文凭好像也只能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在校生无薪甚至自掏腰包实习，“本升专”和“水硕”等概念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学历贬值的人们挤在求职市场上，拔剑四顾心茫然。

事业刚有起色时，身体好像总会拖后腿：：腰肌劳损、腱鞘炎、失眠、三高，以及最危险的——生育。产假的短短几个月似乎足以将一个人挤到职场边缘。即便父母愿意帮忙带娃，新手爸妈仍然夹在工作和孩子中间，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AI与自动化的巨浪已经近在眼前。打工人战战兢兢地倒数着工作被算法吞噬的日子，高校纷纷在专业名前加上“人工智能”来挽救入学率。唯一难以被AI取代的，或许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然而，情绪劳动普遍被视为理所应当，而系统只会惩罚没能拿到“五星好评”的服务业人员。

这一切，都在逐渐消磨人们对未来的期待。

为什么好好学习挤进大厂还是活得焦虑而狼狈？为什么人生的盼头只剩下上岸和退休？

下面，让我们跟随自由作家阿莉莎·夸特的脚步，看看这些“中产阶级”如何夹缝生存。

下文摘自《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阿莉莎·夸特著

收入还行，但只能勉强过活

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中产阶级，其定义不只是金钱上的，还与专业技能、教育、愿景、资产和家庭收入都密切相关。

中产家庭拼命向前奔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发现自己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米勒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

我把这些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的人称为“中等危险阶级”，比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提出的“危险阶级”稍微好一点——这个词在六年前首次流行开来，用来描述不断扩大的、依靠低薪和临时的兼职工作维持生活的工人阶级群体，而我所说的“中等危险阶级”只是在收入上比这些人要高一些。

“中等危险阶级” 相信，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的工作也变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

《美国丽人》

跟典型的危险阶级一样，中等危险阶级已经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他们是谁？他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收入已经停滞，许多人债务缠身，却还在维持资产阶级的门面。

许多原因造成了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其中最关键的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统计涉及的200个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当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财富比除去他们本身之外的前5%或前10%都要多得多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中产阶级都在一步步滑向阶层掉落的深渊。

阶级的衰退也造成了自我认知的降级。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或者中下层阶级；即使那些艰难度日的人，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暂时的。

好景不再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高达4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受访者只有44%，自这项调查启动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跌至一半以下。

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

如今许多政治言论都在强调让更多人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提升学历可以带来更好的财务前景。但是在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经无法确保你不在贫困线上徘徊了。

高学历穷人在我们整个国家都是隐形的。“住在拖车场，没人知道或在意我有个博士学位。”曾经的语言学兼职教师彼得拉如是说。她住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有一个孩子，靠福利和食品券生活。

明尼苏达州的图书馆员、网站开发工程师米歇尔·贝尔蒙特承认，她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不知道她过得那么拮据。她说：“所有美国人都以为他们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的百万富翁，我也不例外。”

从这些教授以及其他受过大量培训和教育的劳动者身上，可以看到中等危险阶级的所有典型问题：债务、过度工作、孤立，以及贫穷带来的自卑。

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我，尽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自己，但在经济上却更为宽裕。当我跟这些中等危险阶级的父母聊天时，他们也对此感到荒谬和自责。

难道追求一个高尚的职业、想要一些好东西也是一种罪过吗？现实让他们觉得好像确实如此。

在我看来，让这种压榨变得更严重的是一句经常听到的口号——“做你热爱的事情”。

《穿普拉达的女王》

这句口号力劝中产阶级成员以追求梦想为生。出于善意的导师和公司反复吟诵这句格言，我自己就经常听到它。那些劝诫别人“做你热爱的事情”的人既扮了酷，又能从他们的员工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

如学者劳伦·伯兰特在她的书《残忍的乐观主义》中所写的：在“做你热爱的事情”所包含的那些难以实现的目标背后，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个人的保障和前景被忽略了，这些东西包括“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以至于在美国已经不再帮助我们实现生活和事业“双丰收”的时候，我们却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什么都要”。

那些在“做热爱的事情”的蛊惑之下一条道走到黑的兼职教授、中小学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自己迫于职业要求辛勤劳作却几乎一无所得，而这一切都打着追寻自己真正的爱好的旗号。

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背后，原本就存在着一种令人不适的阶级偏见。如果对于热爱之事的坚持实际上基于某种特权，对于这些拥有特权的人来说，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小，即使失败了也不会伤筋动骨，可以从头再来。那么，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又会怎样呢？

这些岌岌可危的工作者接受多年教育是为了变成高雅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真的脱离了自己的专业，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你是谁？”

《超脱》

正在学术市场上蓬勃兴起的情绪是自责。那些因上学而负债的人可能会痛骂自己，为什么要去读书、拿学位，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文凭转化为高薪的工作。

当然，理想状况下他们不该埋怨自己（或更糟糕的，埋怨那些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而是应该对造成他们现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建立一种全方位的认识。换句话说，要知道他们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失败，而是体制的失败。

脑力劳动者也受到了另一方面发展的影响：随着重心向技术教育转移，人文学科正在不断衰落。工业界和商业界急需对此做好充分准备的工作人员。毕竟在我们这里，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会要求他们的许多新员工必须拥有工科学位。在政治上，各国都希望依靠技术实力来支撑其国际竞争力。这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残酷的。

整个就业部门的岗位正逐渐减少，许多没有接受相应训练，适应不了新经济形势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需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在个人、社会和政治上与被他们酸溜溜地称为“精英”的人群产生了分歧。

过去，拥有人文学科的学位能给人带来声望，而今这种尊重已经基本消失了，这个学位证书在人们眼中可能只是一项过时的荣誉。

在过去十年中，教育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拥抱科学。甚至大学管理层也可能不再支持人文学科，说他们争取不到经济资源，或者入学率太低。整体上大学对于教育的态度也一直在向职业化靠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术成就已经不能带来保障和尊重，不能成为中产生活的保证了。他们不再能够轻易获得稳定的自我定位，而不稳定的阶级身份可能又会造成更大的不幸。

谁生小孩谁倒霉

家庭歧视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需要照顾孩子的雇员数量的增加，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而需要“兼职”照顾孩子的父母雇员数量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的规模扩大，而工作环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调整。

在这个国家，怀孕和父母这个身份都会带来职业危机。

亲身经历过怀孕歧视的律师讷讷乌回忆自己曾经代理诉讼的女性雇员，她们即使怀孕了，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时也没椅子可坐。她代理的白领雇员受到的威胁则比较隐晦：分配大量工作，让她们承受不住；同事们“友善地”提醒她们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或是对她们挑三拣四，从衣服太紧身，到情绪状态不佳——说话声音大一点，脸红一点，他们就怀疑你得了产后抑郁症。

仔细想想，社会对于怀孕和儿童的态度古怪而荒诞，完全可以说是在漠视人的自然本性。

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育儿惩罚”的一部分。育儿惩罚是一套广泛的理论，指从事儿童养育的人所遭受的社会惩罚。这样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人类软弱的难以容忍，因此对这些响应人性需求的人也毫不宽容。

父母面临着特定种类的育儿惩罚——“家长惩罚”，也就是父母因照顾孩子在工作中受到惩罚。它并不只针对母亲，父亲也难逃其害。任何一个站出来说要休育儿假的父亲，都可能被雇主断然拒绝。

《一一》

跟女性不同，职场男性通常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迎来工资的大幅上涨的，但如果他们休了陪产假，往往就要付出职业上的代价。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休陪产假，因为休假会危及他们的职场地位。他们可能是对的。多伦多大学的副教授珍妮弗·伯达尔发现，那些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男性更容易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待遇。

家长惩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儿童保育服务的稀缺和高昂费用。对于那些努力维持或者过上中产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家长惩罚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成本更加高昂，日程安排更加忙乱不堪。

作为家长中的一方，女性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正如斯坦福大学谢莉·科雷尔指出的，雇主不太愿意雇用母亲，并且在升职加薪、委任管理岗位的时候也较少考虑她们。另一项研究发现，比起资质相同但没有孩子的同事，职场妈妈的年薪平均低了1.1万美元。

母职惩罚还体现在对职场妈妈心态的影响上。她们在蒙受了被劳动力市场拒绝带来的羞辱之后，会将社会对于育儿的鄙视和偏见内化，连自己都认为照顾孩子不值一提，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劳动。

《82年出生的金智英》

女性在怀胎时可能受到威胁，或在孩子出生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父母中的一人必须辞职回家带孩子时，那个人往往是母亲，否则她就会成天手忙脚乱、工作表现欠佳，被视为“失败的员工”。很多老板觉得，员工的小宝宝会影响全公司的生产力。他们把生育子女的员工看作“行走的负担”。

社会对于育儿假毫不留情的态度，对新手妈妈的打击最为严重，重返工作岗位的压力会给她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生孩子可以说是“职场毒药”，是你没有将十二分精力投入这份工作的明证。

当中产阶级女性雇员因过早生孩子而受到惩罚，母亲身份的污名化便表露无遗。推迟、计划和等待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常用词。但如果一个人连生育计划都要由雇主来决定，那这个世界真是是非颠倒了。

大AI时代

201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到2020年，消失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710万，其中三分之二出现在医疗、广告、公关、广播电视、法律和金融服务等行业领域的办公和行政工作。

机器人现在对高端工作也构成了威胁，包括那些一般通过人工处理信息来实现的工作。法律诉讼通常涉及成千上万的文件，律师和律师助理按小时收费，对其进行审查。文件审查一直是所有法律案件中最枯燥乏味的基础性工作，法律工蚁要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看其是否适用。

尽管工作内容通常麻烦而琐碎，但现在一份文件审查的工作可能就是法学院毕业生唯一的选择了。

即使能找到这样的工作，法律科技的急速发展也会挤压法律工作者的生存空间，令他们的薪酬水平下降。

一家文件审查工厂的前律师职员愤愤地将那里的雇员称为“文件猿”，她认为“机器人”软件服务导致文件审查工作的工资下降，而剩下的工作都位于不稳定又低薪的地方。

《何者》

“文件猿”现在的时薪通常只有17到20美元，同时却要背负最高可达20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他们一般都有法律学位。

以这类工作的招聘广告为例，一家名为商业智能协会的公司给近期的法学院毕业生和持证律师开出了20美元的时薪。这份临时性工作的内容包括文件审查、诉讼准备和援助类工作。这则广告还声称这份工作的额外好处之一是能保持“工作与生活间的良好平衡”。

一旦电子化搜寻系统变得更为精细，甚至连这些工作也会消失，它们还有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律师的收入会越来越低。

有时候护士的生存空间也遭受了机器人的挤压，护士工会认为使用算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为什么要在与患者和人事相关的决策上放弃人类的判断？毕竟这些决策会对家庭和个人心理产生影响，而这是机器人无法处理的。

在工作中，护士卡斯蒂略和同事们发现，有些涉及患者的事情是机器人无法觉察到的。用她的话说，那是因为患者需要人类的接触。

她所说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接触。“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护理工作至关重要。”这种关系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建立起来，这样患者才能获得所需的帮助。“人们将生命交给我们照顾，机器人有这样的同理心吗？”

正如卡斯蒂略所说，护士“是一家之主，而且经常需要撑起整个大家庭”。护理机器人同样威胁到了一个真正鼓励流动性、并且正在发展的行业。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随着老年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从2014年到2024年，对护士的需求将会增长16%。这是许多人跨入资产阶级的典型道路，尤其是对于女性和移民而言。

美国似乎对关怀工作毫不在意，而且剥夺了关怀工作者应得的金钱和尊重。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父母无法负担美国的生活，而它也为机器人不受限制地崛起奠定了基础。